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成立的“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俗称“三大机构”），早被人所淡忘，去年恰好70周年，本期特作焦点专题，以为历史补记一笔。林连玉与这组织的关系密切，不只在他任副秘书要职，还在于他扮演了三大机构促成者的角色，期能寻获政党之翼助。本期邀请了何启良为这段历史作一梳理，作者用他所擅长的“以人传史”之手法，于三大机构中各举代表人物作讨论，其中温典光、陈济谋二人是久被忽略的人物，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读史视窗。
李亚遨则从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典藏的档案（目前转藏于华社研究中心），指出这批史料的重要价值，以及与早年所见记录的互补，进而厘清一些史实的面貌，适能与何启良的文章参读对照。甘德政则讨论当今政党霸权崩溃后，华教与政团之间该采取什么样的关系与对策。这其实与三大机构的兴亡是同一个问题。历史就是教训，反思三大机构历史，对今日华教团体将有所借鉴。
本期专题由庄华兴赐稿，讨论英殖民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亦离不开华教与政治之间的纠缠。这是殖民当局对华校（及淡校等）性质作定位，对官方处理华教与教育决策起着主导作用，却不知为何会长期被学界所忽略。本文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也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史料方面，徐威雄从一篇五十年代旧文中，推论林连玉“华教战士/斗士”之称号，乃由左翼群众所命名，依然是一种华教与政治关系的议题。综合来看，林连玉还在世的五十年代，从右翼精英到左翼群众都给予了他极大肯定，这在华族史上并不多见，最终还是印证了得道者多助的那句老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