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运动与跨族群

欲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建构公民社会，跨族群似乎是必要条件。唯有各族人民相互交流，达到各族融合、团结一致，才能挣脱霸权政治的宰制。因此近期各个领域和社会运动都致力创造“跨族群”运动和论述，干净选举联盟和反稀土厂绿色运动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教育领域要怎样推动跨族群？尤其在族群意识相对浓厚的“华”文教育场域，跨族群运动与论述更为迫切。有研究指出：“在马来西亚华人重新建构公民性的大趋势下，却遇到了一部分顽固派的排斥与抵抗。就华教界人士而言，有一部分展示了高度的族群意识，仅从华人的视角出发要求教育改革、公平对待，透过华人族群政党与执政者协商。”（施伟良《重构公民性：马国社运份子黄进发的案例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士论文）换言之，华文教育的高度族群意识会阻碍重构公民特质。 政治变迁影响族群交流 其实在华文教育场域推动“跨族群”动作并不新颖。早在1960年代，已有非华裔学生选择在华教体系完成小学至大学的教育。根据《南洋文摘》第8期（1960）、第10期（1967）的资料，曾有三名马来裔青年分别就读华文中学、马大中文系硕士班、南洋大学。 审视之，当时这群非华裔学生选读华校与推动民主或公民社会无关，反而是自觉在多元族群社会里，相互了解语言和文化才可达到族群交流。星移斗转，这种纯粹为了互相了解而学习他族语言的情况起了变化。自从政治严重分化族群以后，族群之间交流的氛围变得不单纯，常常夹杂着政治因素。同时，为了抵抗当政者的政治霸权，华文教育场域的族群意识也难免变得浓厚。 华教在公民社会的角色 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社会运动，公民社会渐渐萌芽，华教工作者亦有意识的增加跨族群之举。然而，在华文教育场域里，到底要怎样“跨族群”才能有效建构公民社会？我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华教在公民社会扮演的角色。第二，华教体系内所拥有的跨族群资源。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首先必须厘清的是，在华教场域跨族群，建构公民社会，是不是就必须摒弃族群意识？然而，“族群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两种意识要如何斟酌存在，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 倘若我们把“华教”的门槛稍微拉低，把大学、寄宿学校、工艺学院开设的对外汉语教学也纳入讨论，其实这群体充分展现“跨族群”。这些学校有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专门教导非华裔学生华文，为学生讲述中华文化。这些非华裔学生在愉快的学习氛围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与此同时，老师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马来人的习俗。这种双向的交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肯定能发挥有效的跨族群交流。因此，若真的要求华教在公民社会扮演角色，我认为他们就是正在实践的一群，而我们却往往忽略这一群体。 此外，我赞同黄进发所说的，把华小10%非华裔学生的家长组织起来，为华教的生存辩护（参见《专访黄进发谈“大马族群关系”》，韩江学院网站）。可是，校地不足、师资短缺、拨款不足等问题要怎样通过“非族群意识”解决？这些诉求是否可以通过公民集会解决，动员非华裔一起作出诉求？这10%的群体与其他90%群体的关系是什么？ 即便这10%的非华裔家长和学生愿意站出来维护，我们应该互相警惕的是，不依赖华基政党与执政者协商来争取权益，不让华教成为政治人物捞取选票的禁脔。 华教体系的跨族群资源 母语为最有效的学习媒介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华校的教师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当然欢迎非华裔学生。然而，回到现实的华校教育状况来看，我们缺乏条件栽培他们，例如，小班制、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适合的教科书等资源。此外，华小每一年学生爆满，老师对学生的比例是一位老师对五十位学生。不仅如此，老师还必须日夜追赶课程进度。繁忙的公务让老师累得无法多照顾非华裔学生的学习。简言之，如果我们要接纳更多非华裔生入读华校，就必须先充分装备好华校体系，让这群学生受惠之余也能达到族群交流的效果。 平心而论，有多少位非华裔生可以像笨珍培群独中教师艾美拉那样，从独中到大学接受完整的中文教育，掌握良好的读、写、听的中文能力？或者又有多少位非华裔学生可以修读至高等教育阶段？对于非华裔学生入读华校的情况，我们跌入了迷思，只要人数增加且取得颇不错的成绩，我们就因此沾沾自喜，认为华教“跨族群”了。当我们只用少数的例子来论证大方向，这些例子的说服力是薄弱的。 无论如何，任何论述都有助于我们思考。可是，千万别陷入让教育解决政治问题的困局。“跨族群”是一件自醒自觉的事，同样地，华教“跨族群”也必须是自由、愉快的事，强硬让教育服务政治，恐怕事倍功半。 雷秋明，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目前就职于非政府组织。 （本文为2014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系列，今年题目是“族群认同与民主转型·华教的新时代挑战”，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本文刊登于《光华日报》2014年12月9日，这里刊登的是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