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我国自独立到现在的政治发展，就是以巫统爲首的种族主义政治不断壮大的历史。1969年五一三事件之前，尙有以超种族的政治思想路线爲号召的劳工党、人民党、民政党、社会正接党等与联盟的种族政治相抗衡。当时的政治斗争王要围绕在改革还是维护旣有的社会政治体制。
五一三事件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以副总理敦拉萨爲首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总揽军政大权，在2 1个月之后始恢后过会民主。
在这期间，巫统少壮派与元老派发生了尖锐的权利斗争，最后导致东姑于1970年9月辞职下野。从那时起，巫统就决定推行“以党治国”的概念以确保其在政治上的政治地位。1970年9月22日，敦拉萨在接任首相致词中宣称：“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把这个责任交给巫统，以使巫统能决定其形式——政府应跟随巫统的愿望和需求——并实施由巫统决定的政策。
随后，巫统又成功地成立了国民阵线（简称国阵），其成员除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外，也包括砂朥越人民联合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国民阵线的多党联合阵线形式削弱了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的种族代表性，巩固了巫统在国阵里“唯我独尊”的地位，却掩盖了其“一党专政”的实质。
五一三之后的时代是巫统雷厉风行推行其土着主义政策的时代。新经济政策，大学收生固打制，国家文化政策第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炉了。各种违反民主原则和人权的法令如1971年大学及大专法令，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1975年必需保安桉件（修正）条例，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等陆续被制订通过。
一向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虽然不如欧美或日本等国家，但比起临近的东南亚各国，除了新加坡以外，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直到几年前，我国各种原产品如棕油、木材、可可、胡椒。尤其是石油，在国际市场都获得相当好的价格，使我国的经济空前地蓬勃起来，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都普遍获得改善和提高。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如红吉蔑的暴政，越南入侵柬埔寨等事件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大多数人民中失去其吸引力。
上述这些因素就致使一 般人民不大能够接受要对现有社会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作法，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下，在稳定中求进步，进行缓慢但是和平的改革。因此，我国的政治斗争焦点就从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转移到在既有社会体制内维护和扶待公民基本权利、民主及自由等基本人权以及反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斗争。
2.目前国阵的处境
由于种族主义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国家财富的浪费和贪污现象的日益严重、国家债务不断增加，加上世界性经济不景气，几乎所有原产品包括原油的价格都下跌，使得国冢经济面临崩渍的危险。金钱政治，股票及产业的投机和操纵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土着金融事件使我国蒙受廿五亿元的巨大损失，但至今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有关人士。根据前首相胡申翁透露的消息，土着银行在国内所涉及的债务款项，比土着金融在香港的损失还要多。这些事件使政府产生信用危机，妨碍经济发展，腐蚀国家的法治制度。
国库空虚，马华的长期党争和内部矛盾都使巫统乃至国阵陷入空前困难的处境。全国大选日期的一再押后就显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尽管如此，国阵并没有改弦易撤的迹象，对于新经济政策没有加以修订或改变的意思。甚至连废除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廿一条（2）和豁免三保山地税等举手之劳的小问题，也一再提出各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使问题不能迅速地获得解决，巫青团长安华依不拉欣还公然警告华社青年领袖不得质问巫统的文化、语文、教育政策和马来人特权等课题，否则将提出公民权问题。安华无理的恐吓引起了舆论界包括律师公会的一致声讨。
甚至在当前这样的困难的处境下，还发生了禁止出版中文电话簿、招牌禁止使用中文字、不接受中文书写支票等事件，可见官僚种族主义已严重到何等的地步了。
简而言之，种族主义是当前我国人民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实现我国各族平等、民主、和平与繁荣的最主要障碍。
3．回教党的崛起
在巫统为党内外危机所困扰的时刻，由于新经济政策，只看重于制造一小群的马来富翁，一般的马来人民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实质的利益，回教党在新领导层的努力下，却获得越来越多的马来中、下层人士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势力在不断扩大。
同时，回教党也采取主动，与华社举行对话，在民族关系、文化、语文和教育等问题上提出了比较开明的主张。虽然这些主张是以回教的观点为基础，但由于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由一个在马来社会有广泛影响力的团体所提出来，因此引起了华社的良好反应，一些华社领袖，甚至还出任回教党所成立的华社事务咨询委员会委员。
有人认为在来接大选中如果回教党胜了巫统，回教国就一定会实现而回教国比种族主义更加可怕，因此与回教党根本一切免谈。这种看法未免有些武断，因为即使巫统摆了，国阵由于有沙巴、砂朥越和柔佛等安全区未必不能执政，况且回教党也不可能单独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来修改宪法建立回教国。
我们也必须了解，即使人民在来届大选投票给回教党，他们往后还是可以把选票投给别的他们认为更适合的政党。国阵华裔成员党应根据上述事实极力说服巫统放弃其种族主义政策，甚至必要时脱离国阵，而不是以回教国来恐吓人民，使人民俯首接受种族主义者的摆布。同理，任何以军事统治来吓唬人民的作法只能有利于专制的统治，而不利于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国阵华裔成员党必须看到，一个被削弱了的巫统将使他们在国阵里的地位相对地提高起来，使他们更有条件促使巫统放弃其种族主义政治路线，甚至可能出现如副首相嘉化峇峇所说的，国阵各成员党解散融合成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的局面。
4．两个阵线的概念
最近，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倡议“两个阵线”的概念，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有支持，有反对，意见相当分歧。
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倡仪的两个阵线的概念，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地发展。因为只有当形成两个足以互相取代的阵线时，当权的一方，才会表现得比现在更加民主，更加开明，人民的意愿才会更加受到尊重。
无可否认，近30年来，联盟/国阵的政治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了，而它在实质上则是巫统的一党专政。这种现象，使到我国出现两种相对的政治神话，即（一）巫统（马来人）的政权是不容挑战的；（二）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国阵是唯一有能力在我国执政的政治力量。
这两项政治神话，使我国的民主失去了真谛，使各反对党为不足轻重的小配角。
近年来，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到少数巫统领袖的现象，使到滥用权力的事件不断发生，造成了许多危害国家与人民的丑闻，使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
由此可见，两个阵线概念的提出，对我国的政治现实来说是具有健全我国民主制度解救我国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现实意义，虽然它是“知易行难”，但一切负责人的政党集团与民主人士都应为这个方案尽一份力量，而不是冷嘲热讽，深陷于国阵特别是巫统专制政治的死胡同里。
两个阵线的概念经过解释与宣传后，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各界民主与开明人士的支持，例如，我国著名政论家陈志勤医生，拿督苏比、及前首相敦胡申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两个阵线的概念。
陈志勤医生在七月二日“无为无私”专栏中指出：“在贪污、贫穷、宪制改革、文化交流等问题上，反对党大部分意见一致，我完全同意反对党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有了分歧又能一致，已是打胜了半场的战争。重要的是，反对党必须同意在来届大选中在大部分选区——直接和国阵对垒。如果反对党能够做到这点，我有信心他们会形成一股不但教国阵吃惊，也使反对党本身惊奇的抗衡执政党的浪潮。
“即使反对党推翻不了国阵，它将成为执政党的替代势力，和过去失去控制的胜利比起来，这事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拿督苏比在六月卅日“有话直说”专栏中给两个阵线更高的评价，他说：“倘若一个团结的反对联合阵线能够成立，也许可以称为人民团结阵线。”
“无可否认的，这个团结阵线将是代表着各民族和各宗教信仰，而且应该是一个可以真正代表马来西亚民族及各阶层人士的一个政党。
“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将会使我国成为民主的模范，种族趋向两极化和可能发生骚乱的忧虑可一扫而空。”
“最理想的发展应该是这个国家能够出现两个势均力敌而且代表各民族和各宗教的政体，这种发展一旦长生，人民便可受惠，因为不论在朝在野，两个政党都会倾全力以赴，为人民提供最佳的服务，以期在每年的大选中上台执政。”
前首相敦胡申翁虽然表达得比较婉转，但他的意思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六月七日直言道：“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权力的均衡是重要的，因为，过度赋予权力，将使执政者冲昏了头脑。一个政府必须在权力的均衡上受到钳制，不然，它将不会听取或尊重人民的意见和感受。”
拿督苏比甚至在七月六日“有话直说”专栏中给回教党主席尤索拉哇写一封公开信，劝告这一位老友“不要坚持修改宪法成立回教国”，以便“回教党可以领导所有的反对党成立一个联合阵线，让人民可选择一个交替政府”。
甚至身为我国首相以及国阵秘书长的嘉化峇峇也在某种程度上赞成两个阵线的概念。他在七月十日加埔国阵成员党大聚会上说：“如果国内的反对党以团结我国各种族为大前提而互相合作，国阵政府将给予祝贺，因为，这正是国阵十三个成员党组成联合阵线所欲达成的最终目标。”
5．结语
在我国，以巫统为主的联盟和后来的国阵前后统治了近卅年，使整个民事服务机关都深深地受到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只有出现两个势力均衡可以互相取代，轮流执政的阵线的局面才有可能促使民事服务机关恢复其中立性质，有效地消除违反宪法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措施。
回教党的崛起及反对马来种族主义的做法，使我国政治发展有可能冲破种族主义的藩篱。我国民主制度的前途决定于国阵的政治垄断能不能打破。两个阵线的成立将是一个温和，非激进的然而却又是非常稳健的开始。如果这两个阵线以后更进一步地融合成为两个多元种族的政党，那将会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极为有利和深远的影响。
根据《星槟日报》1986年7月15日报导，林晃昇是在1986年7月14日吡叻华校董联会主办“面对大选，谈民族平等，民主及人权”讲座时发表题为“我对大选的看法”专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