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8时正至晚上9时50分
地点：中国福建省永春县归国华侨联合会8楼会客室
受访者：林建春
访问者：李亚遨
旁听者：刘志文、姚丽芳、黄荣庆、林顺康、徐威雄、林嘉年、康碧真
记录者：陈玉雯
今年4月6日，林连玉基金组“林连玉先生在中国活动遗迹考察团”，到林连玉的故乡永春、厦门等地进行考察。此行目的除了拜访林连玉在永春的家属、当地政府及文教单位外，也要发掘林连玉的事迹、搜集文物资料、做口述历史等。
行程首站，我们有幸在下榻的永春鸿丰侨联大酒店与林多才（林连玉次子）的长子，也就是林连玉的长孙林建春先生碰面并进行访谈。访谈以林连玉基金副主席李亚遨先生为主要提问人，并在其他团员陪同下进行，在此也感谢永春县侨联会借出会客室让访谈顺利进行。
家庭背景及状况
林建春出生于1955年11月30日，今年64岁，曾任永春县文化及体育局局长。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也曾到访马来西亚五次，与已故尤培胜先生熟悉。尤先生曾任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秘书长，2000年出任林连玉基金董事，因熟悉永春乡里，扮演起林连玉基金与林连玉中国家属之间的联系桥梁。2005年在他的促成下，林连玉基金首次组团赴永春拜访林建春，收获丰富，取得林连玉的家书复印本。林建春曾于2009年受邀来马，出席祖父林连玉的公祭及华教节活动。
谈及林连玉长子林多欣，林建春表示只从父亲口中及祖父家书获知一些。林多欣早年被林连玉带到吉隆坡，最初在硕莪厂工作，后转行当渔夫，于1962年出海打鱼遇难逝世。林建春的父亲林多才（林连玉次子），1930年出生，已故。解放时，受其族兄，即永春县宣传部长林多速的推荐参加新中国工作，并当了小官，历任公社书记、邮政局长、税务局长等。林多才育有三子，林建春是长子，次子林耀春，幼子林辉春。林连玉的幼子林多文定居陕西韩城，育有二子一女, 为退休电机科工程师。2015年，82岁高龄的林多文与妻子迟淑莲首度偕其长子林林和孙子林汉雄，一家三代来马参与林连玉先生逝世30周年公祭。
林连玉生长在传统的乡绅之家，有五个兄弟、二个妹妹[1]。林连玉85岁去世，其五弟95岁去世，中间三个兄弟三四十岁就早逝了，两个妹妹则活到九十多岁高龄。林连玉的五弟曾任国民党永春县的县委书记，也曾任永春县的银行行长、区长，他和孩子后来移居厦门，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打击。林连玉的妹妹，一个叫林子贞，三十年代在集美女师范毕业，后来在福建教书，目前她的子女在厦门同安；一好像叫林子华，移居台湾，听说她儿子是台湾旺旺集团的董事。
林建春说，《永春县志》上记载其祖父林连玉及曾祖父林奉若；至于林连玉的祖父林以仁，不知什么原因而没有被写进县志。[2]林以仁是前清的岁贡生。林建春小时候去过祖屋“一经堂”，屋前有很高的旗杆，古时只有有名望的人家才能竖旗杆，门口还有一个大池塘，现已填平，说明了林连玉家族的地位，也算是乡里名门了。林连玉的父亲林奉若与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关系密切，他晚年好佛，在普济寺后山建屋隐居静修。弘一法师到闽南永春时期，曾在那里闭关，由林奉若供养法师，彼此亦有书信往来，可惜大部分书信已经散佚。
林连玉与父亲较为疏远，与祖父更为亲密，林建春猜想也许是在个人志向和婚姻问题上父子产生矛盾。林连玉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而不是自由恋爱。关于林连玉的发妻，家族所知甚少，只知道叫尤春，同是蓬壶人，约于1939或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永春发生鼠疫而过世[3]，留下了三个儿子。林连玉作有十首悼亡诗纪念发妻，感情深厚。林建春认为，因其祖父感念到自己在外闯荡，三个小孩都靠发妻一人含辛茹苦养育。
对于林连玉的印象，林建春表示并没有见过祖父，主要是通过父亲及家书略知一二。其父亲也与林连玉聚少离多，没什么特别记忆，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林连玉曾回过永春一段时间。这是林连玉的三个儿子自懂事以来，与他唯一一次的相聚。一方面也因抗战胜利后客观环境允许回国，于是他决定回乡看看。林建春说，随着曾祖父辈的相继去世，整个家族就逐步衰败，有的跟共产党走了，有的走国民党的路，就像小说《家》、《春》、《秋》般，从繁荣富裕走向没落，一人一路，甚少往来。林连玉感触良多，因此经常和林多才通信，维系感情。
1946年林连玉回到永春时，长子林多欣18岁，正值叛逆期，估计就是那时候被林连玉一同带到马来亚。由于从小缺乏父母看守，父子关系不好，林多欣后来只身离开马来亚去了印尼，在印尼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他曾回过马来亚与林连玉见过面，大概三十来岁就早逝了。林多欣留下三女一子，生活过得很苦，不谙普通话，只会闽南语，加上父亲早逝，因此跟祖父林连玉及中国亲属基本没联系。林多欣的次女和丈夫在新加坡，其他则在印尼的吉里汶（Karimun）；长女今年刚去世；一些子女今年三月才首度从印尼到永春探亲。2015年，林多文的长子林林在族亲林士提通过马来西亚族人林纪顺，才联系到林多欣之子林士丘。
家书及其保存
林连玉的家书主要是由林多才所保管，之后传给其长子林建春。家书得以保存下来，不得不归功于林多才。林多才是大学生，了解林连玉家书的价值。可惜有部分家书因为某些客观因素，导致家属无法完整保留下来。
据林多才的说法，林连玉家书从1960年到1985年他逝世为止，“近三百封”，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进国所说的“四百封”，明显有出入。林建春认为两者皆没有错，因为家书持续二十五年，不同时期邮寄方式不同，会计算出不同数目；有时候一封家书当中夹杂了好几封信，不同算法得出的总数不尽相同，比如林连玉给林多文的信，一般上是附寄在给林多才的信里，再由林多才转交。因为林多文当时被打为右派，他的工作从东北到宁夏，又到陕西，这些地区和南方不同，闽粤一带有海外关系实属正常，林多文却因有海外关系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林连玉担心会连累他，只能通过林多才传达消息。林多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斗和关押，家书和工作日记都被没收。现在保留的是政府退还回来的，并不完整。
林建春对祖父的印象除了来自父亲，就是一封封家书了。当时普遍认为在国外的亲人过得比中国好，因此林建春小时候给祖父写信时，老是向他要东西，比如钢笔、手表、衣服等。林连玉疼爱孙子，但都会提出要求和条件，希望他好好念书。林建春记得唯一一次要求得到满足，是他七十年代初十五六岁上中学时，当时T恤衫刚刚在中国面市，他非常喜欢，于是要求祖父买一件给他，林连玉果然从马来亚寄一件过来。
林建春认为，林多文或其他人都应该没有保存到家书了。比如老家那里有一位祖父的好友，祖父什么事情都委托他、给他写信，但这个老人家已经过世，他的儿子也不会保存这些书信。林建春的老姑，林连玉的妹妹林子贞，几年前去世，他们兄妹有过一些矛盾，两人很少联系，即便有书信往来，相信也很难保存下来。目前这些家书是林多才整理后，一叠一叠包裹起来，收藏在一个皮箱里。林建春说他父亲对祖父的感情深厚，他回忆起一件趣事，他听母亲说生下他这个长子时，林多才去医院只看了儿子一下，也没有准备食物给她，就马上跑回家写信给林连玉报喜说他当父亲了。
来自中国官方的关注
根据家书记载，1960年代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后，家属曾建议他回中国居住，林建春娓娓道出当中的情况。原来1962或1963年的家书中，曾提到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曾写信给林多才，要他转达中国方面鼓励林连玉坚持下来的信息，政府也曾招林多才到福州或厦门谈过。若林连玉选择返国，可安排到华侨大学执教，当时的校长是廖承志。林连玉在信上曾说，只要一天没有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就会留在马来亚继续为华教抗争。家属虽然希望他回国，却对他的决定感到敬佩。林连玉是以一种高度来作出选择，不为了过安逸的生活，而放弃在马来亚为华文教育斗争。
林建春说他亲眼见过官方给祖父写的条子，署名者相信是廖承志的属下。内容大意是要父亲写信转达祖父，要他坚持斗争到底。李亚遨认为，中国方面给予林连玉的关怀，可能是通过当时大马华社重要社团领袖李延年传达。李亚遨当场念出1976年7月24日林连玉写给林多才信中的一段话：“以前我曾告诉你，外间人士的谣传延年是我的大力支持者，其实我受过延年的帮助是最少的，这便是他怕受累的表现。不过他的内心对我十分尊敬，我是瞭解的。我想，在资本家群中，除了李光前、陈六使以外，他应该是第四个最尊敬我的人。他曾告诉我，廖承志告诉他，如果我归国，可获得如尤扬祖[4]的安顿。这是十余年前的事了。”这封信写于1976年，十一年前相当于被褫夺公民权时期，印证了中国政府对林连玉的关心。姚丽芳认为这点并不奇怪，因为林连玉的同学、朋友、在尊孔的同事、学生等，回到中国后有些在政府单位担任高职，比如梁披云[5]以及曾官至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6]等。林建春说，1961年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中国正好经历“自然灾害”[7]，饿死了很多人，生活过得很苦，包括林多才那些堂兄弟们及他们的孩子。林多才因为是共产党干部，生活稍微好一点，但还是穷苦。林多才所以被定为走资派，主要是当官的背景，并非因林连玉的关系而被认为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
故居“一经堂”及活动遗迹
林建春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祖父故居，父亲出来工作后就一直辗转于其他乡镇，后来母亲到蓬壶镇的医院工作，一家才在蓬壶镇安家，距离西昌村老家三公里左右，跟老家的联系才频繁起来。老祖屋“一经堂”是林连玉祖父林以仁所建，可惜曾被洪水冲掉一半，大厅那一半还在。“一经堂”后方有一间更老的房子，是太祖辈建的，经政府整修后改成西昌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林家出过不少具有名望的人，政府曾经打算重新整修“一经堂”，包括普济寺后方林奉若所建、弘一法师住过的屋子。目前整修“一经堂”面对的问题，一是房子失修太久，需要资金和技术；二是这座房子是先辈建的，家族成员拥有产权，若要整修，必须得到所有产权人的同意，林建春说，目前村委领导正在做协商争取的工作。访问时也在场的林连玉基金主席刘志文认为，林连玉基金可以以民间团体的角色，从文化资产保存的角度，呼吁中国政府关注“一经堂”。
和林连玉相关的历史遗迹，除了“一经堂”、普济寺后方山腰的小屋外，还有林连玉祖父修建的蓬壶镇壶口桥、林连玉曾经任教的永春太平小学及厦门大同小学等。原本在蓬壶街上的陈坂桥已经被拆掉了，林连玉祖父林以仁重修的壶口桥和碑记还在。壶口桥修建过几次，现在的新旧两座分别是八十和九十年代重新建的。大同小学目前尚在，太平小学校名还有，旧址校舍已经没了。林连玉家书中曾提到他在太平小学时参加乒乓比赛获得亚军，得到一个奖牌，林建春表示没有看过这面奖牌，已经不知所踪。此外，林连玉曾在厦门中街姑丈经营的永丰参行当过学徒，林建春表示不了解这间中药店现况，他说祖父因为当过中药店学徒，因此懂很多中药、土方，也会给人开药方，家书里有很多药方。
提及林连玉家族的祖坟，尤其家书（1963年）里提过“太祖母”坟墓在仙洞山，林连玉曾为其写过墓志铭。林建春说他十三四岁时，曾随父亲与家族一起去扫墓，是他唯一一次去祖坟，只知道是在仙洞山后，祖坟的具体位置不记得了，大概在山脚处，不过好像都拆掉了。还有另两座祖坟，一个可能是曾祖父的，跟林建春祖母大致葬在同一个地方。以前一般人家的祖坟是在家附近，林奉若是个有学问的人，又是懂得天文学和易经的乡绅，所以祖坟都很讲究风水，葬得比较远，比如林建春祖母的坟墓，离西昌村老家快三十里，且是在山上，连墓碑都没有。
趣事与个性
林连玉原名林采居，闽南语读音如同“菜猪”，颇为不雅，因此在三十岁那年改名“连玉”。2015年，林多文来马接受访问时透露，父亲改名“连玉”，为的是纪念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牙医，这背后是一段爱情憾事。林建春表示，也曾听父亲说过同样的故事，父亲还偷偷去看过这名女牙医。李亚遨说，这说明了林连玉是不拘一格的性情中人。他举例，林连玉曾和教总同事一起去瀑布游泳，他们打赌谁敢裸泳，结果林连玉第一个裸身跳下水，可见他不是一个古板无趣的人。林建春认为这就是人性，林连玉也和平凡人一样，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
林建春认为，当年祖父被褫夺公民权而毅然留下继续为华教斗争，虽然在法律上是输了，实际上却稳住了华教的抗争。林建春说，祖父林连玉倔强不妥协的精神，也许是家族遗传的性格，包括他高祖父林以仁、父亲林多才和他自己也同样倔强。
结语
访问尾声，林建春对马来西亚朋友对华文教育的坚持表示敬佩，他也感谢大家对他祖父的关爱和宣扬。他表示，林连玉一介书生挑起维护华文教育的重担，谁对谁错，历史可以证明。同时，他希望马来西亚政府能够做到民族和谐，一视同仁，承认华文教育、承认林连玉的贡献，这不仅对华社是好事，对整个国家都有利，国家的经济和整体发展会更进一步，他也祝福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蓬勃发展。
林建春先生的访谈，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林连玉的家族背景和故事，也把之前零零碎碎的片段给整合、连贯起来，很多事情也得到了证实。在此感谢林建春先生接受访问，提供我们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1] 林连玉实有三个妹妹，即子贞、子华、子实；二妹子华自小送乡亲抚养。
[2] 陈进国博士〈士的精神与家族教化——以林连玉家书的记忆书写为例〉一文提到，林以仁在民国版《永春县志》被列为“乡贤”。
[3] 根据《永春美山林氏族谱》（1996年，页129）载，尤春“……卒民国丁丑年五月二十七日寅时，年三十六……”。民国丁丑年，即1937年。
[4] 尤扬祖（1892-1982），永春县达埔镇延清人，1914年到新加坡，1922年移居印尼经商，是著名爱国侨领，曾任印尼望加锡中华总商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在印尼组织同侨募捐支援中国抗日。1953年回中国定居，历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5] 梁披云（1907-2010），生于福建省永春县，卒于澳门，著名诗人、国学大师、书法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历任泉州黎明高级中学、荷兰棉兰苏东中学、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中学、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国立海疆学校校长及吉隆坡《益群报》、印尼《火炬报》总编辑；曾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全国侨联顾问、澳门归侨总会创会会长、澳门福建同乡会会长、华侨大学副董事长、黎明大学名誉董事长、厦门大学名誉教授等。1930年代曾经在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与林连玉同事。
[6] 梁灵光（1916-2006），福建省永春县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参加中共秘密组织上海抗日青年团，同年6月，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组建了“雪兰俄邦反帝大同盟”、 “华侨抗日救国会”、 “左翼作家联盟”三个进步团体并担任主席。“七七事变”后回国，在苏北参加抗战，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警卫团团长、游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旅长、参谋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省长、暨南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代表、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7] 中国由于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1958年至1962年期间发生全国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8年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