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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魂”——林连玉先生传略

“从建国以来,华族社会尽管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情,但是,那些都只是供‘白发渔樵江渚上’闲聊的资料。在青史的记录里,华族社会几乎一直在交白卷。司马迁当年撰述史记时,把万世师表的孔子升入世家;如果今天要我来撰述大马华族史的话,我会把林连玉先生从列传里编进世家的第一篇。让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知道,华族社会已经在白卷上写上第一名人物,一位秉承及发扬华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物。”

——郑良树博士(1985)

祖籍与家世

林连玉先生,原名林采居,原籍中国福建省永春县蓬壶西昌乡一经堂。一九〇一年农历辛丑年七月初六(即阳历八月十九日)午时出世。

若用旧时代的术语来说,他就是世代书香的子弟。他的祖父林以仁,是前清的岁贡生,也是著名的老塾师。为人高风亮节、正直廉洁,对乡人福利,非常关心。曾邀集当地父老,共同议决取消祀神铺张,以免当事者破产。又曾募捐重建三圈石拱桥,利济行人。

父亲林赓扬,字亮泽,又名奉若,是前清的廪生。生有异禀,笃好数理,竟能无师自通。曾是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曾参与永春县志的纂修。

林连玉先生共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有妹三人。不过长兄二十岁时即夭折。

求学经过

林连玉先生七岁入学,一直跟祖父念书。读的课文,就是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先进、梁惠王、天时、离娄、告子、孝经、朱子家训、千字文、千家诗、诗经。后来又读以仁的手抄本,共四本。

祖父去世后,他又跟父亲读了两年。学的是春秋左传及其它古文,以及算术、代数。

后来,他的父亲认为读书人没有好出路,他们父子两代,身为寒儒,已经穷得够了,希望新的一代能向商界发展。所以林连玉先生十六岁时,被送到厦门中街永丰参行当学徒。

那是他的姑夫与人合股经营的。他在那儿学习三年,已有经验,预料可以在商场安身立命了。恰巧那个时候,陈嘉庚正在扩充他私立的集美学校师范部。林连玉先生好奇心动,要测验自己的学力,便去报考。结果在一百四十多名考生中,考到第六。因为肄业师范,一切免费,家长不必负担,他的父亲就答应他弃商就学了。

林连玉先生就读的集美师范第五组,也叫本科师范,其课程是最完整的,要五年才毕业,到第三年分为三系,即文史地、数理化和艺术。林连玉先生原是报名数理化系的,开学后发现到文史地系师资最好,就申请转入文史地系肄业。

因为在商场上磨练过,年龄又比较大,知道求学机会难得,林连玉先生在校时不敢浪费光阴,课外的时间,也是拼命读书。因此他的学业成绩,非常优异,很受同学推重,老师青睐。那时候,凡是名人到校演讲,学校当局必定派他当记录员,记录他们的演讲词,登在校刊上。好像鲁迅、林语堂、顾颉刚、陈望道等人都有到过集美演讲,他们的演词都由林连玉先生记录。

林连玉先生是以破记录的成绩在集美毕业的。那时的集美高材生,都有一个虚荣的憧憬,所谓“九十生”,即是学业考试成绩,每科都达到九十分以上。这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如愿以偿的,不料林连玉先生在毕业考试时居然实现了。

开始服务教育与南来经过

林连玉先生毕业后,受挽留为母校服务,充当师范部国文科教员。这是集美学校以前所未有的,学校给他相当优厚的待遇。

林连玉先生在集美教了一两年书,第二年未终,也就是蒋介石北伐,党军入闽的时候,有几个所谓随军党代表,到校鼓动风潮。一小撮加入国民党的学生,倚恃党的势力,乱肆破坏,无理攻击,近乎发狂,使校主陈嘉庚非常震怒,宣布把集美学校停办。

林连玉先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二七年初),到马来亚来。他先到新加坡,谒见陈嘉庚先生,作一席长谈,为母校请命,终于说服校主,复办母校。接着,他到安顺去投靠他的族兄林采仁,由采仁介绍他到爱大华国民学校代课。才一个月,他父亲的学生托朋友带他去爪哇,到泗水,巧遇同班学友庄信群。庄新任校长,正在物色教员,林连玉先生就跟着他到东爪哇任抹埠中华学校服务。

林连玉先生在任抹埠中华任教满三年后,曾回国省亲一次。恰巧那时候,因庄君转就邻埠新办学校之聘,他受董事部委任为新校长。一年半后,因为他不时在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荷兰政府的疑忌,有行将对他不利的消息,刚好那个时候,他的老友郑兼三想把他拉到巴生,为共和学校服务,他就借机会离开任抹。

在共和学校仅半年,又因同学林承志的介绍,转任加影育华学校教务主任。两年后,因母亲在原籍病故,归国奔丧。

这个时候,刚好发生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马来亚也受到严重影响。一担树胶才值得五元。林连玉先生没有想到再南来了,就在永春太平小学任教。一年后,又转到厦门大同小学服务。可是没有几个月,因为老友黄光铙出任尊孔中学校长,催他到回马来亚,他只好中途向大同学校辞职。赶到尊孔中学,似乎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自此以后,除了战争时期,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直至一九六一年八月被教育部驱逐离校为止。

战争时期,参加救伤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连玉先生加入雪兰莪医药辅助队,在新加坡参加马来亚保卫战时,两度几乎丧命。

在狮城时,他曾经拜会身为南侨筹赈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要他在星洲陷落前立即避到安全的地方法。当时很多人都已劝过陈嘉庚先生,他都不听,直到林连玉先生跟他剖析利害关系之后,他才决定离去。

马来亚沦陷后,林连玉先生曾被“雪兰莪华校视学官”梁长龄(后来曾是马华公会重要负责人)调派至士拉央侨民学校担任校长六个月。后来他把学校关闭,跑到巴生以北的而榄,一个树胶园里养猪过活。

战后复出,重建尊孔

大战结束后,马来亚华人社会重建被战争摧残的华校,林连玉先生也受聘主持尊孔的复校工作。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他是尊孔校务委员会主席。董事部原有意思请他做校长,不过他两次拒绝,因为他认为董事部组织不健全。

这时候的尊孔,真正是疮痍满目,荡然无存。不但没有一桌一椅,连空壳的校舍,也是门破墙穿。没有办法,只好借人镜剧社为临时办事处,另借柏屏和州立两校暂时上课。然后一面修葺校舍,一面购置校具,一点一滴,从新建设。由小学而中学,等于创办一间新校。这样奔波了两年,林连玉先生终于把已经死掉的尊孔弄活过来。他成功了,可是他也把沦陷时辛苦养大的几只猪卖掉所得的几千块钱花光了。

这个时候,林连玉先生在吉隆坡已有一继室,即叶丽珍女士。他在中国的发妻,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即已去世。她为林连玉先生生的三个儿子,全部寄居林连玉弟家。一九四六年林连玉先生最后一次回中国时,曾见过他们一面。

林连玉先生当时的经济情况非常拮据,有时候可以说是达到三餐不继的地步。他的学生黄东文,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道:“为了尊孔,林先生的私人事业早巳牺牲净尽了……终于,有一天,在我们的教室门口演出了这么一出悲剧:那是一个六月的早晨,当林先生在第一节踏入我们的教室时,我便发觉到,他的脸孔正给一团忧愁的云雾遮盖着;他的无神的眼睛很明显地表露出睡眼不足的神态。后来,他终于直截告诉我们,他的太太病了。昨天回来学校时,口袋里只有五毛钱,吃了一碗面,再买一包香烟便不剩下一个铜板了。他太太的病又是那么沉重,不晓得如何是好……”后来,学生们捐集了一点钱送给他,他起初拒绝,后来在劝告下收下了,不禁流着泪对学生说:“吃教育饭是死路,我老早就打算退出教育界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良心不许我这么做……”

林连玉先生作为尊孔校务委员会主席,曾受邀前往新加坡参加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曾力争中国国民政府拨款一百万美金支助马来亚华校,可惜没有成果。

组织教师会,争取教师福利

在战前及战后几年,华校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当时,社会人士谈到教师,总喜欢加上一个“穷”字,叫做“穷教师”,其清苦的情形,可想而知。有不少教师,病了没有钱求医药,死了没有钱买棺材。有一位教师因贫病交迫,投水自杀,留下遗嘱,要他的子子孙孙以后不得当教师,真是惨绝尘寰。……这些事刺激了林连玉先生,使他决心把华校教师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自身的力量,谋求自己的福利。于是于一九四六年发起成立吉隆坡华校教师福利基金,进而于一九四九年组织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后,林连玉先生首任秘书,接着于一九五〇年底至一九六〇年底连任十年主席。在任期间的重要贡献是:

(1)对内方面:筹建会所,使教师会经济基础永固;实行福利制度,使退休、去世的会员家属不致陷入绝境。

(2)对外方面:为华校教师争取公积金,争取新薪津制,使教师能够安于教学,促进教育;通过教师节宴会提倡尊师重道,提高教师地位;主催全马华校教师会代表大会,反对掉巴恩报告书,促成华校教总,并为这个华教最高司令部提供坚强的领导。

能够把教师会组织起来,为教师谋取福利,这是林连玉先生生平最感快慰的一件事。

创组教总,促成“三大机构”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林连玉先生通过申请正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也就在这一年,配合着马来亚联合邦宪制的实施,英殖民政府抛出了一个所谓巫文教育报告书(巴恩报告书),建议以“国民学校”取代“方言学校”,即以英、巫文教育消灭华、印文教育。华文教育厄运当头。正当生死存亡的时刻,林连玉先生领导的吉隆坡华校教师会,在马六甲、森美兰两州教师会的要求下,挺身而出,召集全马华校教师会代表大会,以公意反对巴恩报告书消灭方言学校的建议。并决定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教总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它的成立,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大马华教运动晋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全新时代。可是林连玉先生并不热衷于权力。教总成立后,他功成身退,把主席职让给槟城的陈充恩校长,自己只居第二线,当一名理事(研究)。

不过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理事,他还是很积极地参与教总会务,并且发挥了他的巨大影响力。如一九五二年开始,为期四年的改编华校教科书计划,就是他促使教总参与的。他的想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改编之后的教科书,比较符合马来亚的实际,也比较符合教育原理。

不过他在这个时期的更重要的贡献,却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掀起了反对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的浪潮,从而把华校挽救回来。

原来当时殖民地立法会教育遴选委员会,在拟好了不利于华教的报告书及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草案之后,是不准备征求公意的,却给林连玉先生知道了秘密。他于是以教总代表身分向教育遴选委员会面呈意见书,并在会上与英殖官员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为了反对教育法令,他又促成雪州董联会召开破天荒的全国华校董教代表大会,并且在会议前夕,率领教总代表团谒见副钦差大臣麦基里莱,力争华教地位。他在会议上告诉副钦差大臣说:“我们所争的是整个民族的权利,并不是个人的饭碗。”

全国华校董教代表大会宣言,是由林连玉先生执笔起草的。他在这篇可以称之为战后马来亚华教运动第一篇重要文献中,首先喊出了“民族文化是民族灵魂”的口号。

全国华校董教代表大会在组织方面的产品,便是由教师、董事、马华代表三方面组成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林连玉先生在这个组织中虽只是挂名“副秘书”,事实上是它的灵魂。由于他的努力,终于产生了在大马华文教育史上有名的“三大机构”。在当时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的支持下,这个组织曾为华教做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一九五三年的华校新薪津制问题、五四年的英文班问题……直至五七年的学潮问题、五八年的华小纳入国家津贴教育一环问题。

出任教总主席,提出列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教总第三届大会,吉隆坡当选为主席轮值区,林连玉先生以吉隆坡教师会主席身分出任教总主席,从此正式开始了教总以至大马华文教育史上的“林连玉时代”。

林连玉先生出面领导教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原来,一九五二年,副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面告教总代表,华文没有资格作为教育本邦国民的教学媒介,因为华文不是官方语文。于是借着马华教育中委会要制订教育政纲,林连玉先生就以教总及吉隆坡教师会名义,提出上述要求。

上述建议提出后,不仅是石破天惊,也开启了一个持续了十多年争取华语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运动。

不过林连玉先生作为教总主席,所面对的第一桩重大挑战,却是一九五四年教育白皮书。

获得殖民议会通过的这份白皮书规定,联合邦境内的每一间华小,都得为政府开设英文班,美其名曰“把国民教育精神引入方言学校”。林连玉先生看出,这是由蚕食而使华校变质的手段,因为今年一班,明年又一班,不消几年,很多华校都会自动变成英校。因此决定捋虎须,批龙甲——向英殖当局宣战!

他找到他的唯一挚友——吉隆坡福建会馆座办邱腾芳先生——实行托妻寄女之后,以教总名义发表《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宣言》。这篇宣言有如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整个殖民政府。

与东姑会谈,奠定董教总代表华教地位

一九五四年底,马来亚联合邦正酝酿自治——独立,林连玉先生领导教总,一反一般华团不问政治的传统,公开对翌年将要举行的联合邦立法议会选举表态。他在一篇《告各地教师公会、全马华校教师暨学生家长书》中,表明“衷诚支持”马来亚之自治,“并将加强工作,训导学童效忠于马来亚,与各民族平等,共建和平乐土”。更进一步声明,“愿意支持华巫联盟的竞选”,而“希望他们能尊重我们对教育的意见,能本着华巫两大民族共存共荣的观念,明朗的揭示他们竞选的纲领,昭示三百万华人以大信”。他也在这篇文告中,首次揭橥教总致力三大目标:(一)各民族教育平等;(二)母语母文教育;(三)华语华文列为官方语文。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林连玉先生率领董教总代表团与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代表团,在马六甲陈祯禄私邸举行会谈。这就是华文教育史上著名的“马六甲会谈”。林连玉先生在会场上分发的一篇教总书面谈话,成了出席者谈论的根据。

林连玉先生在有关书面谈话中矛头直指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指出:“假如马来亚成为独立国家,它的第一语言应为巫语,第二语言则为华语”。又建议“我们的马来兄弟应努力发展他们的教育和文化,并设立更多的中等学校!”

马六甲会谈的实质成果,是争取到联盟应允,如执政将取消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并重新厘订对各民族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东姑当时也答应增加华校津贴两百万元,可是结果却没有实践诺言。

不过,马六甲会谈也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一)奠定董教总代表华文教育的地位;(二)促使陈祯禄爵士以后为华教力争(因为林连玉在会谈中卖给他很大的面子)。

争取公民权,全面解决华教问题

一九五六年,国家由自治走向独立。对于华人社会来说,当时有一个非常重大问题必须解决。原来联盟自治政府与英国谈判后,独立有期了。可是筹备制宪,有关公民权问题,这里原是英国的殖民地,应采用地域主义,凡当地出世的就是当然公民,巫统竟不答应,而其盟友马华公会则不敢出声,不敢力争。这个消息传出后,全体华人非常震惊。因为一九五五年立法会半民选时,华裔选民才占十一点二巴仙,也就是二十个华人中竟有十九个不是公民!一个开天辟地的民族,竟然沦落到这般地步,怎么办?于是林连玉先生率领教总以及另外四个领导性华团(注:(1)雪大会堂(2)雪三十六行团总会(3)霹大会堂(4)后来才加入的甲中华总商会),于华人绝望中挺身而出,为华人争取公民权。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在吉隆坡召开全马华团争取公民权大会,到会的有一千〇九十六个单位的代表,一致通过四大要求:(一)当地出世即为当然公民;(二)在本邦居留满五年者,得申请为公民,免受语言考试;(三)凡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四)列巫、华、印文为官方语文。

接着,又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向联盟政府、英殖民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呈备忘录;

(二)谒见李特宪制调查团;

(三)赴英请愿(一九五七年;林连玉先生原为代表之一,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

(四)迫使马华连手,一齐推动华人申请公民权(一九五七年)。

与此同时,林连玉先生也利用各种机会,向友族社会做工作,包括:一九五六年五月四日,利用受邀为马来前锋报(爪威文)写开斋节献词的机会,提出“非巫人要效忠马来亚,巫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九月九日,利用雪兰莪印校教师联合会开大会的机会,与之发表共同宣言,要求把华、印文也列为官方语文。

在教育战线方面,林连玉先生领导教总,在这段时期的重要建树是:

(一)反对拉萨报告书第十二条要以国语为所有学校之主要教学媒介的“最后目标”,争取到拉萨答应不把“最后目标”列入教育法令中;

(二)利用政府的“火炬运动”,动员华人家长把子女送进华校,接受华文教育,奠定华文教育永存之基础;

(三)与严元章博士连手,积极参加教育部课程纲要及时间表委员会,确保没有不利于华校的措施;

(四)成功反对掉教师特别检定考试之措施,否则所有华校教师都不是合格教师;

(五)成功解决超龄生问题,使他们不致马上被驱逐;

(六)成功平息学潮,使不致为人利用;

(七)反对节外生枝的华文中学改制廿二条件,结果除一两间外,都不改制;

(八)号召华社捐献教总基金,结果获得槟城各界人士热烈响应。这笔捐款后来被用来建立教总大厦,既为维护华文教育的枢纽,也为教总解决了活动经费来源问题。

一九五五——五六年,由于领导教总取得一连串成就,特别是顶住了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和一九五四年教育白皮书的冲击,挽救了华文教育,林连玉先生个人和教总声誉鹊起。英殖最后一位钦差大臣麦基里莱,曾当着林连玉先生的面前承认说,政府的教育政策行不通,都是教总反对的结果。而陈修信在较后时的一次谈话中,也指林连玉先生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林连玉先生出席槟城筹募教总基金慰劳大会,居然引得万人空巷,争睹他的风采。当他步入会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欢迎口号……

有人还在报章上发表歌曲(林连玉的号召),号召全马华人响应林连玉,维护华文和华人文化。

他的一篇有关华校教师两大任务的讲词,被马来亚广播电台一再播送。

这个时候,林连玉先生已经是五十五六岁了。他还是一样的林连玉: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住的是一间破旧的马来亚答屋,骑的是一辆老爷脚车。

为国家忍辱负重

林连玉先生对于新兴的马来亚本来是满怀憧憬的。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教总大会上,他这样重申:“为了国家独立,准备忍辱负重。”

在这之前,在四月廿七日全马华团大会争取公民权宣言中,他这样宣布:“我们的子子孙孙,将要世世代代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同工作,同游戏;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习尚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人。我们当前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

在九月九日的槟城教总基金慰劳会上,他说:“就眼前的情形说,马来亚各民族中,文化与经济最先进的,便是我们华人了,那么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人打算,我们应当赶快地伸出友谊之手,辅助别人,使他们的文化与经济也跟我们一样的进步。”

即使是公布的宪法内容令人不满意之后,他还是这样说(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建国的实际工作比空洞的宪法条文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当对首席部长表示信任”。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到,新的执政者对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并不是那么具有诚意。华人虽然是建国的民族之一,可是他们的义务和权利不是很相称。于是他被迫发出下列的呼号了:“创造文化、享受文化、发扬文化,是任何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来亚国要我们克尽义务,不二效忠,我们必然照做;但是要凭借政治的权力,迫使华校走上消灭的途径,我们就不得不发为合理合法的反对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和一九五九年四月,在林连玉先生领导下,先后召开了全马华文教育大会(怡保大会)和全马华团代表大会(吉隆坡大会)。

怡保大会通过:“如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媒介,则应请政府即刻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吉隆坡大会通过著名的“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其要点有二:

(-)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

(二)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

反对拉曼达立报告书,为华文教育艰苦奋斗

一九五九年七月联盟危机之前,对华文教育问题,林连玉先生是尽可能与马华配合行事的。危机之后,由于马华屈服于强权政治,林连玉先生意识到,此后维护华文教育的责任将落在教总和董总,特别是他自己的肩上。所以当年十二月教总大会,他当众宣布:“我是一个对公理屈服的人,越要以无理相加,我就越要奋斗!”同时,又以英国人争取人权的历史,勉励同仁准备艰苦奋斗。

他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机会。

一九六0年八月四日,政府公布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其中规定华文中学必须改制成为英文中学,否则取消津贴。华文教育处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林连玉先生再一次挺身而出。

他大声反对改制,号召华社起来开办独立华文中学。

他指出: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保垒,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

他猛烈抨击出卖华人利益的民族罪人,与当时马华要员、司法部长兼教育检讨委员之一的梁宇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结果,在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通过前的两个月,八月十二日,获内政部通知将要褫夺他的公民权。又于八月廿二日,被教育部长取消教师注册证。

当局的两条控状是:

(A)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教育政策,有计划的激动对最高元首及联合邦政府的不满;

(B)动机含有极端种族性质,以促成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造成骚乱。

被褫夺公民权,展开三年法律斗争

一九五五年未自治前,因为非津贴班事件,曾有人密告当时联合邦钦差大臣说:“华文教育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是共产党徒作祟。这里边以林连玉为领袖。只要把这个人递解出境,便可一切平安了。”这个阴谋未能得逞。没有想到,六年后,人民当家做主之后,又有人认为有必要封住林连玉先生的嘴巴了。

殖民时期想做而未能做的事,终于由联盟政府出面做了。

被迫害的消息传出后,尽管当时情况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学生、工友等,顶着黑云组团或发函慰问他,为他筹募生活及诉讼费用。其中为他筹措最多钱的是南大学生;尊孔学生十多名因为为他筹款而被有关方面逮捕。这时期发生了一些很可悲可笑的事情,但也发生了不少很可歌可泣的故事。

被迫害了的他,因受监视,就尽量避免与朋友、同道碰面。主要的消遣处是吉隆坡金马路的逸园公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地方,也不被放过,“连电话也被安装上偷听器”。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教总大会,林连玉先生正式辞卸去主席职,结束了对教总的八年领导。他在大会上发表了那篇有名的“告别教总同仁”的演说,重申本人对华文教育以及献身为公众服务的立场,并且痛斥联盟政府不守诺言,要消灭华文教育。

他指出:“我自从决心献身为公众服务以来,早已把个人的利益置诸度外。我曾经托妻寄子,我曾经预立遗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非自有公论,功过交由历史批评。”

“人寿有时而尽,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候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光辉。”

“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协和、友爱、和平、合作诚是重要的原则,但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筑在乎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

林连玉先生为保存他的公民权,被迫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法律斗争。林连玉先生起诉政府这个案件,应是我国独立以后,第一桩(至少是第一桩最具意义的)由人民发起的、挑战政府以争取及确定基本人权与民主权利的案件。它经历了四个回合:高庭、上诉庭、枢密院以及调查庭。官司从吉隆坡打到伦敦,又从伦敦打回到吉隆坡,最后是以林连玉先生的失败而告结束。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三日,是马来西亚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正式被取消。十一月十五日,林连玉先生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为华文教育而牺牲,永不后悔!”十一月三十日,当时反对党领袖、名律师D. R. 辛尼华沙甘在国会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说:“由此事件看来,公民权证书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毫无保障之价值。如果对林氏的指责全是事实的话,何不将林氏在公堂提审,若其罪名成立,则任何人皆不会有何抨击。但林氏之公民权却是在不受提控与审讯之下,受内政部长褫夺。所谓调查庭亦是秘密审讯,其结果如何,除了部长之外,无人知晓。如果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林连玉的身上,也就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如果他们说一些联盟政府不喜欢的话。”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事实上,如果林连玉先生当时要保存他的“公民权”,是有办法的。一位类似特使的政治人物曾经私下对他表示:  “只要你不出声,公民权不会有问题的。”林连玉先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不能说话的公民权要来做什么!?”

又有一次,有某官员对林先生说:“你要什么尽管开口。”林先生声色俱厉的回答说:“我个人没有需求,我所要的是为民族的利!”

由于他的态度强硬、执着,有关方面对他实行了全面的封锁。既不给他当教师,也不许他任教总产业受托人或教育顾问,又查禁了他的著作——《回忆片片录》(第一集)。

回忆录实际上在一九六〇年就开始写,不过当时“只是应付《教师杂志》的催稿。而已。只有等到被迫害后,失业赋闲在家,在教总新任主席黄润岳先生鼓励下,他才真正定下心来构思、动笔。到了一九六三年七月教总出版《回忆片片录》(第一集)的时候,他的积稿已达二十万言。

写回忆录的动机,不仅是为了保存史实,还是因为林连玉先生深信,争取民族平等,“目标正确,历久弥彰,最后决然实现”,要让他的回忆录“留作未来的印证”。

回忆录从一九四六年的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写到一九六四年的秘密调查庭,分为三十多篇,每篇一题,每题一事。它是林连玉先生最重要的记事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回忆片片录》(第一集)被禁,意味着要以著作维持生计也不行了,不过林连玉先生还是——在朋友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坚持奋斗下去。

到了一九六五年,因为公民权事已成定局,而回忆录也已全部完成,所以他可以以轻松坦然的心情出席教总为他以及另外几名退休理事而设的饯别会了。这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以后他第一次在公开集会上露面并发表演说。除了“感谢全体华文教育界同仁,以及同情我的广大群众,使我有能力进行辗转诉讼,以及捱了五年的失业还不至饿死。之外,还总结了他十多年的斗争经验,重申了他对斗争的立场和看法。此外,还作了预言:“我的主张各民族平等是正大的、公平的、合理的,虽屈于现在,必伸于将来。我的肉体可以因老病死而消灭,我的精神将在历史上放出异彩。”

“隆情小筑”的日子

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以前,林连玉先生一直是住在吉隆坡一个马来人聚居地——甘榜峇汝马来巴剎路(Jalan Raja Muda Musa)。自一九四五年大战结束,他由巴生而榄坡迁归吉隆坡后即赁居于此。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政府征用土地建造马来巴剎而迫迁,他不得不告别那间已经住了二十年的亚答屋了。从这时候开始到翌年十月,他暂时栖身吉隆坡半山芭蓝儿大厦(Blue Boy Mansion)。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同乡和朋友的帮忙下,在士拉央峇汝(Jalan Besar, Selayang Baru)政府拨给作为迫迁抵偿的地皮上购置了一间半砖半木的房子。此后,他就在这里一直住到逝世。

为了答谢乡亲友好的情意,他把这间屋子叫做“隆情小筑”:“所谓隆情,盖有二义。自余遭厄,于兹六年,构讼有费、生活有费、建屋有费,凡数万金,悉由爱护者支助,此人情之隆,其义一也。此小建筑物,规模虽非宏大,而所费亦近七千元,支助者悉为吉隆坡之乡亲与朋友,其人其情,乃专属吉隆坡,其义二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隆情小筑简志》)

搬进“隆情小筑”后的前两年,林连玉先生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旧作。结果,得杂文《姜桂集》一集,旧诗《连玉诗存》一集。此外,一九五六年油印成书的《华文教育呼吁录》也给重新整编了。

在“隆情小筑”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一九七九年以前,因为视力还好,可以活动自如,所以,他还常常去逸园公馆和朋友聊天、弈棋、打牌、翻翻报纸。偶而,也参加集会,如:一九七二年一月的雪兰莪医药辅助队三十周年重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教总银禧……

不幸的是,一九七九年底,他双眼患上眼病,屡医无效,视力只剩下十多巴仙。从此,只好在模糊朦胧的世界里过日子。也从此,开始他足不出户的生活。不过,他的心还是紧紧跟华教联系在一起。

一九八〇年三月,他曾经为一群有志青年讲述他当年领导华人争取民族平等权利斗争的经过(当时的录音后来整理成文,称为《林连玉录音稿》)。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五日,他出席教总庆祝成立廿九周年暨庆贺元老八十大寿宴会并发表演说,指出:他已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正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廿五日,他为教总三十周年会庆教师书画展主持开幕剪彩仪式。

一九八三年五月,他参加尊孔七十七周年校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他出席了吉隆坡教师会三十四周年会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他就前教育部华文组视学官钟敏璋女士在《南洋商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华教的文章,着文指出:“马来西亚到今日还有华校继续存在,不要忘记华校教总的功劳”。

一九八五年八月,他参加董总三十周年会庆并发表演说,大声呼唤华裔同胞起来奋斗(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演说)。

一九八五年九月,他听闻董教总准备与回教党对话,特地致电教总秘书处表示关心和支持。

一九八五年十月,他应《教总33年》主编之要求,写了一篇《有关马六甲会谈的两点辩正》。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他因为东姑的一篇文章有歪曲历史事实、污蔑教总之嫌,特着文驳斥,其中指出:“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

战斗到最后一息

林连玉先生临终前三星期的《答东姑》,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作风和精神:他虽然八十四岁了,还是一样的直率、认真、倔强、刚烈;他是立场坚定而鲜明的;他是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邪恶抗争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林连玉先生因哮喘被家人送进同善医院救治。在医院病床上,他还很关心他那篇《答东姑》,频问来访者报章有否跟他发表了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社会运动家终于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人间。当天,教总、董总、各州大会堂等十五个华团为他组成了一个治丧委员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为他打破了六十年的惯例——将大厅辟为灵堂。全国华社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哀伤——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不分党派,不分老少,为失去一位导师、英雄、斗士而黯然神伤。遗灵在大会堂停放的三天里,每天都有大群来自各地的社团代表和公众人士瞻仰致敬。人们也热烈响应十五华团的号召,捐献“林连玉基金”,以纪念林连玉先生,发扬他的精神,贯彻他的理想。尽管政府褫夺了他的公民权,人民决心以人民英雄之礼相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一日下午,林连玉先生的灵柩在万人陪送下,由大会堂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后,在旧飞机场路福建义山入土为安。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十五华团成立了一个以教总主席沈慕羽局绅为首的“林连玉基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九日,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林连玉导师追悼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林连玉墓园落成。

截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林连玉基金总额$1,045,350.60。

在这笔基金的支持下,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版林连玉先生的遗着,包括:回忆录《风雨十八年》、言论集《华文教育呼吁录》、杂文集《吴钩集》;《杂锦集》,诗集《连玉诗存》;论争集《林梁公案》、《林连玉公民权案》等。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林连玉忌日被订为“华教节”。

林连玉先生的遗孀叶丽珍女士,在他死后五年——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才去世,享寿八十二岁。留下养女林达。她和夫婿朱治平先生,育有两儿——岳孟和岳传。在中国的亲属方面,林连玉先生与发妻生的长男多欣,早已去世(他的妻儿,住在印度尼西亚峇来);次男多才,在故乡,历任公社书记、邮政局长、税务局长;三男多文,在陕西省韩城任电机工程师。他们在林连玉先生生前,与他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另外,林连玉先生的妹妹林子贞女士也是一样。

(1990.5稿,1991.6修订)

本文收录于教总秘书处编《族魂林连玉》(2001年第二次印刷:林连玉基金出版),页24——45,电子档取自《木马工作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