那一年十二月學校長假的某一天， 先父的石刻店突然出現了一塊長長的石碑，上面有著不算太密但也不算短的碑文。從父親的口中，知道墓碑屬於一位叫「林連玉」的人。
父親對待那塊墓碑超乎尋常的認真態度以及那陣子報紙上關於他的出殯儀式和葬禮的新聞得知，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因為假期閒著沒事，也純粹想給忙碌的父親一點兒幫忙，於是煞有其事地拿起毛筆，逐字逐句地把碑文描上紅漆。
那時候，讀初中的我，對林連玉先生的認識是零碎和片斷的；即使把碑文從第一個字描到最後一字，所有的文字對一個年少無知的孩子來說，也是一堆無法激起任何感情的符號。
儘管念的是獨中，但也許是因為林先生在學校長假逝世，所以學校也不可能及時給我們提供「華教機會教育」。（印象中，學校在第二年開學後也沒有給我們進行任何的「補救教育」。）隨著林先生入土為安，報紙上關於他的新聞日漸減少，而自己也懵懵懂懂地長大之際，「林連玉」三個字於是就無聲無息地進入了記憶庫…… 研究所畢業回國後，我進入了董總行政部任職。塵封已久的「林連玉」三個字，自生活中「復出」了。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場合中，有無數次的機會，聽到許多華教前輩對林先生的崇敬；一些前輩每每說到「許多年輕人認識林憶蓮但不懂林連玉」時臉上所閃過的遺憾、惋惜甚至揶揄的神情，也歷歷在目。
每年的華教節，我們好多同事都會趕早齊聚在林先生的墓園參加他的公祭儀式，然後，沿著那不變的路線，驅車前往尊孔獨中參加「林連玉精神獎頒獎禮」。又忘了哪一年開始，董總行政部為了加強同事們對華教歷史的認識，安排時任首席行政主任的莫泰熙先生給我們上「華教課」；一些獨中也陸續開設「華教故事課程」。無論是在董總行政部給同事上課，或是在獨中給師生講「華教故事」，莫先生講課時一定會播放林連玉先生於1980年12月25日在他80歲壽宴上的公開演講錄影。
華教課的人格教育
猶記得第一次看到錄影片中的林先生用那和其佝僂之身不相稱的激昂聲音，向所有人送出他那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特殊回禮時，心和眼是同時間熱起來的；彷彿他就在眼前，奮力地向我們這些後輩進行人格教育……。再後來，因為看那段錄影片的次數多了，林先生的談話耳熟能詳得近乎可背誦出來（還試過刁皮地模仿林先生的福建口音，學他講話），我的眼睛已不再發熱。但是，每一次看，每一次聽，不知怎麼搞的，竟然都會不由自主地起雞皮疙瘩……
我想，認識林連玉、「接觸」林連玉是因為「應該」與「必須」——那是作為一位董總行政部職員的「義務」。我的華教意識，以及我對林連玉先生的認知和感情，也許就在這樣被重複「灌輸」、重複參加公祭和頒獎禮、重複起雞皮疙瘩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強化與鞏固起來。
離開董總行政部後，由於寫論文的關係，我又再一次地與林先生打了照面。不知道是否因為不再背負「董總行政部職員」的「義務」，還是因為冬天獨自在異鄉的清冷，又或許是時空的距離改變了人的視野，我在閱讀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注）的同時，想到的竟是林連玉。然後，我心中隱隱起了一些大概可名之為「自豪」（或「虛榮」？）的感覺——我的論文，除了可以引述外國的專家學者大師如弗萊雷，也可以有我們馬來西亞本土的林連玉。
弗萊雷說過：「對正義、自由、個人權利，以及在最弱小者遭受強者剝奪時捍衛他們的獻身精神的永恆承諾」是作為教師的一種「不容錯過的誓言」，我們的林連玉也說過：「吾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維護正義，樹立目標，不其然乎？」。 這一次， 我閱讀林連玉，引述林連玉，無關身份，也不是因為「應該」或「必須」，而是因為「需要」——在我直面獨中教育與獨中教師於國家教育體系中「不堪」的定位與遭遇時，我迫切需要一種堅毅的精神和支撐的力量，以便能從容地面對「不受承認」、「非主流教育和教師」的標籤，不亢不卑地當一位富有自豪感的獨中教師。
如果少了這樣的精神與力量，在這個對華教「不怎麼友善」的政治環境裡、對獨中和教師排山倒海而來的社會期待與壓力、不理想甚至不合理的教師待遇和福利，以及獨中校長教師「注定」要肩負的非教學任務（籌款、招生、宣教）等等種種未盡善的現實中，我不知道我們還能依靠什麼來堅持我們每天的教書育人工作與保護心中那容易變得脆弱的獨中教育理想。
尋找堅持的力量
您若問我「獨中老師一定要認識林連玉嗎？」無論您是真的困惑，還是質疑，甚至不屑，我無法告訴您「是」或「不是」，因為「林連玉」不屬於教育學專業知識的內容，也不是一種專業技能；您要不要認識林連玉也不是該由誰來告訴你「應該」或「必須」的問題。我只想與您分享我的個人體驗和感悟：當我決定了以獨中教育為自己一生的生涯選擇，我就必須清楚知道這個選擇對我的意義，以及，我可以從誰和哪裡尋找我堅持的力量；而林先生無疑留給了我豐厚的、富含生命力的「教育文化遺產」。
我們獨中老師獨特，不只因為我們的身份特殊，更是因為我們有任何師範大學或師訓學院都無法提供給我們的專業精神養分，那就是林連玉先生活生生的師德典範—「頂天立地、堂堂正正、不變節投降、不垂頭喪氣、不逃避走開！」更重要的是，當華教界紛紛擾擾，領導人素質和擔當能力令人搖頭歎息時，我不會迷亂，因為我可以根據林連玉先生的言行來界定一位真正的華教領導人所應具有的素養；當新紀元學院的年輕學子們在嘗試了所有管道都無法見到董總領導人，轉而到林連玉墓園向他老人家平靜地表達心聲時，我深感欣慰，因為他們仍舊相信「林連玉」——而不是別的人或物——是他們可以寄托對華教最後的（即便不是僅存的）希望所在。
只要這份希望還在，只要「林連玉」繼續發揮表率作用，只要我們以及更多的人繼續以林連玉先生所信仰的「民主、正義與公平」為我們的價值引導，我們就不致於迷失華教與獨中教育的前進方向。如此而已。
註：保羅.弗萊雷（1921-1977），巴西著名的教育家，畢生致力於掃除文盲與培育被壓迫者的批判意識與行動能力。著有《被壓迫者教育學》（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等書。黃禎玉 – 28-12-2008 本文载自《東方文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