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連玉與國家轉型

当今几乎天天都听闻“转型”,什么“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政府转型”等等,花样百出。如果有人进行市场调查,可以肯定,“转型”梁字必定是今年众口一词的最大公约数。但奇怪得很,唯独没有教育转型。为什么? 说来转型这个课题和已经作古几十年的林连玉大有关系,也许这就是至今为止教育转型付诸决如的原因吧。林连玉究竟如何与转型发生关系?且听细说从头。 如所周知,华教历史上有两次转型(参见笔者编纂《百年育才》卷二),第一次是华教新旧交替,即20世纪初年华教从封建书塾过渡到白话文的现代教育,开启了我们今天华校的模式。第二次是侨民学校转型为公民学校,即独立前的“马来亚化”,林连玉先生为首的董教总是这次转型的主角,一方面接受了学制与课程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却坚决拒绝了“马来化”(单元化)。自此以后,以华教危代表的多元主义与“国民制”为代表的单元主义,开始了史上最剧烈的争拗,至今未熄。 按理,马来亚独立这个划分国家为两个截然不同时期的历史分水岭,教育方面应当有一个相应的转型才对,即由单元转为多元,由被压制转为平等,由互相猜忌转为共存共荣。但事实刚好相反,全盘继承英殖民者衣钵的本地当权者拒绝转型,不但要“马来亚化”,而且非“马来化”不可。也即是说,以马来单元主义代替英文单元主义。因此,独立前激烈的教育矛盾不但被延续,而且更形尖锐。表现在始于1955年槟城钟灵中学局部的反改制运动扩大为1957年全马华文中学罢课;四年后华文中学被改制、林连玉公民权和教师注册证双双被吊销;以及华文小学的“绝育”——迁校障碍重重,增建更是难如登天。这种种逆潮流的动作,使人不能不得出结论:单元主义者实质上要吞噬华教。 独立后教育的极端化,加剧了多元与单元的矛盾。华教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坚持进行艰苦的维护与建设母语教育的运动,林连玉先生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他留下丰富的著作,概括了华教运动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林连玉精神”的华人文明,亦即多元主义的结晶。 林连玉精神是本土化了的中华文化,或者叫做孔孟文化与马来西亚国情相糅合的产物,即转型的结晶。她的主要特点是平等,友好,共存共荣,互相包容与吸纳,以致最后发展为泯灭“你疆我域”的藩篱,熔铸为“民族大同”的新的马来西亚民族与文化(见林连玉著〈谈马来亚的精神〉·《杂锦集》37页,及〈马来亚民族统一辩误〉同书44页)。 简言之,以华校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与时并进地提升为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或叫做“泛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林连玉精神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文明和理想,与僵化的单元主义互相对立。独立半个世纪以来,拒绝转型的单元主义进一步自我膨胀,变为“民族国家主义”(KeNegara-bangsaan)。几十年来,压迫与反压迫争拗持续不断,就是多元与单元之间、民族大同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之间的交锋与互动。 这个交锋的背后,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揆诸社会发展史(发展观),所谓独立,原是摆脱封建、殖民主义压迫与束缚,团结全民,建设民主、开放、平等社会之谓。“民族大同”是顺乎这个社会发展运动或发展观的世界潮流,而“民族国家”则与之逆向而行。独立之后,当权者虽然凭着手术刀,使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空间早已枯竭,不转型就是死亡,308后当权者开始惊觉了这个道理。退一步说,姑且撇开当前种种“转型论”的内容不论,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往前踏出一步,有实效的一步。如果连这一步也吝啬不愿付出,那么,口头的转型,既使天天高喊,也是无济于事的。 20世纪初马来西亚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国情与历史已经确定了华教与民主是共生的双胞胎,也确定了马来(西)亚的道路为民族民主的道路。独立扼杀了民主,华教成了苦行僧。民怨长期积淀,出路在哪里呢?在于联合各族民众实践林连玉精神,在于使民主在这个国土上的最终实现,亦即国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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