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林连玉纪念馆、隆雪华堂、陈嘉庚纪念馆、雪隆海南会馆、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联办，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协办的“华人民间文物馆交流会”，于2014年9月7日，在吉隆坡林连玉纪念馆活动空间举行。
这项活动荣幸邀请到马新博物馆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本地著名文史工作者，与听众分享他们在博物馆和文物馆领域的工作心得，发表对于本地华人民间文物馆的观察，以及搜集、抢救文物的经验。与会来宾众多，计约百人，包括来自各地的文物馆、独中校史馆、社团代表，以及老中青文史工作者和大专师生，现场座无虚席。
当天上午的环节是“民间文物馆经营：挑战和展望”座谈会，主讲嘉宾是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吴庆辉、吉隆坡东方人文艺术馆副馆长许斗达以及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展览组策展人丘晏鸣，主要探讨文物馆如何永续经营的问题。下午的环节则是“抢救本地文物”交流会，邀请本地古迹修复专家陈耀威、文史工作者李成金、华社研究中心主任詹缘端和博特拉大学中文组高级讲师徐威雄诸位先生担任引言人，就本地文物抢救和在地文史重建之课题和与会者进行意见交流。
吴庆辉：遍地开花的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馆
吴庆辉以“新加坡华人历史文化展馆的发展状况”为题，介绍新加坡文物馆的源起、发展与现况，以及民办文物馆的未来展望。他指出，新加坡文物馆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殖民时期到1980、90年代，经营方针是静态的展示；90年代以后，则致力于创造文化空间。2000年以来，配合“文艺复兴城市”的文化政策，文物馆有遍地开花的景象，有助于让民众了解各族群生活文化的多元组成，营造多元的新加坡社会。
吴庆辉提到新加坡现行的文化政策，强调“藏富于民”，重视大众的文化熏陶。因此，文物馆在经营上，会为公众提供学习平台，资讯更加开放。在展示内容方面，则从静态转向动态，包括充分使用多媒体，增加互动参与，并融入科学、艺术、时尚等元素。
即使如此，新加坡民间文物馆的创办和经营仍然不容易。据统计，至2014年为止，新加坡法定机构管理经营的文物馆、美术馆共有45间，私立有14间，与华人文史相关的则有19间，此中民办者仅有10间，可见文物馆主要仰赖官方资源的挹注。
民间文物馆的创办从90年代之后才盛行，在经营上遇到人力和资金不足的难题，有者甚至无法经营而最终被迫关闭。不过，民间文物馆仍有其优势，尤其在展示空间、内容深度、节目种类显得更加丰富多元，并且拥有使命感，也是象征文化符号的座标。例如福建会馆、潮州义安文化中心、茶阳大埔文物馆、冈州会馆等近年来举办不同形式的各项活动，充分显示新加坡不同群体的活跃，以及多元的经营模式，值得称许。
对于民间文物馆的未来展望，吴庆辉提醒文物馆规模扩大后，招聘的从业员可能多非科班出身，未必能够有效推广文化；文物馆的工作重心，也将从以往的侧重研究和策展，转为以节目和公关为核心。另外，官方和民间的资源应予有效整合，民间文物馆可以借用国家文物。最后，吴庆辉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勉励与会者持续搜集文物，把文化事业核心工作做好，未来在适当的时候，自然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丘晏鸣：博物馆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
丘晏鸣的讲题为“浅谈博物馆教育――以国家博物馆为例”，除了追述我国国家博物馆的成立、发展，以及简介现有的展示厅内容（包括：A厅早期历史、B厅马来王国、C厅殖民时期、D厅现今大马），并从她在博物馆的实务经验，向听众解说博物馆教育的方法。
19世纪博物馆兴起后，其教育功能渐渐受到重视。然而博物馆如何发挥其教育功能，值得大家探讨。博物馆属于非正规教育的一环，是人们落实终身学习的场所。丘晏鸣说：“博物馆教育的主要意义，是在收藏品和参观者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而其活动的任务，是让展出的各项收藏品更有趣、更能激发观众，以建立与观众联系的桥梁。”博物馆应该发挥藏品的优势，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
丘晏鸣透过许多照片分享国家博物馆近年来举办的各项教育活动，具体的教育方法包括：视听器材、导览、来回行走的介绍员、探索空间、工作坊、义工活动、外部活动、博物馆人员训练、图书馆、出借教材、特展、巡回展、角色扮演、戏剧、教师训练、纪念品店、参与活动、示范表演、周末或假期营等等。这些丰富的互动性活动，是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所不应忽略的任务。透过图文并茂的分享，与会者对国家博物馆近年来举办的各项教育活动，例如教师培训活动、在博物馆内进行探索寻宝游戏、开办工作坊、义工导览解说培训等，留下深刻印象。
相对而言，民间文物馆的资源有限，不过民间文物馆的收藏往往较为贴近日常生活，主题亦较为明确、多元，容易和社区民众、学校师生有较多的联系和互动，因此也应该注重其教育功能。在这方面，国家博物馆的做法，值得民间文物馆学习效法。
许斗达：加强经营策略，吸引更多人潮
许斗达的讲题是“博物馆经营的策略思考——以美术馆为例”。以台湾为例，目前全台有580多所文物馆，其中57所地方文物馆和纪念馆是蚊子馆。蚊子馆的产生，带出博物馆或文物馆经营的难题，其原因不外乎是：(1) 重复建设，同质性太高；(2) 规划不当，各种软硬体设施规划不够专业；(3) 生而不养，只是建设而未考虑经营问题。因此，博物馆这个文化事业，需要思考如何加强它的经营策略，才能够吸引更多人潮，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
现今美术馆已走向产业化、企业化的经营模式，美术馆的产业化必须满足几个条件：一、魅力商品。二、魅力景点，如瑞士苏黎世的老树博物馆，成功结合博物馆、植物园、园林三个元素。三、有专业影响力的研究、展示、管理与行销等能力。在管理方面，如古根汉美术馆有“区域合作”、“分馆加盟”的管理策略；行销方面，如罗浮宫利用电影达文西密码中饰演警长的演员担任导览员的例子，使参观人数从原来的600万增加到720万。许斗达强调，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藉由展览展品跟当代的人和当代社会产生关联性的问题，让博物馆得以永续经营。
因此，博物馆须走入社会，吸引人潮，与大众互动。他举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与中国艺术家徐冰“木林森计划”携手合作的例子，说明当代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这项合作意义有二：第一，博物馆馆藏透过艺术家的再诠释，更新、丰富、活化它们的生命，让既有观众群能够从不同角度欣赏藏品，并将过去没有走入博物馆的观众吸引进来，开拓新的观众群。第二，博物馆不是只为个人享受或知识学习而存在，还要能进一步和社会产生关联，发挥它的社会影响力。
许斗达也提出艺术教育的问题，认为创造观众应从教育着手，化被动为主动，这也是东方人文艺术馆长期举办活动的原因。此外，该艺术馆也有艺术下乡计划，让外地观众有机会观赏艺术馆的藏品。法国庞毕度行动博物馆采取流动式、节庆式、马戏团式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
最后，对于当下民间文物馆创办的热潮，许斗达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而言，担忧文物馆无法经营时，文物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归现实层面，正视文物馆经营所需的可观费用。
上午的座谈会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发问和讨论尤为热烈，下午的交流会则聚焦在抢救文物的课题上，引言人一致认同抢救文物和妥当保护修复是重要和迫切的文化工作。
陈耀威：人为的修复不当，古迹毁坏无法挽回
陈耀威拥有修复历史古迹的丰富经验，透过照片中本地历史古迹的今昔对比，说明古迹遭受人为破坏以及修复不当的例子为数不少，华社应当引以为鉴。若没经过妥善规划，所谓的“修复古迹”，对古迹而言，究竟是保护抑或破坏，值得吾人深思。马来西亚拥有众多文化资产，如寺庙、会馆、宗祠、家庙、行会、店屋、坟墓等，由于历经百年之久，保存修复工作势在必行。不过，在保存过程中往往牵涉一些问题，而引起许多纠纷；或者因为保存修复的理念不同，使得古迹遭受无法挽回的毁坏。
在这些古迹当中，有些是小范围的整修，与原貌差距不大；有些是扩建，依稀可见旧时风光；有些则是全面拆除，在原地重建，已悖于原貌；更有甚者，例如一些位于闹区或交通枢纽的古迹，如今只能从照片想像当日情景。今昔对比之下，令人不胜唏嘘，这突显了马来西亚古迹保存工作的困境：天然灾害对古迹的伤害，往往还比不上人为不当的整修与修复。
陈耀威认为寺庙、会馆本身，就如同一座文物馆。建筑内部的神像、祭祀礼器、匾额、石碑等等，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或文物价值，应该加以重视和保护。很多器物在整修过程中消失不见、被丢失，或流落民间、咖啡馆，成为装饰品，殊为可惜。文物最好摆放在原来的空间，才能彰显其价值，让它们成为活生生的文化教材。
李成金：创立社区文物馆，建设社区人文精神
李成金是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创办人，对于文物的搜藏保存与文物馆的经营有丰富的经验。他回顾乌鲁冷岳文物馆的创办历史，强调当初创办文物馆的目的，是为了“抢救历史”、“经营社区”，希望能在文物被摧毁前抢救回来。
他认为，文物收集回来之后，不应只作内部静态的摆设，还应还原其历史，并对外与社区的人、事、物产生互动。因此，近年来他积极开展的社区文史工作有：(1) 收集资料；(2) 田野资料采集；(3)文物保存管理；(4) 历史考证：如考证〈倡建加影师爷宫版志〉，使师爷宫的历史从1898年推前到1870年；(5) 编撰社区历史：如撰写社区新村、市镇开埠史，已完成加影、锡米山、士毛月、蕉赖、无拉港、武来岸、岜玲珑、呀吃十四里等地区，也着手撰写乌鲁冷岳华人社会发展史；(6) 恢复新村旧称：如武来岸之旧名为仙水港；(7) 社区历史导览；(8) 协助学术研究；(9) 社区人文建设：如春节嘉年华会、艺术嘉年华；(10) 开发创意空间：在街道墙壁上涂鸦，让老城镇注入新生命力；(11) 社区人文地图绘制：从2014年7月到12月为止，由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华团、新纪元学院联合策办，影像记录老街区建筑、历史、老行当，为社区注入新的生命力。
李成金认为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目前的挑战有：(1) 资源整合：结合社团、NGO、官方、企业、公众的力量；(2) 专职经营：不仅是专业人才，更需要经营者，希望带动社区居民对历史文物的认识，再进一步推动地方文史和社区人文建设工作。
詹缘端：文物研究，可以补充历史、修正历史
詹缘端以“华人史料与文物学举隅”为题，特别重视文物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并强调“如果没有史料、文物，大概就没有历史”、“史料、文物决定历史与历史解释”，认为藉由文物的研究，可以补充现有历史记载之不足，甚至修正原有的见解。
詹缘端举了一些实例，很能说明文物文献具有修正与补充历史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1957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宫扶神及游神的几张老照片，以及当年刊登在《南洋商报》的游神活动路径的文告。对照该游神活动路径，得知这是吉隆坡最早开埠所在的街道，意味着游神经过的路径，就是这个本土神明的辖境。由于该庙宇的神轿等文物都还存在，所以复兴这项传统的祭典活动并非不可能。
第二个例子是中华大会堂，从1895年“叶观盛申建估俚间”这份文献，可以找出大会堂的切确地点（当时路名原为Birch Road，今改为Jalan Maharajarela）。至于大会堂成立的时间，官方说法是发起于1923年；不过根据档案，查到更早的源头，是1912年成立的“雪兰莪华侨会馆”，比官方说法早了11年。第三个例子，则通过革命志士杜南在革命、电影事业、反鸦片运动、福音堂教会、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活动照片，说明现有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并未详细记载杜南的这些事迹。
最后，他还强调：“通过综合性文献、文物的使用来作为历史的探讨，我们可能会对一些原来的看法、史料、观点，作出相当的调整与改变，甚至改写历史。”
徐威雄：化整为零，藏富于民
《移山图鉴》主编徐威雄，也透过许多实例，说明抢救文物的急迫性及重要性，并一再强调文物的保存工作不能等，对于这项保存历史记忆的工作，华社责无旁贷。目前许多会馆和有心人士陆续成立文物馆或收藏室，这是好现象。不过，在文物馆成立后，我们应该提升文物馆的专业性，目的是有效做到“藏富于民”，未来进一步再将各地文献史料串联起来，以达到所谓“化整为零”的功效。
徐威雄藉2008年新马白礁岛之争的例子，说明新加坡凭借一份官方文件证明柔佛政府曾声明该岛并非其领土，而获得国际法庭判定胜诉，可见即使一纸文件亦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其他重要文献实例列举如后：
(1) 1882年吉隆坡华人商家集体陈情书：吉隆坡商家向英殖民政府细数叶亚来开辟吉隆坡的功劳，请求政府免以征收叶亚来的产业。信中内容乃当事人详细记录叶亚来开辟吉隆坡的具体贡献，可以作为吉隆坡开辟者争议课题的重要历史证据。
(2) 革命团体群智社牌匾（民国三年，1914年）、雪兰莪民汉俱乐部徽章：说明了南洋华人与中国辛亥革命的关系。
(3) 惠州会馆奉纳金单据（15万元）、“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墓碑：据此文物可向日本讨回公道。
(4) 吉隆坡两份华人宣誓书：两位事主分别于1896和1917年出生于本地，由此可推测华人在19世纪中下叶或更早已来到中马地区一带。
(5) “马来亚联邦华人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老照片（1956年）：证明马来亚华人公民权是当年靠全国华团民间力量争取而来，并非某一政党所说的是他们的功劳。
最后，徐威雄特别以中国近代史上的史料学派主帅傅斯年先生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作为总结，期许大家“要有意识的尽量收集、保留任何文献、文物”，注意家中的文物，不要随便丢弃。
结语：
除了上述主讲人和引言人所分享的精辟见解，来自各地的与会者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意见。整场活动从早上至下午，进行了长达七、八小时，一众参与者依然不言疲倦，精神可嘉。
透过此次交流会，除了得以认识到民间文物馆经营的实务经验，相信与会者也意识到抢救及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期盼马来西亚遍地开花的民间文物馆，能够继续绽放，永不凋零；也希望华社能够下定决心，投入更多人力、财力和精神在文物保存的工作上，以便“保存祖先历史，留给子孙未来”。
本文原刊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专号）2014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