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着头皮上的语文课

「工具论」是这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语文教育的主流思潮，经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将之发挥开展；如张志公直接了当说：「培养和提高语文能力首先是一种技能训练。凡属技能训练，都要有一定的规格，明确的标准和要求。」 这种「技能训练」的语文课，对本地华文课师生来说应该都不陌生，如「啊」的音变、主谓宾、名句精华、成语背诵，乃至于作文也都一律是技术性操作；再 加之魏书生「知识树」式语文教育所提倡的各种「枝」、「杈」的操作，如阅读与写作技能的六个枝中「表达」项的「五个杈」：记叙、说明、议论、抒情、描写； 其下更分小杈：景物描写、人物描写；其中「人物描写」再分「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表情描写」、「语言描写」等。 这一切我们的华文老师们未必知其所以然，甚至于不尽知其然，但却肯定都当是理所当然的操作。不明白背后的指导思想，也许不影响个人技术操作；反正谁 也不规定钢琴家一定得瞭解钢琴的构造。但若是规定指导连自己也不明所以、甚或未能掌握的技能，比如划分词类、分析句法结构等背后的操作原理，那就是硬着头 皮上的「技能训练」；学生也如听着瞎子摸象的口述硬着头皮画「大象」。这好比捧着「电脑使用说明」教导学生们如何修理电脑；注意啦，你手里捧着的还不是 「电脑维修手册」啊！ 沦为「技能训练」 这种「工具性」语文教育观，在大陆90年代以来就备受争议，甚至针对「澹化语法」问题召开过研讨会。再进入21世纪，钱理群提出：「把语文课定位爲 工具课的主张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弊端来。这种主张把人文教育排除在语文之外，使语文变成了一门技术性的课程。」于是2002年中国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就强调「人文性」，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反观马来西亚近年的华文教育在「技能训练」的泥沼中却是越陷越深，乃至于华文教师都成了纯粹口传「技能」与「标准」的机器，学生也成了复述「技能」 与「标准」的机器。若说在大陆语文教育的技能式操作仍是在阅读经典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即对于经典文章及其艺术的解析，可如今本地华文教育的「技能训练」则 纯粹是「标准答桉」的操作。 画虎不成犹类犬，画犬不成又将如何？若已发展到当下华文老师竟说出「华文课不教技能，还能教什么」的地步，则迷失的又岂止是学生而已？「工具」终归只是工具而已；一把提琴的构造讲得再清楚，学生就能拉出一首动人的乐曲吗？我们难道是该请个工匠来教提琴课吗？ 学生语文现状堪忧 当初这套「拿来」的「技能训练」式语文教育，究竟是「拿来」者们清楚评估分析后的措施，还是纯粹的「拿来主义」？反正本地各大机关拾人陈腐的牙慧而置入口内胡嚼一通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了。 于是不明所以的华文老师们都只能是摸黑执行的「标准操作」。这正切合一位大陆语文教师的描述：「我们的教育是—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 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但他的教育职责，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脚踢开，告诉每—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幷守住这个窗户。」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我们还有多少老师能爲孩子们的人生寓所守住一个美好景色的窗户？ 钱理群说过：「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 展的是语文老师。」多少代人记忆中那些美好而生动的华文课，反观如今却是硬着头皮上的语文课，惟有师生们「技能性」地摸黑「标准式」操作着「语言」机器。 半个世纪前，本地学者许云樵就曾警告说「母语的教育」，「不当太早要他分别词品、主语、谓语、宾语、受辞等等语法上的术语，否则他们将望而却步，不 敢说、讨厌学、甚或搅成口吃」。我们如今学生的语文现状，实在是堪忧的；若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除了複製讲义，连写一篇完整通顺的文章都感吃力，那我们距离 「口吃」还有多远呢？ 无可否认外部条件不利于华文学习，但多少年来的艰辛如一，只是当前每况愈下的语文现状，包括老师、包括学生，关键或许更在于内因。愿只愿长城不会倾于自己手中。 （本文为2014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族群认同与民主转型·华教的新时代挑战”，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登于《燧火评论》201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