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这句话，对长隔两地的林连玉先生父子来说，最是真实的写照；对马来西亚华教人士来说，林连玉家书却是珍贵的历史遗产。
早在2005年，林连玉基金派员特赴中国福建永春，影印两套林先生的家书回马，却因各种因素，至今尚未出版。在此，特刊登其中两封，以飨读者。
在两封家书中，林先生提到本身的几本著作，林连玉基金已在其身后一一出版，基本上完成三不朽中的“立言”。虽然最著名的《回忆片片录》遭禁，林连玉基金也遵照林先生遗愿，将从加拿大携带回马之遗稿中未禁的部分，以《风雨十八年》为名，分上、下集付梓面世。
林先生在信中不敢奢望后人为他建立纪念馆，也认为后人会忘记他是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第一人，但坚信在当权者的种族压迫下，人们反抗时终会想起他和他的主张。就如他曾经说过：“我的主张各民族的平等是正大的、公平的、合理的，虽屈于现在，必伸于将来。”
距家书四十年后，林连玉纪念馆于2013年在默迪卡体育场前，耸立了起来，林先生在天之灵，可知道吗？（姚丽芳按语）
林连玉从马来西亚寄回中国永春县的家书。
第一通（1972年11月9日）
才儿收知：
你十月廿七日的信收到了，你希望得到的遗产不外一些纪念品而已，我可以逐一把情形告诉你。
（一）有关我的著作：我一生的写作甚多，但保存下来的仅只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二这十多年的材料，就是这一部分也不完全的。我一九四六年回国，再回到学校时，月薪只有两百多元，要维持一家生活，还要给你们求学，经济十分困苦。于是为《商洋商报》副刊写稿，都是有讽刺性的杂文，每月得稿费数十元来弥补家用。三、四年间得稿三百多篇，迨一九六六年我移居新村，把它整理，仅得两百多篇，失去约三分之一，淘汰一些无聊的，分为四部，定名：（一）《吴钩集》、（二）《杂锦集》、（三）《姜桂集》、（四）《纪雪集》。这一部分及其他杂碎交给你的达妹保存。
配合纪念林连玉逝世一周年活动，林连玉基金出版林连玉四本遗著：《华文教育呼吁录》、《吴钩集》、《杂锦集》、《连玉诗存》。
我的最重要著作是《回忆片片录》，这是我领导教总十年间斗争的记实，共二十多万言。交给我的朋友，其条件是必须在我死后才可出版。他为着预防遗失，再誊写两份，共有三份，一份在马来亚，一份在香港，一份在加拿大。
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辑录我写的备忘录、宣言、文告之类，定名为《华文教育呼吁录》。因为有两位大学教授搜集华人文献，加以整理保存，并且准备为我写一部《林连玉传》，所以我把这部交给他们了。
此外，我领导教总期间有数十场重要演讲，每一场我都事先拟就演讲稿，并且报章都有刊载，若辑录起来可以成为两部《林连玉演讲集》。可惜因为与政府诉讼的关系拿去翻译，不见了许多，现在除非从《中国报》及《星洲日报》（他报不完全）的旧报——从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二这十年间——去翻阅无法完全了。
我的诗作不多，全部仅数十首而已，不足以成集。
从以上所说，你就可知道我的著作已整理好的有六部，即是：一、《吴钩集》，二、《杂锦集》，三、《姜桂集》，四、《纪雪集》，五、《回忆片片录》，六、《华文教育呼吁录》。若把演讲集辑成两部，其他杂凑一部，共有九部。我的这些著作并没有深精学理，不足以垂留后世，只适合马来亚的环境，你纵得到原稿，不过快意一时而已，终究散失，我看不必认真了。
（二）有关我的金牌：共有四个。第一个是尊孔学生送的，值百左右元；第二个是吉隆坡教师会送的，值五十元；第三个是教总送的，也值五十元；第四个是我七十岁时毕业生送的，用薄金铸成一个“寿”字，值八十元。这些虽是纪念品，却是金的，国内准不准进口呢，我有疑问。
（三）有关我的钢笔：我已多年不用钢笔了，收存一支美国出品的犀化笔，会自动吸墨水，当年是我主任那一班高中毕业生送的。买价八十元，十多年没有用它，恐怕已经坏了。
（四）有关我的表：我已十多年不用表了，原来一只是学生送的，修理许多次都不好，就把它丢在一边当作废物了。
我并没有遗嘱，一九五九年写过一次，那是当时谣言要暗杀我。我也接到暗杀的恐吓信，所以写下那一通指明我怀疑某批人所为，准备我真的遇害时，可以协助政府破案。事过境迁，也已烧掉。那只提及公事，不涉家务。现在我若是寿终，完全不必遗嘱了，因为所有的话都跟你谈过了。
犀角是不急之物，有人可寄时我才去买。我在药材行做过学徒三年，认识真的犀角，那就是剖开作粗线条状的组织，就是真的；若是平滑，就是假的。羚羊角与犀角同功用，但因为平滑与水牛角相同，奸商伪造可以乱真，难得正货，所以功效差了。
以仁公的联文全部留在“一经堂”，并不精彩。那些“联”原是用红纸书写的，以仁公死后，你的祖父为着永久保存他的墨迹，才雇工把它钩刻起来的。其中没有冠首联，后来以仁公的学生吕子品用“一经”两字冠首，做了一对，却对你的祖父说，是以仁公托梦给他转告你祖父的，自然是假话，不过联文倒还不错。现在我把它写出来，让你知道“一经堂”有一对冠首联。
一贯诏薪传忠与恕躬行不悖
经书贻训诂子若孙家学相承
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没有病痛，饭量如常。以仁公的派下，死去的：多速的祖母八十多岁，以仁妈七十八岁，以仁公七十五岁；现在还活着的：多垣的母亲（是否还在？）、你的伯母、羡叔和我，都七十多岁，算是长命的人了。
父 连玉 1972年十一月九日
第二通（1972年12月12日）
才儿收知：
你十一月十八日寄的信收到了，你要我的著作原稿，却把《史记》、《水浒传》等书来比喻，未免不伦。须知《史记》和《水浒传》等书，乃是不朽的名著；我呢，连普通的作家也谈不上，如何可以相提并论？我知道这世界上会写作的人不啻恒河沙数，但其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实在寥若晨星，譬如你的曾祖父以仁公，一生写的不少，除掉“一经堂”钩刻起来的那些“联”以外，其余的都荡然不存了。又如你的祖父，苦心搜集的那些有关择日的绝版珍本，非常名贵，现在恐怕都不见了。我所做的事在马来亚这弹丸小范围内，自有其时代的意义，倘若那两位大学教授的工作真个完成，已经保成下来，在我于愿已足，实在不敢再望其他了。
你设想到或者会设立我的纪念馆，更加离谱。我最多只是一个先觉，提出问题使问题存在而已，事实上没有一点成就，而且自身受到严酷的迫害，怎值得后人的纪念？举一个例来说，华侨散处世界各地数千万人，敢在当地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我是第一个人。当一九五三年四月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世界各地都起了震动。[1]当地沙文主义的马来人政党领袖，更到处举行民众大会来反对，便是华人本身也都认为过份。两间最大的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在社会中说这事实在大胆，如果能成功是很好的，但恐怕不可能，他说的话还是含蓄的。但《南洋商报》却说如果成功，林连玉值得铸铜像，有讽刺的意味。谁知我一提倡，竟然蔚成一股时代的洪流，仅隔十多年，新加坡独立后在宪法中就已明文规定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我的主张竟然实现了，可是于今事过五年，新加坡的人不但未曾为我铸铜像，甚至连知道这个主张是由我首先提出的人也不多了。以此为例， 我死以后，后代的人是会把我忘记的。
只有一点我可以相信，现在马来人沙文主义者执政，占尽国家的利益，以武力压服外族，等于奴隶到华人生存的权利，到最后关头时，必然起来反抗。那时候，我必然会被人重新提起，所以两位大学教授保存文献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人们思念我，恐怕是半世纪以后，不但我看不到，你也未必看到的。
我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回忆片片录》，出版的一小本，仅及全部的五、六分之一。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曾向我征求十二本去保存，但因为被禁，我自己连一本也没有，无法供给他。北京侨务委员会曾托人搜集，有一位回国观光的人带两本给他，所以我的出版物反而在北京有两本了。
假如我的著作没有被禁，我的生活将会过得很好，因为随便出版一本都可赚到许多钱。你记得有一次我给你一千八百多元，那是一位朋友替我卖五十本《回忆片片录》所得的。虽然我每本定价壹元，但取书的人，有的一本给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甚至一百元。这意义不在书本身的价值，而是对于我的景仰。只要让我出版一本，我就可到死衣食无忧了。我一生狷介，不肯接受人家的赠送，以前有人把新的汽车送到学校，我也退回去，便是一例。而这十多年来，凡有馈赠我却完全接受，便是著作被禁的结果，因为不如此我是会饿死的。假如我真的饿死，压迫者当然非常欢迎，可以引我为例，警戒别人。而我不至饿死，则是冲破他们的包围圈，所以我的接受人家的援助，也正有反抗的意义。虽然他们断绝我生路的手段非常恶毒，却奈何不了我。
文儿在韩城侨汇可通了，不过是由这里到香港，再由香港转交中国银行，多一转折而已，约莫十七天可到，比寄永春仅多三、四天而已。
现在已是残年将尽，转眼我已是七十三岁了，明年我将再摄一张像片给你们，让你们看看我是否又老了一点。今年我不但身体很好，没有病痛，而且又有幸运，原来收存的股票大大涨价，无形中增加一笔贮蓄，今后生活更有保障，不必仰赖别人了。
……（编按：此处略58字。）
父 连玉 1972年十二月十二日
[1] 编按：就本馆档案所见，林连玉先生1954年8月8日，在吉隆坡教师公会理事会上发出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诉求，并于8月21日，以教总和吉隆坡教师公会名义向马华公会中央教育委员会（三大机构）提出提案，要求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之一。
附注：林连玉先生的家书原为繁体直书，无标点符号。为方便读者阅读，兹根据现行简体横排和标点符号格式重新排版、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