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史的论述，几乎海内外的说法都相当一致地认定“有史迹可考据”的第一间华文私塾是于1819年创立于槟城的五福书院。事实上这是一场误会，源于1980年代董教总人士对于这段华教历史的误读。关于这一点，郑良树教授在他的于1998年出版的巨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中，曾经以三页篇幅进行了很详尽的讨论。他说：
“此说最近颇为流行，而且几乎成为定案……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并点出问题出在1950年代槟城老教育家、《槟城散记》作者邝国祥下面的话：
“本城吾侨社团，约两百余单位，其中最早成立者为谢氏宗祠……。其次为五福书院，成立于嘉庆二十四年，与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同时……。譬如五福书院（今牛干冬商务校址），其原日地址，就是现在义兴街那所古色古香的慎之学塾……”
郑博士接着说：说五福书院成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显然与上引〈重修五福书院小引〉不合，邝说恐怕有误。邝氏行文之中，屡屡以后来新取“书院”之名，称呼旧日的“堂”，而且，又说五福堂原址就是今日的慎之学塾，所以，很容易启人误解，以为五福堂本来就是五福书院，本来就是一所学塾，并且创办于1819年。
又引述邝文说：“我以为在往日，这‘五福书院’，必为一所如爪哇的明诚书院、星洲的萃英书院同性质的私塾，不过年深月久，无人继续办理，遂一变而为联络感情的会馆了。故在马华教育史上言，五福书院当为马来亚最早设立的华校。……不然，我们的先辈为什么把联络感情的会馆，安上‘道貌岸然’的书院之名呢？既然是书院，为什么会变成会馆呢？这就如刚才所说的，无人继续办理，或者学子不多，师资难得，遂致停办。……话虽如此说，但我人总不能确实断言五福书院为学塾，只好存疑。”
郑最后评论说：根据堂内所藏最早的一块碑刻来看，原名叫“五福堂”；“五福书院”之名，始见于后期的两方碑刻；所以“堂”在先、“书院”在后，这是可以肯定的。邝国祥没有见过碑刻，只凭想象，所以颠倒来说，卒造成误会。……其实，邝也知道他只是臆说而已，可惜后人将他的话当真了。[1]
紧接着郑博士，过后再有槟城历史学者郑永美在《星洲日报》（2000年7月30日）发表〈是私塾还是乡会？五福堂非华教起源〉的谈话[2]，指出：“在心存疑窦下致力钻研，如今确定了依据现有可考证的文献和遗物，根本不能佐证五福书院是大马华教的发源地，而且发现它的创办年份，有迹可循的是1857年，比1819年迟了38年。……五福书院一来不是私塾，实为一所乡会，二来可追溯的创立年代是1857年，缺乏确凿证据如地契说明它拥有181年的历史。”谈话中并引述南洋史权威颜清湟博士的说法，即大马华教的发源地是在马六甲。他在《新马华人社会史》写道：“我们不必去考证新马区的第一间中文学校是哪一间，但可以肯定的是，1815年前后，马六甲已经有三间由基督新教士创办的中文学校。”[3]又引述收藏南洋史料最丰富的学者陈育嵩，在《椰阴馆文存》的一篇〈马华教育近百年史结论〉这么说：新加坡萃英书院（义学）成立，这是第一所华人共同设立的教育机关……，34年后，1888年，槟城南华义校开办，可惜不久后便停办了。陈在文中完全未提及五福书院作为私塾的存在。
邝国祥语焉不详造成误解
尽管学者有此努力，由于董教总在华教界的权威地位再加上先入为主产生的作用，造成已然酿成的错误难于改变过来，以致事过多年后，今天仍有研究者要一再的提出这个误读历史的问题。今年1月6日，就有张少宽先生在《光华日报》发表〈是私塾还是会馆——五福书院待商榷〉，其专栏开宗明义说：“多年前，记忆中好像是董教总机构出版过一部有关全马华校的刊物，里头谈到五福书院，并誉为全马最早成立的华校。我当时立即致电怡保该机构的人，指出这段话不确实，会误导读者，并提出一些证据，希请纠正。”而在我们筹备本期《通讯》的时候，又有华研前负责人程道中先生来电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董教总方面应该主动纠正错误，以免继续误导人。
然则，回到邝国祥的问题，“我们的先辈为什么把联络感情的会馆，安上‘道貌岸然’的书院之名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后来也弄清楚了。王琛发博士在2000年在中国漳州发表过一篇很精彩的演讲〈清末民初新民教育对马来亚华人意识的影响〉[4]，他说：
“……很多人谈到华文教育都会谈到马来西亚1819年有个五福书院，认为那是中文教育的开始……翻一翻英国的档案，我就发现到五福书院最早的时候是以五福堂的名字去注册，结果被英国政府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本来是秘密结社。我后来再到那里面看它的神主牌，然后我照着一大堆放在那边的神主，很笨的逐个对照对照英国人资料上的秘密结社党人名单，一比之下，哇，这个书院里的学生全是学‘诗词’的。我为什么说他们都是学诗词的呢？因为秘密结社有很多内部传授的诗词和手势，党人互相认可身份，都是依靠诗词内容和手势符号作为暗号。他们是另类的中文系，专研诗词和符号学。这些先人神主，上边的名字，几乎都是来自当地天地会支系的海山会党。”
“……再后来，我又从中国清代广东官方文献发现到乾隆年间广州府严禁宗姓结盟，除非真的是互有有血缘关系，否则就无法建立联合的宗祠。清朝的广东政府取缔非血缘结盟，就是要防止他们结党乘势，包括支持城里乡间的互相械斗，或为乱党所用；而上纲上线的理由是这些非血缘结社‘破坏伦常’。那些没有办法结盟的宗姓组织，为了增大自己跟别人斗争的实力，它们就托称为书院，告诉当时清朝政府，这是给他们世子读书的地方。……这种以‘非血缘’模仿宗祠，是拟血缘结义兄弟的共同祠堂。如果现在你去看那些高中课本，说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学校，那是错的；它根本是依广州府人的方言纽带而形成共同福利的会党，由会党祠堂回应着社会变迁赋予他们更新历史任务，进而演变为维护广州府人在当地共同福利的/会馆。”
林连玉纪念馆对早期历史的处理
带着以上的认识，林连玉纪念馆于2014年筹备“百年华教史诗传”展区内容的时候，对于马来半岛早期华文教育历史的处理，即以颜清湟博士的马六甲起源说为根据，如下表呈现者。希望本文这样的整理有助于此段历史的澄清。
[1] 郑良树以上引文，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年），页3-6。
[2] 郑永美谈话报道原本链接http://www.sinchew-i.com/special/relics/ssr14.shtml?ssr1401.html，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3] 此说与1820年出版的教会刊物《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的记载有所出入。原记载是说：“约五年前据说马六甲有八所供福建籍孩子念书的华校，收容约150名学生，以及一所广府学校，有10或12名学生。”
[4] 王琛发讲话链接：https://goo.gl/Kf41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