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连玉先生所有的著作中，当以他的回忆录最为重要。林先生在世时不止一次说过，“我最重要的著作是《回忆片片录》”。当然，林先生所说的《回忆片片录》，不仅指1963年出版后被禁的那本小书，而是1960-1964年间他撰写的，被冠以“回忆片片录”名字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稿共十六册，二十多万言，都是用普通学生练习簿直行书写，现在完整保存在林连玉纪念馆，成为纪念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
《回忆片片录》内容涵盖林连玉先生从1946年的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到1964年的调查庭，前后十八年的风雨事迹。那段时期是马来（西）亚争取独立建国的最关键时候。二战后备受战争重创的英殖民者虽然卷土重来，可是面对东南亚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压力，以及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需要,被迫要调整对本地区的外交及防务政策，就是所谓“非殖民化”了。马来亚独立可期，可是英国人谈判的对象却是马来贵族精英；占据马来半岛一半以上人口的华印族群竟被排除在大门之外。这是不折不扣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局面。就在那个紧要当儿，林连玉先生挺身而出，领导华人社会争公民权，争语文权利，争母语教育。
《回忆片片录》是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纪实。林连玉先生在《回忆片片录》（第一集）〈自序〉说：“马来亚独立前后十余年间，实为激荡期，蜕化期，一切未纳正轨。攘夺、排斥、歧视、波诡云谲。我适于这时，献身为公众服务。我所致力争取的，是民族平等，语文平等。那知阻难重重，挫折难免。但真理所在，义无反顾。我深信目标正确，历久弥彰，最后决然实现。愿以我的回忆录，留作未来的印证。”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说的却是关系族群利益、国家前途的大事。黄润岳先生在该书〈代跋〉中说，“林子为史者，为学人，以春秋之笔，贬褒无忌。言者以义，诘责难免。较之时下之歌功颂德阿谀谄媚，泾渭自分，清浊易见；固不可同日而语也。唯义之所之，是之所向，则有‘不义’与‘非’；一经点明，真情毕显，无法饰掩，无所逃遁。《教师杂志》能否刊登林子之文，已难逆料；盖条令法规之外，尚有其它麻烦，仍足制吾人不能畅所欲言也。”又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人生快事。锦衣夜行，已属可悲；锦衣而必藏之于箧，复曷可言！复曷可言！”“余仍望此书能继续出版。果须藏之名山，而又无人可‘传’，以林子之旷达，想不过喟然而已。噫唏！”
果然，《回忆片片录》（第一集）一面世即招致政府方面的刁难，首先是书局被警告不得代售。接着，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在志期1963年8月24日的宪报宣布，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第22条禁止印刷、出版、销售、发行及拥有《回忆片片录》。连带九期刊载林连玉回忆文章的《教师杂志》亦被列为禁书。于是，怎么保存这珍贵的回忆录文稿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林先生在上述〈自序〉曾经透露，“我已誊录三分，自己保留一分，其它两份，分别珍藏。希望在我作古以后，遗失其一，尚有其二，遗失其二，其一幸存。”据黄润岳先生，林连玉先生是“托孤式”要求他保管，并交代只能在他死后才能出版。“他这十六册原稿的保存，煞费苦心。在连玉在世的时候，有人向他要求想看看，他的答复是‘你去问黄润岳’。到了真正有人来找我时，我的答复是‘你去问林先生’。” 又说，“临危受命，我只好格外小心保存，从新加坡运到英国；从英国带来加拿大；又带回马六甲，便复印了两份副本。”“为什么复印两份呢？那位主持其事的朋友自己要想保存一份。他知道那本已经出版的《回忆片片录》是禁书，却又惊又喜又恐惧的要收藏这份珍宝。”
今天我们看到《回忆片片录》手稿，可以想象它的近似传奇的经历吗？当然，那是比较久远年代的事情了。不要说互联网还未诞生，就是影印机也还未流行。黄润岳先生曾经提到，他接手主编《教师杂志》后如何促成林连玉先生写回忆录。“常常劝林先生提笔写自传，写教总历史，写马华教育史。”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林先生开始动笔写回忆录之前几个月，就是林苍祐领导的马华公会改革派与巫统摊牌正闹得凶的1959年7月，林连玉先生曾经先后接获两封秘函：一封来自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警告不可藉任何会议向政府施压；一封来自所谓“雪兰莪维护华文教育联谊会”，恫言要以“自杀”或“被杀”的方式置他于死地。林先生在家书里曾经透露，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曾经写过遗嘱，说明此事若发生，他会怀疑是某批人所为，方便破案。完成于那个年代的《回忆片片录》，或许可以被视为林先生为后人留下来的另类遗嘱！
（稿于2014年五一劳动节）
本文原刊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试刊号）2014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