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甫上任为香港特首不久，凤凰台特地为他作了一次专访，目的在让梁氏能通过广播媒体向普罗大众提供讯息，以便了解他在上任后将如何治理香港。在专访中，他提到两点是与我们在研讨林连玉先生于我国独立前夕受《马来前锋报》之邀而撰写的〈心理的建设〉一文有些关联，应有参照作用。同时也许对我们研讨林连玉的思想和理念有深一层的认识。
梁氏提到的两点是：（一）他要与港民拉近地理距离；（二）他也要与港民拉近心理距离。作为一位从政者宣称要与人民保持零距离意味着过去的官民关系并不怎么融洽，甚至还有对抗之走势。梁特首这次的做法，无疑是在表明他要争取民心。这是任何从政的人士本份内应做的事。
所谓拉近地理距离，乍看之下，与我们这里的一些政客时时挂在口头的“接触论”似有相近之处，但在本质上则有所不同。在香港，执政者要与人民保持零距离，其主要目的是要与人民多接触，希望通过这管道与人民多作一些思想的交流，以促进彼此间之了解和信任，从而建立起官民间的良好关系，以后治理香港时，就会比较通畅无阻了。而我们这里的所谓“接触论”是与我国的客观现实有着密切关系的。这个客观现实就是：我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几乎全由单一族群所组成，他们紧紧掌握着国家大权，与其他民族表面上虽说是可以分享政权，但实际上这只是政治秀用来掩人耳目而已。他们的地位只配被称为政治掮客或经纪人，对制定国家政策几乎或完全没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国家虽已独立了一甲子，这种状况还是依然不变。直到两年前，一个声称为代表华人权益的政党——马华公会，其总会长廖中莱还在感叹说：“马华公会必须要有政治主导权，特别是华社课题，若无主导权，就无法当家当权”；“马华必须确保三权：即话语权、主导权及执政权，才能真正协助人民”；“马华不能再采用过去的协商或内部协商方式”；“马华会高调论政”。可是这番豪言壮语却如梦幻泡影沦为空谈，对现状丝毫无点改善。马华领导人自己也心知肚明，所谓“接触论”者，其实是一些野心政客用来作为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的手段，为主张和推行单元主义者鸣锣开道。他们认为那些阻扰他们推行单元政策的人，是因从小就进入不同语文教育的源流，接受各自不同的母语教育的熏陶才会反对单元政策。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所以他们就提出“接触论”，主张把马来语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国语地位，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以国语作为全国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规定只有使用国语为媒介的学校，才有资格称为国民学校，享受政府的特别眷顾，可以继续生存和发展。而其他族群的母语学校就必须被淘汰、被关闭，间接上这就迫使他们的学生，在别无他选之下，进入国民学校在同一屋檐下接受巫文教育。单元主义者认为唯有强硬执行这样的政策，各民族才能从小培养感情，促进全民团结与合作，国家才不会四分五裂。这种荒谬言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林连玉驳斥到体无完肤。不过林先生还是支持以巫语作为国语，原因是“本邦民族复杂，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以致意志难通，情感隔阂，……因此，我们同意采用一种语文为共通的语文……”而这共通语文就是巫语。可是他又补充说：“国语的意义仅止于共通应用而已，因此官方语言及教育媒介必须把华、印、巫三大民族的语文平等采用。”
可惜的是，事无愿违。单元主义者一旦为巫文成功地戴上国语之光环后，就表现得气焰嚣张，霸气凌人，坚持把其他的语文边缘化，甚至把它们消灭。这种作为很自然地就引起人心惶惶，群起反对，尤其是华印族更感到愤愤不平。在此情况下，各民族哪还能奢谈衷心合作？那些送孩子到国民学校求学的家长，很多都不是出自心甘情愿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他们都宁愿把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母语学校受教育。至于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达官贵人，虽然口口声声之吹嘘他们制订的单元教育政策是如何的好，国民学校如何的棒，可是自己却没有信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求学，反而把他们送到曾经一度殖民化我们的西方国家镀金。更使人纳闷的是，国家独立至今虽已过了60个岁月，可是我们仍然时时听到一些国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把不听话的非土著学生标签为寄居者，应该被送回其祖籍国。连一个以培训公务员思想为己任的干训局前主任也毫无忌惮地以同样的口吻针对华印族，可见潜伏在他们的下意识里种族偏见是如何地严重。不仅如此，一些就读于国民学校的学生，由于宗教背景和饮食习惯有异于回教徒，也蒙受歧视，在用餐时被安排到近厕所的地方进行。这种宗教清规把非我族类隔离，也许会被接受，但安排方式则有问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做法。政府既已强调“接触论”，把各民族学生集中在同一学校念书，是为了促进国家团结，而现在又反其道而行，在同一间学校内推行“隔离政策”，人们不禁要问政府鼓吹“接触论”又有何意义？本来在独立前及独立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各民族都能自由和融洽地同桌用餐；如今却有人把宗教敏感度提升到必须把他们隔离。这举措原已引起坊间议论纷纷，若政府再把这种宗教清规推行到全国学校，种族关系岂不是会进一步恶化？此宗教清规对促进各民族建立感情，根本就毫无俾益，反而会在原有的感情上，烙下一道裂痕，造成有关各方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这种反效果是“接触论者”必须重新检讨其立论是否可行的有利根据。“接触论”原是“单元论”延伸出来的产物，充满种族色彩，已不是任何人可以苟同的思想，如今又加上极端宗教主义设下的清规所约束，种族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两者之间一合一开就产生了许多矛盾。这是政教不分结成的怪胎，有须动手术将它还未成形的时候打掉，要不然任谁都不能确保以后同样性质或更严重的矛盾不会重现。现在两者的利益相同时，就是朋友，当利尽之时，关系就会交疏。这是社会常态，见怪不怪，可是国家前途就是输不起，历史上出现的政教冲突屡见不鲜，每次都引起大灾难，我们不得不以史为鉴。
除教育之外，单元论者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引发了许多争执。例如去年发生的刘蝶广场的事件、基督教徒被禁止使用“阿拉”字眼的事件以及圣经被扣留的事件、撤除教堂十字架的事件，都是许多问题中的荦荦大端。其中一宗据说还是由某执法高官的兄长带领滋事。根据马华前副总会长颜炳寿在去年主持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我国的青少年受访者，年龄介于18岁与25岁之间有高达40.7%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并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深其种族偏见。可见我国的种族关系是越来越极化，滋事者也越来越激进，直接或间接打开门户让国际恐怖份子有机可乘在我国活动，甚至建立基地招募成员。执政者若不及时检讨我国的政教关系，让极端宗教份子我行我素，其后果实不堪设想。
60年前，林连玉先生应《马来前锋报》之邀，为他们撰写一篇开斋节献词，题为〈心理的建设〉，其着意点是在寻找对策避免类似上述种族和宗教冲突事件的发生。当时他意识到一个如马来亚这样多元种族国家，由于各族的历史背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加上我国过去受殖民地政府统治为时已久，统治者惯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分化各族人民以利于他们的统治，这种种因素都会对各民族的思维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使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估都存偏见，实易随时受到有心人的挑拨离间，引起族群间的对立和冲突。林先生对任何带有火药味的种族关系忧心忡忡，无时无刻不作一些理性思考而发诸于言论，对那些伪善的政客进行评论。林先生其实对“接触论”并没有全然否定，只是认为在各族的心理建设还未做好之前就骤然推行“接触论”，强硬要将各族孩子集中在同一屋檐下接受国语教育，并关闭以母语为教育媒介的学校，这种措施在秩序上是本末倒置的，也会引起受害族群的反对，收效不但欠佳，反而会弄巧反拙，出现负作用。而事实上，上述呈现的种族和宗教纠纷就足以证明林先生的先知先觉眼光。在〈心理的建设〉一文中，他的第一句就表明“在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的建设”，接着他又说“心理的建设，是一切建设的基础，心理的建设没有达到成功的境地，一切意外的纠纷，是会不断发生的。”他的这番言论，当时也得到《马来前锋报》在社论上大力支持，并呼吁“本邦各民族都应该切实做到林君所提出的各点……”“马来亚各民族的团结必须建筑在林君所提及数点原则的基础上。”可是后来他的许多言论都被一些政客蓄意扭曲，并诬蔑他是极端沙文主义者，褫夺他的公民权。该冤案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铁证，证明那些天天高喊自由民主平等的政客，恰恰正是破坏自由民主平等的元凶。
林先生提出“心理的建设”时，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有同样的见识和远见，而60年后香港特首梁振英才同样提出“拉近心理距离”的政论，与林先生提出“心理的建设”，论点很相近。不过梁氏将“拉近地理距离”摆在“拉近心理距离”之前，秩序上也有本末倒置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