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玉笔下的温典光

研究林连玉先生的生平事迹，温典光是不能绕过的人物。他在林连玉纪念馆展示空间“三十战友肝胆照”榜上有名，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林连玉在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中多次提及其人其事，并且不吝笔墨予以详述，诸如以下几处：

一、这位温典光，原是美洲的华侨子弟。到福建省协和大学去求学，跟吉隆坡侨领张崑灵先生的女儿张竹友同学，两相爱恋，结为夫妇，双双又到美国去留学，研究教育。大学毕业后，继续修习硕士的学程，只差交出论文，就跟他的夫人到马来亚来。他的岳父是吉隆坡客属人士的领袖，历任官委立法议员、中华总商会会长、中华大会堂及其他重要社团学校的要职。温典光人极聪明英俊，中西文均佳。遇到这样良好的背景，自然有他发展长材的机会了。[1]

二、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星马各华文报称马来亚联合邦领导争取华文教育平等的机构，叫做“华文教育三大机构”。所谓“三大机构”，就是指：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联合邦华校董事会总会、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其实，当时这三机构中，只有教总是一个健全的组织，分会二十二个，遍布于全国十一州中，其他两机构都是温典光一个人的杰作。（页62）

三、温典光对于我十分尊重，我爱温典光的才华，事事借重，处处让他居功，两个人竟然成为一时的瑜亮了。（页70）

四、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因为我事事推它出头，声誉日隆，有声有色，所有华人都知道有这个机构……。（页71）

五、和华教拉上关系，就温典光个人来说，收获可真不小。一方面得以向政府一年取得二十万的津贴金，开办华文成人教育班；一方面，又凭着留美的资格，与美国新闻处拉上关系，开办民众图书馆。虽然好景不常，成教班与民众图书馆终告半途夭折，但他总算很有作为了。但这是他的个人才能，我并不羡慕；我需要的，是以他的才能，间接协助我作争取母语教育平等的斗争。（页71）

六、但温典光却也有饮水忘源的地方。那就是一九五七年教总大会议决编纂华文教育的文献，我跟教总副主席周曼沙 向他索取部分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他居然对我当面说：“对华文教育，你们教总并没有功劳……”（页71）

七、（公民权案调查庭）……我的答辩书，因为有若干专有名词要译成英文，林女士不懂，我又不晓得英文，遇到困难了。林女士要我寻觅一位识得英文的人来传译，我说：“现在是学校的假期，我没法寻得到中英文兼识的教师，况且这些专有名词，便是识得英文的人也没法传译的。要吗，只有温典光先生懂得十分清楚。但他现在是百万富翁，又是东方汇理银行华人部的经理，事务忙得很，我不便麻烦他”。林女士就自动跟温典光通电话，约温先生到她的办事处。难得温先生够义气，亲自到林女士的办事处，详细解释了一点多钟，我的答辩书才得顺利起草。[2]

民众图书馆与美国新闻处

《风雨十八年》是林先生当年参与各项争取华教活动的翔实记录，其中披露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四年的许多政坛杏坛“秘辛”。他以当事人见证人的身份，娓娓道来，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说破了当时错综复杂的背景与人事关系。《风雨十八年》于一九八八年出版时，林先生的战友黄润岳校长的序文说：“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纵观回忆录中谈论温典光的部分，个人认为是不失其公允的：譬如既说他饮水忘源，也不忘称赞他够义气。只是有一点，“与美国新闻处拉上关系，开办民众图书馆”这件事，却不知道林先生当时下笔如此论定时，是不是像今天我们读来可以那么淡定自在？

当然，19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新闻署乃至中央情报局通过诸如亚洲基金会有计划地介入东南亚华侨华人事务，包括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文教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一段好长的时间内，涉及其事者，不管是图书馆经营、学生刊物或是教科书出版的，几乎都一致地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譬如以下〈温典光先生事略〉：“先生在马华总会任职期间，有鉴以推广中华文化，不但须在学校广为播导，而启迪民智，普及敎育，更非普遍开设民众图书馆及成人敎育班不可，于是倡议组织‘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以便负起此划时代之神圣工作，当此机构成立后，即派员四出推动，并在报章广为宣传，且得到当地开明人士之合作，由是在本邦市镇乡村，次第设立，其全盛时期，计有民众图书馆不下一百余间，成人敎育班不下三百余班，其对推广民众敎育之热忱，可以想见。”[3]

值得注意的是，林连玉这篇回忆文章撰于1962年10月中旬。他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美国国务院早于6年前的1956年9月6日制定了所谓“华侨华人与美国政策”。现在我们知道，该政策所依据的那份18页长的官方机密文件（编号CK3100005672），在30年后的1992年5月14日已经正式解密。[4]自此之后，已有众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详尽的研究，譬如下面这篇：

“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新闻署制定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海外图书项目，出版专门反击共产主义学说的书籍，但苦于无法在亚洲分送和

发行这些书籍。此时，亚洲基金会在亚洲发行图书的能力受到美国新闻署重视亚洲基金会的‘亚洲图书’项目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图书发行项目。亚洲基金会接受美国出版社、大学书店、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教会和社交俱乐部的图书捐赠，并通过已经建立好的渠道将这些图书送到亚洲各国的大学和社区图书馆。与此同时，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诸如香港教育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出版了一系列以‘发展与研究’为主题的书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已经趋于白热化。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些刚刚独立的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治动荡，极易受共产主义渗透和宣传的影响；它们不仅政治上未确定方向，在意识形态上也未有归属。苏联和中国正试图将这些国家‘置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如果共产主义取得成功，世界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因此，影响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取向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然而，亚洲国家数量众多，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不尽相同，美国政府与基金会不得不在其教育援助活动中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例如在马来亚联邦，美国认为其有倒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因此采取的方法是向学校、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提供书籍、出版物、电影和其他类似素材，以抵消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同时，促使其接受来自美国专家的帮助。”[5]

无论如何，诚如林连玉先生在全马图书馆代表第一次大会上“强调推行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性”（1955年9月18日），“认为民众图书馆的开办，其重要性尚有超过一间学校之处”（《南洋商报》，1955年4月4日），不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背后意图如何，办图书馆以及成人教育班毕竟是文化建设工程，对于战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马来亚社会来说无疑非常重要。而温典光等人当年的活动，其意义也不能不从消除文盲、提高识字率的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