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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184年简史(1819-2003)

1. 前言

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位於东经100到119,北纬1到7。全国分半岛与沙巴州、砂劳越州两个部分,相隔着南中国海。它是一个由多个种族组成的热带国家,面积329,589平方千米,总人口是22,711,900人,其中马来人占 10,682,800 人(47%),华文占 5,597,900人(24.6%), 印度人占1,582,500人(7%)。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因此,宗教、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多元化就成为国家的特征。但是,事实上马来西亚政府的语言、文化和教育政策,却与国家多元化特征背道而驰,所实施的是单元化政策,即马来西亚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必须是国语(即马来文)【由教育部长豁免(使用国语)的学校除外】

在国家独立前和独立后四十多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长期以来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的工作,已经汇成一个争取各民族公平权益,捍卫基本人权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焦点是“多元主义”和“单元主义”的抗争。

1999年7月在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前夕,董教总发表了《母语教育宣言》,重申了马来西亚华裔公民对母语教育的六点声明,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和主张:

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决议指出:“学生一开始上学就应该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并且应尽量将母语的使用,推向教育的更高阶段上去。”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宽容原则宣言》则指出:“宽容是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表达方式以及人道的尊重、接纳与赏识。它是由学识、开明、交际、思想自由、良知和信仰所构成的。宽容就是异中求同。”

1996年巴塞罗纳《世界语言权利宣言》更明确指出:“一切语言都是群体特征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认识和描绘现实的独特方式。教育始终必须服务于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世界各语言社区之间的和谐关系。”

基于上述各国际文献的规定与精神,及数十年来争取母语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和坚持母语办学的经验,董教总谨此慎重作出以下6点声明:

(1) 语言、教育与文化的多元主义和宽容原则已经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容置疑的基本原则;

(2)接受母语教育是各族人民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和基本人权,必须体现在教育法令和政策上;

(3)国语地位的肯定,国际语文的重要性;和尊重各民族人民接受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可以并行不悖,体现语文与教育的多元主义和宽容原则;

(4)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承传民族文化的手段,与民族的特征、尊严和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允许母语教育的生存与自由发展是民族平等政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5)母语教育是最直接有效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具有民族自尊、自信及民主和宽容精神的公民;

(6)实践证明,语文、文化、教育的单元主义和同化政策只能导致民族的分裂;相反的只有多元 主义和宽容原则才能保证各族人民的真正团结和谅解。

2.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简史(1819 -2003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若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一一五福书院算起,已有180年的历史,其中经历无数的风雨波折,起落浮沉,以下谨简要叙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些重要里程碑,以便对今日马来西华文独立中学的历史渊源有个梗概的认识。

从私塾到新式学堂(1819-1919

绘图:洪宛璐

绘图:洪宛璐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便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当劳工。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孝经》之类的经典古籍,以及书法,珠算等。

1898年中国满清政府釆纳维新派的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推行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第一间现代式华校是创立于1904年的槟城中华义学,所教授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国文(华文)、外国语(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学、体操等。此后,各地私塾竞相仿效。五四运动之后,教学媒介语即由方言改为普通话。

随着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马来西並华人由于受到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兴学之风更盛,使华文教育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截至1920年止,马来联邦共有华校181间,海峡殖民地则有华校313间。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英殖民政府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英文教育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教育,对华文教育则漠不关心,让其自生自灭。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当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中国侨民的教育,它的学制、媒介、教学法与教学目标等皆直接受到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英殖民政府插手华文教育 (1920-1940)

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凡满十名学生的学校便须注册,而且必须在课程、行政与卫生等方面符合殖民政府的要求。注册法令实施后,立即有十多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而且在1925年至I928年之间,至少有315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

英殖民政府这项法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华文学校,因为当时的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深受中国政治思潮,特别是具有鲜明反殖与民主意识的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英殖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英殖民政府的这项措施引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普遍反对,但仍强行实施,并将当时的华教领导人左希泉、陈新政、余佩皋、宋林木、钟乐臣等递解出境。

英殖民政府在1924年及1931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增设专司华校事务的副教育提学司及华文学校视学官,加强对华文学校的管制。

1924年开始津贴华文学校,但数目微不足道。1924年津贴33,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1.6%;1938年提髙至195,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5.1%而已。

1925年,英殖民政府修正学校注册法令,授权教育提学司不准涉及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进行注册。

据1937年马来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所提供的资料,当年华文学校学生共有86,289人,约为英文学校学生的两倍。这说明了尽管受到各种压制,华文学校仍然蓬勃发展,表现了它的坚韧生命力。

根据另一项资料显示,到了1938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已有华校1015间,学生91,534人,教员3,985人,马来属邦柔佛州则有华校245间,学生人数达14,423人,至 於东马,沙巴州1939年有华校59间,学生4,779人;砂劳越州1938年已有华校144间。

华文教育最黑暗时期(1941-1945

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期,由于中日战争及马来西亚华族人民鲜明的抗日反侵略的正义立场,造成日军血腥屠杀我华族同胞。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许多反日的华校教师与学生惨遭杀害,或被迫逃亡,仅槟城州的钟灵中学,就有8名教师及50名学生殉难。绝大多数学校被迫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复办的寥寥无几。许多校舍被破坏或占用,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

战后重建及华文教育危机(1946-196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再度发扬热心教育的优良传统精神,奋力复办并全面发展各地的华文学校。经过一年的努力,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校已有1105间,学生172,101人,教员4513人,复兴之快充分说明华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到了1955年,南洋大学在马来西亚和星加坡各地华裔群众热烈支持和欢呼声中宣告诞生,标志着本地区的华文教育已发展为由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但在同一期间,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可惜的是,星、马人民共同创建的南洋大学,只度过短短的 25年春秋(1955-1980)便为“英文至上”的星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消灭,不过,她毕竟培养了万多名优秀的南大儿女,而且留下不朽的南大精神!

面对着空前高涨的反殖斗争与独立要求,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企图伺机一举加以消灭。

1948年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后,许多华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被拘禁或遣送出境,—些学校,如雪兰莪州加影华侨学校,因此被迫关闭。此外,为了杜绝乡村人民接济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英殖民主义者在《柏利斯计划》 下把57万乡村人民强行迫迁到简直就像是大集中营的480 个新村,华校也由于迫迁和重建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49年英殖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谘询委员会提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来塑造“共向的国民意识”及提倡“统一教育制度”,这项建议不但受到华人的非议,也遭到马来人的激烈反对。

C02a-1951 Barnes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公布《巴恩教育报告书》,建议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华人社团纷纷表示反对。1951年年底全国华校教师联 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于是应运而生,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信念,争取 华、印文与英、巫文并列为官方语文,主张各族母语母文教育一律平等,要求华文教育被承认为国家教育之一环,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不懈的斗争。

《1952年教育法令》接纳《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巫文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虽然《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政府承认及扶 助华教的发展,使它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教育的一环。后来《1952年教育法令》由于财力问题及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有效执行。

1953年,马华公会(简称马华)联合教总和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的简称)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和地位。三大机构操作至1959 年止的这段期间是董教总(董总和教总的简称)与马华关系良好,共同维护华教的时期。

由于《1952年教育法令》不得人心及不能有效执行。《1954年教育白皮书》便建议在华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最终达到变质与消灭华校的目的;教总呼吁全国华校拒绝为政府开设英文班,粉碎了英殖民主义者的阴谋。

1953年,教总第一次提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获得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答应将它列为该党争取的最后目标。1964年教总再度发起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却不获马华支持,以至功败垂成。同时,教总主席沈慕羽还因此事被马华开除党籍。

在1955年的马六甲会谈中,教总以大选时支持东姑领导的联盟作为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的代价,把华、印校死刑判决书(因《1952年教育法令》意图消灭华、印学校,故有此称)销毁掉。

同年7月,联盟(多个政党的联合体)在大选中赢得52席中的51席,取得压倒性大胜。

同年9月政府成立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并於1956年发表了《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拉 萨报告书》。

1956年,为抗议当局不以华文学校作为学童入学登记站,华教人士发动了热火朝天的“火炬运动”,争取华裔公民把子女送进华文学校,取得广泛教育群众的作用。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拉萨报告书》对教育问题作了—些调整,显示了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

(1) 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2) 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

(3) 使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语文及文化之发展。

可是,它在“最终目标”一节却以缓和的语气婉转地提出了“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教育政策,为往后的教育纷争埋下了伏线。

《拉萨报告书》的“最终目标”为:

“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

1956年,在教总的交涉下,教育部长拉萨答应不将上述“最终目标”列入法令中,使《1957年教育法令》显得比较合理,华教的危机也获得缓和。

尽管这样,政府仍然鼓励华文独中接受政府津贴金,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州的钟灵中学、森美兰州的振华中学及柔佛州的昔加末华侨中学先后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但其他中学仍然站稳维护华教的立场,不为所动,肩负着艰巨的时代使命。

当时,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柔佛等地的华文独中都曾发生罢课学潮,反对改制20条及驱逐超龄生。钟灵中学学生还写了“爱吾华文、爱吾钟灵”的血书,以示捍卫华教的决心。

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推行(1961-1980

《1961年教育法令》的通过是联盟政府开始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标志。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

《1961年教育法令》接纳《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 使“最终目标”更为明朗化与具体化。对中学,报告书建议:

“为了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里就读。”

对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规定教育部长有权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仅仅上述两项条文已经足以置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于死地。

在《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前,马来西亚半岛原有华文中学共69间。法令通过后,华文中学立即面对改制浪潮的冲击。在严峻的考验下,董教总始终站稳维护民族教育的立场,坚持“津贴金可以被剥夺,华文中学不能不办”。在这种情况下,联盟政府还是一意孤行,对教总的领导人进行镇压:褫夺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及永远禁止教总顾问严元章博士进人本邦:另一方面,则利用华人政客出面鼓吹改制的好处,并保证改制中学将有三分之一课程继续保持以华语为教学媒介,结果有54间华文中学在威迫利诱下接受改制,只有15间站稳立场,宁可放弃津贴金,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

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是60年代华文教育式微的最主要原因,它使华文教育的发展至少落后十年,而且差点儿就此一蹶不振。1965年,小学升中学会考取消,华文小学的学生可以自动升入国民型中学的中学预备班,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因此人数大增,而华文独中则面临学生短缺的困境。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开始,只有持政府承认文凭的中学生,才准出国深造,意图断绝华文独中学生出国深造之路,这是董教总申办独立大学(简称独大)的直接原因。筹办独立大学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展开了广泛的筹款运动。虽然马华公会反对筹办独立大学,其会长陈修信甚至公然比喻独大的成立简直比铁树开花还难。可是,联盟政府为了缓和华裔选民的強烈不满情绪,终于在1969年全国大选前二天批准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之注册申请。

1969年的大选竞争十分剧烈,当时华裔为主的反对党以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保存四种源流教育制度,创办独大等作为宣传主题,结果华裔执政党候选人惨败,反对党大捷。过后即在五月十三日爆发“513”种族骚乱事件。513事件过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独大筹款活动也被禁止,争取创办独大的行动也被迫搁置。

从1970年开始,英文小学所有学科,(英文除外)便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改变,到1975年英文小学实际上已全部改为国民小学(马来文小学)。英文中学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媒介语,则在1976-1980年逐步改变,到了 1980年英文媒介的课程己全部改为国语媒介。

英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是华族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前车之鉴,他们深恐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华文小学也改为国民小学。因此,危机意识大为提髙,连马华公会也发出“与华小共存亡”的誓言。

1971年政府开始实施《马吉依斯迈报告书》的主张,不以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以种族的人口比例作为收生的根据,即所谓的“固打”制。其实,从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各大专马来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越其人口比例(据第三、四、五大马计划的资料,1970年马来大专学生占53.7%,1975年71.3%,1980年73.3%,1985年75.5%)造成非马来学生与家长的普遍不满。

同年,《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通过。从“独大案件”的判词看来,在该法令下,非马来文媒介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设立,己不可能。然而,以英文及阿拉伯文为教学媒介的回教大学却在马来西亚建立起来,为此,政府还特地修改“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以达到网开一面的目的。独立大学的被拒,与回教大学的建立,说明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语文地位在国内还不如英文与阿拉伯文等外国语文!到了90年代,政府允许数百间私立学院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仍然不允许华文作为私立学院的主要教学媒介,这种公然的语文歧视政策是任何有尊严的民族都难以接受 的。

1971年独大有限公司根据《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的规定,正式向最高元首提呈《独立大学计划》要求陛下恩准,结果在1974年大选前被拒绝。1977年,独大有限公司再度向最高元首提呈由4238个华团与政党签盖的要求恩准创办独大的请愿书。经过各种途径的争取,当局还是拒绝给予批准。1980年,独大有限公司被迫就独大创办遭拒绝事,正式入禀高庭起诉政府,最后仍然以败诉告终。

至此,政府单元化政策可谓己经基本就绪,逐步推行, 华小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全靠华社的团结一致,誓死维护。

抗争、复兴、发展(1981-1990

我国实施单充化教育政策,60年代的焦点为迫使华文中学改制,70年代则侧重在阻挠华文大学的创办,尽管它遭到以董教总为首的民间力量的大力抗拒,当局仍然不顾一切地强行实施,迫使华教不断遭受各种打击和挫折。

然而,华社仍然站稳立场,艰苦奋斗,充分说明了捍卫民族教育的决心,这也就是为什么《1961年教育法令》21条(2)变质华小的条文存在35年,当局还是不敢贸然援引它来消灭华小的原因。

1982年,教育部试图通过“3M制”(新的课程纲要)的推行来使华小变质,激起了华社的广泛反对。结果在董教总、各华团与朝野政党连成一气共同争取下,才使问題获得解决。

同样的,有变质华小企图的《综合学校计划》(1983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1984年,规定华小集会必须使用国语,即马来语),以及“华小高职事件”(1987年,派不谙华语华文者出任华小校长、副校长等高职)等,都在董教总领导的抗争下,获得不同程度的解决。

此外,在80年代,董教总与各州大会堂组成“15华团领导机构”,有效地领导了争取华族语文、教育与文化的基本人权,包括在1983年向文青体育部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鲜明地反对马來中心主义的单元化的国家语文、教育与文化政策,提出华社的多元化主张和诉求;1984年领导捍卫国家文化的宝贵遗产——三宝山的斗争;1985年发表《华团宣言》,全面具体地提出华社在政、经、文、教、 社会诸领域的主张和诉求。上述几份重要文献的特点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建构了华社争取民族权益的坚实、系统的理论基础。

维护华教的斗争就和任何斗争一样,都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1987年在“茅草行动”的大扫荡中,董总主席林晃昇、教总主席沈慕羽、副主席庄迪君及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副主任柯嘉逊4人同时被拘留。

在镇压之馀,国阵政府(前身为“联盟政府”)为了显示它的“开明”,在1990年邀请董教总及其他华团领导机构代表出席国家经济谘询理事会及国家教育法令谘询理事会。由于报告书的草拟过程未能体现民主协商与相互尊重的精神,董教总的代表决定退出国家经济谘询理事会。

除了全力抗争之外,董教总更从建设的角度出发,积极从事华教的复兴与发展的工作。

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是始于70年代初延续至今的重大事件。鉴于当时许多独中陷入困境,上述运动由霹雳州开始,迅速地获得华校董教总、校友会及热心华教的华人社会的广泛支持,扩大到全国各地。结果产生了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并于1973年底厘定《独中建议书》,对华文独中的使命、办学方针、统一课程、统一考试、经济问题、 师资问题、学生的来源和出路及升学与就业辅导等作了具体的建议,作为发展华文独中的指导。经过20多年的奋力复兴,华文独中终于再度发展起来。60间独中学生人数由 1973年的28,318人增至1999年的近6万人。而且不论在学生来源、素质、师资、设备、校舍、或是课本、考试、学生出路等都有显著的进展。此外,在技职教育的开拓方面,也得到良好的反应,设有工科的学校己达20间,而商科几乎己经普及到各校。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抗争,而且在理论建设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绩。在独中复兴与发展方面,也令人鼓舞。

危机与契机(1991-     

马来西亚在1997年由于受到外国大财团狙击而引发经济危机之前,曾享有连续9年的快速成长,出现相对繁荣的局面。由于经济发展的转移,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于是逐渐淡化。

首相马哈迪于1991年提出2020年宏愿,为全国人民勾划出一幅建设先进国的远景,而且釆取了一些较为开放的措施,包括允许数百间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大专学院 开办;允许南方学院开设中文系及华社创建新纪元学院;马中签署教育谅解备忘录及中文将在多媒体超级走廊中应用等。

1996年年底首播马哈迪在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 终於接受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事实,并表示将放弃同化政策。

可是,在另一方面,《1996年教育法令》比《1961年教育法令》更为严峻,因为《1961年教育法令》绪论中的“最终目标”(即“要逐步发展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不但仍然存在《1996年教育法令》的绪论中,而且把“逐步”舍弃,表明“上述政策将通过一个提供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来加以实施”。换句话说,“最终目标”已经变成“现行目标”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教育部长保证华小将永远存在,华人社会还是感觉到没有保障,不能不居安思危。

何况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于1995年12月提呈给教育策划委员会的计划书《宏愿学校》——概念与执行第—节背景的1.2中就明确写道:

“在达致国家团结目标方面,教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1956年拉萨报吿书》为主干的国家教育政策,明确地强调教育政策的目的,是作为团结国民的工具,特别 是在小学方面。因此,国语作为各源流学校统一的媒介语,是最重要的一环,而且必须逐步全面实行。”这段话是《1996年教育法令》把“最终目标”变成“现行目标”的最好证明。

正如华小能够与《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共存35年一样,基于我国的政治现实与权宜之计,以及华社捍卫华教的共识与决心,只要我国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看来华小还是能够在教育部长的“保证”下,继续获得“豁免”(使用国语)及“缓刑”。然而,华小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毕竟还没有获得法律上的保障。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提髙警惕,寸土必争。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乐观地相信终有一天华教将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其生存不再受到任何威胁,而且得以自由发展,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语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能够保存1285间华小,60间独中及3所多元媒介的学院,是经过184年的漫长岁月,与英殖民主义者、日本侵略者、及独立后单元化的国家教 育政策展开的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及付出了无数先烈们的性命、自由、血汗和奉献之后所取得的成果。华教的生存与发展体现了华族注重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反对同化和捍卫民族特征与尊严的决心。最后,华人社会将与马来西亚各族的开明人士一道在下一个千禧年中,高举多元主义、宽容与团结的大旗,为实现一个民族平等、民主、进步、繁荣的马来西亚而奋勇前进!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修订于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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