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955年出生的马来人Ahmad Shauki曾在Quora发表他的看法（https://www.quora.com/profile/Ahmad-Shauki-1/posts ）：
“在我成长的年代，马来人从不自称为‘土著’，也从不把华人印度人称为‘非土著’，大家都是平等的‘人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土著’。”
长久以来，国家格局受到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及其后续方案的局限和影响。这些政策初衷原是为了提升土著群体的社经地位，但现实中的实际执行运作却造成种种制度上的偏差，严重影响国家资源分配、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教育方面，过往的公立大学固打配额，和约十多年的Matrikulasi、ASASI、MARA教育体系、各种奖学金政策，制造出制度性教育偏差；经济方面，各种辅助计划和政策在公务部门就业、公共项目、商业执照、股权持有等领域为土著创造了制度性优待。
面对这些种种挑战，华裔社群没有放弃持续进取或自甘堕落，而是发展出自己一套方式来应对。
在于教育，华社有私立华文独中系统、“半私营”的华文小学；在于经济，中华总商会和各种乡团组织促进华社在商业的福利；在于政治，华裔大多支持希盟和行动党倡导的多元种族主义和消除种族歧视政策。
但这些自我保护、自力更生、捍卫母语教育的应对和生存策略，却让华裔普遍被马来社群 – 尤其是巫统政治人物几十年来（以及近年加入此论述的伊斯兰党） – 误读为“拒绝融入主流”、“带有种族动机”、“威胁马来特权”和“阻碍国家团结”的观感 – 即便是华社的教育系统都开放给所有国人、都使用教育部批准的课程内容。
要解决这比缠脚布还长、还臭的社会裂痕问题，政治领袖和公民社会必须启动无比勇气和努力，超越相互指责，去正视问题根源。
我们需要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领袖们必须回归宪法去解读、制定和执行政策，不选择性的运用和解读“宪法153条款”和“社会契约”（以突出“马来/土著特权”，同时却淡化宪法第8和12条文有关公民平等和不歧视他族的事实）、不恶意滥用这些条款或契约来指控他族的“不团结”（通过制造各族群间不和谐来巩固自身政治利益）、不把“固打制”宣说为宪法条款明文规定（因为这只是政府在宪法框架内、特定有所需求的时代下制定和选择的政策）。
我们需要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学校、领袖、公民组织必须把“我族”和“他族”的对立转为“我们共同面对挑战”，让所有学校都培养年轻子弟们“我们”的共同、凝聚国家认同，同时在民间创造更多交流、对话和共享空间，鼓励更多跨种族、跨学校、跨组织的活动，以化解彼此间的心病和怨怼，建立彼此间的信任、打破“懒惰、狡猾、堕落”等各种族群的刻板印象，促进彼此间的理解和情感。
我们需要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领袖们必须拒绝种族煽动政治，政府应严正追究这些政客的责任，全国上下必须重新面对面的认识彼此，支持那些致力于搭建沟通桥梁的人民保姆、而非制造分裂的卑鄙政客，我们也需要重新协商以公民平等为核心原则、没有次等公民、没有制度性歧视、只有以“需求”为基础的“新社会契约”。
这是唯一的道路，一个通往真正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唯一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