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泓（2021年林连玉青年公民学程学员）
自由非免费（Freedom is not free），这句话浅显易懂，却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其中深意。即便马来西亚如今拥有相对完整的宪政民主制度，人民在各方面的自由度依旧未见起色。二〇二〇宏愿年已是惨痛的过去，马来西亚非但未跻身先进国行列，甚至还处于民主倒退、威权复辟的转型阵痛期。新闻媒体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系作为一种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权组织，用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新闻和言论自由与否，亦可作为参照一国自由度的指标。
国盟政府执政后，强力打压、管控媒体，马来西亚在二〇二一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因此下跌十八位，排在第一一九名，情况不容乐观。究竟我们距离自由有多远，还有什么可做？兹援引哲学中有关自由的三种概念，审视大马媒体与“自由”的距离。
不受阻挠的自由
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所谓自由就是不受阻挠（non-frustration）。所谓阻挠，就是想要的那个选项，因他人或外力以至无法实现。不受阻挠则是说，有办法做到想要的那个选项。对霍布斯来说，自由只取决于想要的那个选项是否可行。
回到媒体的语境，我们可以设想，若马来西亚媒体都是政党机关报，作为政府的宣传机关，仅需专注报道无伤大雅、歌舞升平的内容，自然不会遭遇政府“阻挠”，就能享有霍布斯所谓不受阻挠的自由。但是，如此媒体环境能孕育出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吗？顾炎武曾言：“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若我国媒体沦落至斯，清议之风荡然无存，固然可以获得不受阻挠的自由。然而不受监督与制衡的政府，必将手握绝对权力因而绝对腐败。
不受干涉的自由
另一位英国政治哲学家柏林（Isaiah Berlin）则批评霍布斯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不只取决于想要的选项是否可行，而是可能的选项未受阻碍。他以“门”比喻选项，主张一个人的自由取决于有多少道门开着，开了之后又有多少路可以走。这就是他提出的自由作为不受干涉（non-interference）。所谓干涉，是指他人夺走一些原本开放的选项。就媒体而言，干涉方式包括直接和间接对媒体施压、威胁，审查新闻内容。
譬如去年七月，《半岛电视台》因拍摄一支纪录片，指控马来西亚政府在对抗新冠肺炎期间恶待无证移民后遭警方调查，该纪录片的孟加拉国籍受访者拉央卡比（Mohd Rayhan Kabir）也遭遣返回国。又如总检察长依德鲁斯（Idris Harun）同年六月十五日入禀法庭，指控五名《当今大马》读者留言“贬低”司法体制，因而起诉《当今大马》及总编辑颜重庆“藐视法庭”。今年二月，联邦法院宣判《当今大马》藐视法庭罪成，重罚五十万令吉。由此可见，《半岛电视台》和《当今大马》毫无免受干涉的自由，因其报道的“门”已被关闭，普罗大众的知情权也遭干涉。但是，设想今日这两家媒体都开始自我阉割，选择不报道政府恶行，审查读者留言，也因而避免政府干涉，我们会认为这些媒体享有了完整的自由吗？
不受宰制的自由
承上所述，即便政府选择不干涉、不阻挠媒体作业和新闻内容，但其作为在领土内合法垄断暴力的实体，媒体依旧得在国家机器的阴影下运作，政府随时可以插手干预。故美国政治哲学家佩迪特（Philip Pettit）认为，柏林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有所不足，因为上述这种不自由即体现佩迪特认为的“自由是不受宰制” （freedom as non-domination）。所谓宰制，是指有能力任意干涉。任意干涉则指能够毫无代价，或以些微不足以吓阻的代价，让别人失去原有的选项。自由作为不受宰制，是指没有人有能力任意夺去你原有的选项。
显然，马来西亚媒体无此不受宰制的自由。无国界记者在题为〈回到骚扰、恐吓和审查〉的简评中提醒，“政府可以依靠严厉的立法手段来压制媒体自由，其中包括一九四八年《煽动法令》、一九七二年《官方机密法令》和一九九八年《通讯和多媒体法令》。根据这些值得彻底改革的法律，当局对出版许可证有严格的控制，记者可能因煽动罪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即便是政党控制的报章如《星报》、国营电视（RTM），只要报道内容不合政府之意，旗下新闻从业员依然面对警告或开除的风险。由此可见，这些恶法就像悬挂在马来西亚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是政府对媒体无形的宰制。只要头顶上的剑一日未除，媒体就一日没有免受宰制的自由。
马来西亚媒体面临的阻挠和干涉无日无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权为了控制人民而宰制媒体。若想要摆脱宰制，人民首先必须时刻监督政府，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着手建立完整的宪政民主体制，废除各种钳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恶法。另外，新闻从业员应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站在权力与权威的相对位置理性批判，避免国家机器驯服它的制衡者。如今科技巨擘的数字霸权日益严重，欲在网络世代争取自由，更要严防网络媒体对日常无孔不入的渗透，时刻警惕监控资本主义的蔓延，以免媒体自身与怪物战斗时，成长为不可控制的怪物，最终吞噬人民的自由。
总括而言，自由并非全有或全无，而是经历几代人用血汗争取，今人才能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满足于不受阻挠或干涉，只要宰制依然存在，一切自由都可能急速萎缩以致荡然无存，扼杀民主社会的发展。以上提及的三种自由观，可用以观察马来西亚媒体与自由的距离，以及吾人应上下求索的方向。自由既非免费，究竟从何而来？绝非“自由”地不问世事，躺好躺平明哲保身。柏拉图已经提醒我们，拒绝参与政治的人，将被更糟糕的人统治。一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在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和举动，也在勇于批龙甲、搏虎头的铁腕空拳。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
刊登于2021年8月10日《当代评论》
编按：本文为“林连玉公民权褫夺案六十周年”系列文章之一，特辑主题是“林连玉精神与公民社会”，由林连玉基金组稿。本文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林连玉基金及当代评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