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华兴从国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探讨两人的共同点。他认为，两人都经历过独立前后 的动荡时代，都难逃成为一个国族主义者。
林连玉是务实民族主义者
庄华兴（右图）认为，林连玉是个务实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 从未与联盟政府对抗，反之与当时的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合作，并对其信任有加，因此在1953年成立了华教三大机构，由教总、董总和马华公会教育局组成， 解决华教课题。
此外，林连玉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捍卫华教之余，也不忘促请华裔以马来西亚为家，并且提倡全民“共存共荣”的概念。
理 科大学政策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陈耀泉在其《母语教育课题和林连玉的抗战》论文中点出，林连玉原是名普通的教师，但是在独立将至之时，联盟政府推出 《1952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 1952），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以便马来文成为各族之间沟通的语言。林连玉认为此举将阻碍母语教育的发展，并起而反抗之。实际上，当时联盟政府只限制 在小学可使用母语教学，并在中学进行改制，将华文中学改成国民型中学。
他认为，林连玉的母语教育课题有三个基本课题，即：国民学校成立、马 来文成为主要的媒介语以及华文中学改制。林连玉坚决反对语言与文化统一政策，认为那是一种同化。相反的，他要求落实多元语言与文化政策，以便我国母语政策 受到保护。
乌斯曼接触左派思想
双语时事评论人李万千（右图）在论及乌斯曼阿旺的生平经历和作品时 点出，乌斯曼出生在贫穷的农家，他在1948年至1951年期间担任森林警员（squad jungle）期间，并得其老师阿里民（Alimin）对他的影响甚深，老师阿里民有很多印尼文作品并常借给他阅读，塑造了其想法。
李万千 认为，乌斯曼阿旺曾接触过左翼思想，并曾听过布哈努丁（Burhanudin Al-Helmy）、善霞法克（Shamsiah Fakeh）、波斯达曼（Ahmad Boestaman）和邦卡林（Bung Karim）的演讲，并在其唯一的小说《散布的枯骨》（Tulang-tulang Beserakan）重现了他当时听到这些领袖演讲，并感到自己与人民同在的澎湃心情。
他也提到，在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乌斯曼阿旺曾救过他们一命，当时他们从淡马鲁前往文打，当时在劳勿值班的乌斯曼阿旺认出了他们，但让他们通过。他认为，乌斯曼阿 旺当时已支持马来青年协会（KMM）以及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的斗争。
李万千表示，在英殖民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后，乌斯曼陷入两难， 尔后决定辞职。
祈愿创造新世界
李万千表示，乌斯曼在其《吾友》（Sahabatku）诗 集中曾写道其祈愿打造一个新世界的愿景。他的作品多以庶民题材为主，并认同人民斗争。此外，他也观察到，乌斯曼的思想也不断演变，从温和变得激进。
他 以乌斯曼在1954年和1974年所写的乌迪伯（Pak Utih）诗有不同，前作中乌迪伯只是等待和祈祷，但是在后作中，乌迪伯则与人民起来抗战。
李万千也点出，在乌斯曼的作品中也对女性持较正面的态度，相信这是因 其左派进步思想所致。
庄华兴表示，乌斯曼的文学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一、紧急状态直到独立后《马来前锋报》搬到吉隆坡为止，也是乌斯曼思 想形塑的阶段；二、乌斯曼为文化、人权、人道主义等思想。
以马来文才创作的印裔作家乌达亚山卡（Uthaya Shankar SB）也分享了乌斯曼诗作中歌颂人道主义，并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的精神。他认为，乌斯曼比首相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更早提出马来西亚国族概念。
这 场“林连玉与乌斯曼阿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研讨会，由林连玉基金会主办，在隆雪华堂举行。在这个研讨会中的两场研讨会中共发表了五份论文，分别介绍林连 玉和乌斯曼阿旺的生平和其语文课题的斗争；另一场论文则从乌斯曼阿旺的创作剖析其人道主义和他努力建造一个属于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探讨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