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漩涡中屹立不倒
何启良指出，除了家书，林连玉的著作大多已经出版，其中体现出林连玉的系统思路就是“为华文教育合理的地位”，林连玉的故事就是“跟政治人物以及官僚系统不断拔河的故事，这个故事令人回然荡气”。
他说，林连玉是一颗读书的种子，是有风骨、风范的读书人，是上下求索的读书人，曾自谦为“四一先生”，即一张嘴、一支笔、一辆脚车和一个目标，即便拜会英殖民钦差大臣、东姑也衣着简单，显示其单纯得可爱。
他说，也就是因为林连玉的“简单性”，才使得华教在诡谲的政治漩涡中屹立不倒，保住华教的根。“如果林连玉是政治人物，华教就不能像今天那样不断地奋发、发扬光大。”
他指出，从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达立报告书》到《1961年教育法令》，执政者不断提出削弱华教的政策，最终提出“最后目标”，授权教育部长把国民型华文英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林连玉所处的60年代是华文教育的存亡的时刻。
何启良说，林连玉的贡献就是为华教教育定型，为华教组织定型，同时立下道德实践的典范，到今天仍不能被质疑。
批判从政者的道德制高点
他指出，林连玉是一介平民，与陈祯禄、陈修信等人出生贵门不一样，也不是像梁宇皋那样的政治人物，是穷教书匠，曾经养过猪，显得非常另类。
他说，林连玉的道德意义散发出伦理的价值，也使今天华教利于不垂，华教人士的道德标准反凸显出政党人物的道德缺陷。林连玉立足的道德高度，确立了批判政治人物的标准。华教运动的后继者也体现了这样的道德精神，是坚韧不拔的文化精神、富贵不能淫、大丈夫的精神。
林连玉曾作有《吕毓昌妹夫有诗见寄步韵一首》：“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何启良说，一般常引用的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但是“幸有嶙峋傲骨在”一句更能体现林连玉在华教史地位。
大历史下的折衷妥协
王 琛发指出，今天讨论华教史上陈祯禄与林连玉互动，首先要看到大历史场景，1950年马来亚处于战争状态，英殖民只是宣布为紧急状态，主要是打击马共，到了 1952年投入的军力比与日本交战时还多出两三倍；全球处于冷战局势，西方的谍报系统嵌入马来亚，推行反共政策，防范华人社会赤化；另外则是陈祯禄希望联 合他族争取独立。
他指出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中，陈祯禄与林连玉之间都是相互妥协，寻求折衷方案，当时陈祯禄排在首位的任务是联合友党争取独立，因此在华教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宽裕空间。
他说，由于许多历史文件尚未解禁，“华教的文件都在坐政治部的牢”，即便是文件解禁了，也有许多涂黑的地方，因此未能完整揭开历史的真相。
他指出，陈祯禄是非常有学养的人，有两千多册书籍，经常都在寻求新观念寻求突破，可说是“在历史漩涡中企图把握自己的人”，然而面临历史结构的限制，还有党内的绊脚石与抽后腿，只能不停地斡旋与妥协。
他指出，早前1923年，陈祯禄在议会内曾向英殖民官员提问学校用语问题，并提出说即除非学生对自己的方言（母语）有良好的、普遍的精神基础，否则学习外国语的价值是很有疑问的。陈祯禄也指出，当时派往印度的英殖民专员也肯定，每个孩子必须将母语作为思想工具。
王 琛发说，陈祯禄上述的观点，在1952年与教总联系会议时也提出来了，但是遇到《1952教育法令》争议时，却无法落实这样的理想，当时另一马华公会领袖 李孝式也公开说，陈祯禄满意《1952教育法令》，言下之意是不应该再和华教团体商议了，妥协太多了，免得影响争取公民权以及和盟党的关系。
他指出，在无法满足华社的要求时，陈祯禄就会声明马华公会只是政党无法全盘代表华社，这也开启了华社的反对空间，使得民间可以施压并与马华公会配合。
公民社会时代的不同实践
王琛发点出，当时处于威权政治，陈祯禄能在政府中代表华教团体去商议政策，是非常难得的，而陈祯禄有诚意、前瞻的视野与开阔的胸襟，是其他马华公会领袖所没有的。
他 说，尽管如此，陈祯禄的许多理想仍无法达致，“这证明当时缺乏一个氛围，是今天必须补充的，就是公民社会”。今天要继承陈祯禄的诚意、道德修养和政治见 识，但是却不能因袭其实践方式，“什么叫做折衷、委屈、斡旋”，整个社会趋向多元开放的时候，自居为父母官为民代言其实没有意义了。
“实践他的理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实践的方式不一定要照他的方法。”
何启良在结语时也赞同，林连玉与公民社会的概念有着紧密的关系，林连玉虽然对公民社会的概念非常模糊，但是华教运动却仰赖对民众的信任，对民众有信心，其核心是相信民主的理念，显示是认同公民社会的概念的。
他 也指出，一部华教史俨然就是政治史，林连玉在华教与政治纠葛中，踏出第一步，他相信陈祯禄个人，但是不相信马华公会。华团提倡“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 但是华教问题还是依赖政治来解决，不管是投入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而林晃昇也加入政党，其实是延续整个华教运动与林连玉想法。
提倡两线政治，为教育坐牢
詹缘端指出，林晃昇原是矿业家，还经营信贷等商业，在1970年参与华教，短短三年后，即在1973年担任董总主席直到1990年卸任，期间最为人称道的是为广泛推动华人文化政治运动。
他说，林晃昇踏入华教运动是在五一三之后，国内外局势均是出于灰暗时期，独中也陷入低潮，可是却毅然站出来领导，可说是林连玉时代结束以后，领导华教运动与华社政治动员的关键人物。
他说，不应该忘记308大选以后畅谈的两线制就是林晃昇时代提倡教育平等、民族平等、民权平等理想未遂，而想以政治途径解决平等问题的产物，其观念是非常前瞻的。
他说，当初林晃昇踏入华教是担任中国学校的董事长，发现问题非常严重，因此觉得应该站出来从事工作，担任董总主席以后就是带领独中复兴运动，在1973年创办统考，1977年提出统一课本。
他说，一般人都容易忽略林晃昇对教育专业的贡献，林连玉奠定了华教的不死，而林晃昇却促成了华教教育专业的提升与飞跃。
他也点出，华教运动申办独立大学败诉，导致华教领导者思考寻求政治途径的突围。林晃昇与27位华教人士在1990年8月18日加入行动党，提倡“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为民权起义，主要的是形成政治制衡，抗衡国阵一党专政。
他称，林晃昇为了解决华教乃至民权问题，与政党与团体广泛对话，甚至还主动联系伊斯兰党，甘冒大不讳。“只要能给教育争取平等的机会，他都敢尝试。”林晃升时代的华教运动创立了不同于林连玉时代的典范。
林 晃昇的领袖特质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有理念与理想主义，对教育素质与建制有要求；二、不畏强权，当年即便被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威胁停办统考，仍不妥协，茅 草行动曾被扣；三、不怕牺牲，自喻华教运动是赔钱的生意，仍敢于投入，期间十二间锡矿矿场只剩下一间，仍然毫不眷恋。甚至到最后赔上自己的自由，为教育坐 牢，也在所不惜；四、百折不饶的精神，茅草行动后，没有改变初衷，加入行动党担任顾问。
人物史研究的陷阱
在 交流时间，隆雪华堂执行长、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右下图）质疑，讲述林晃昇不应掉入传统史学的帝王将相史观，过于拔高个人的角色，仿佛会长主席主导一切。例 如两线政治的概念并不是林晃昇先提出来的，而是一批青年民权工作者酝酿很久才提出来的，林晃昇的角色是敢于接过这个命题去实践，而华教工作方面也不应该忽 略林晃升身边的团队，例如李万千与莫泰熙。
《林连玉记事录：风雨十八年》编辑、林连玉基金董事李亚遨则指出，华教历史的人物确实非常不足，但是人物研究常涉及学术研究与社运运动之间的两难，前者的目的是求真，要有“独立的精神，批评的意识”，而后者往往希望有个旗帜，以为运动服务。
他同意陈亚才的提醒，讲述历史伟人不应该过于拔高个人，忽略群体的贡献与实际情况，因此应该反省今天“我们扛着（运动）旗帜，是怎样对待林连玉、林晃升、沈慕羽”。
何启良说，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要秉持学术的良知和独立的精神，詹缘端过去担任华教工作（在董教总工作十年），因此可能缺乏必要的距离感。若评价历史人物没有距离感，就很难有公正和独立的评论。
詹缘端则回应说，没有忽略大时代群体的贡献，点出林晃昇的贡献，主要是指出当时的政治处境及一般华团的情况，还有勇气站出来领导，这是很难得的。
他 也以自己写的《林晃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无名英雄》一文为例，说自己并没有用研讨会讲评人认为的“丹心日月”为篇名，那是因为不认同这样的评价，“这个 帽子，我认为可能太高”。林晃昇在1990年8月退出董总，加入反对党，1991年董总第18届常委就职礼，董总常委赠予林晃昇“丹心日月”匾额，以高度 表扬对于华教的贡献。
他也指出，1999年林晃昇获颁林连玉精神奖时的感言提到“英雄无名”，指运动背后还有许多律师与学术人员的贡献；而之前在恭贺沈慕羽七十大寿时也说过“英雄无名”，强调运动背后都有群体的贡献，这都说明了林晃昇的自觉、谦虚与胸襟，这是领袖中少见的。
詹缘端承认说，曾参与林晃昇时代的华教工作，可能真的缺乏距离感，说的不一定完全客观，但是自己服膺历史专业，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谨慎，必须作深入的研究，方能定论。他也声明，身为华教工作后备对于前辈林晃昇不敢用“评价”这个字眼，只能分享自己的一些所见所思。
另外，王琛发也谈到，学术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学者的学术良知，例如华教和马共的“资料还在坐牢”，因此历史研究也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去推动解除资料的封锁。
本次讲座约有60人出席，大部分是年长人士，年轻人并不多，交流讨论也未甚踊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