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连玉先生住在吉隆坡士拉央峇鲁(No.2, Jalan Besar,Selayang Baru),离黑风洞不远,靠近隆怡大道,新批发公市附近。
林先生今年84岁,(他的夫人叶丽珍女士也已经79岁;女儿林达早已出嫁),平日早睡早起,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虽然视力衰退(与人对面不相识),但,还是手持放大镜,阅读报章,关心时事,没有和世界相遗。他耳聪、思路清、记忆力强,不论电话或当面交谈,都是娓娓道来,头头是道,气概不减当年。他拿笔写字,手不发抖,在摸索中作书,仍然苍劲有力。有必要动笔,写出来的文章,依然可以洋洋洒洒、掷地有声。(本刊编辑特约他撰写的《有关马六甲会谈的两点纠正》,就是明证。)在性格作风方面,还是一样直率、认真、倔强、刚烈。如果认为长期的精神软禁已经把他的棱角给磨平了,那是绝对没有的事。譬如 说,谈起当年梁宇皋、陈东海、陈修信等怎样出卖民族利益,他还可以很生气。就像中国的鲁迅一样,是临死也不宽恕敌人的。
林先生被褫夺公民权迄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的情况是怎样的?以下是一些简述,可资了解:
1961年被迫害的消息传出之后,尽管情形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学生、工友)顶着“黑云”组团或发函慰问他,为他筹募生活及诉讼费用(尊孔学生因而被逮捕了十多名)。这时期发生了一些很可悲可笑的事情,但也发生了不少很可歌可泣的故事。被迫害了的他,因受监视,就尽量避免与朋友、同道碰面。主要的消遣处是金马路的逸园公馆。但是,即使这样的地方,也被严密监视着,“连电话也被安装上偷听器”。
不过,他还是有跟教总负责人(主要是黄润岳主席、陆庭谕先生等几个人)保持联系。黄润岳主席在处理一些重要会务的时候,也有征询他的意见。事实上,在1962年及1963年,他是教总两届大会正式委任的“教育顾问”(他担任此职直到社团注册官来函阻止为止)。
官司、回忆录
被迫害之后的前两三年,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是放在㈠为 保存公民权作法律斗争;㈡写回忆录。
保存公民权的法律斗争长达三年。他在接获公民登记总监 1961年8月12日的通知之后,即积极联络律师准备与当局周旋。当时马星最出名的律师DR•辛尼华沙甘和马绍尔都准备为他辩护,后来是由另一位著名律师拉曼尼在林碧颜律师协助下,于9月13日在吉隆坡高等法庭申请庭令阻止内政部长将褫夺公民权事提交秘密的三人调查委员会审理。有关案件于10月在高庭审理,12月在三司庭审理,1964年1月在英国枢密院审理,结果 都被驳回。三人调查委员会于1964年8月开庭审理他的公民权案,结果是,从1964年10月23日正式取消他的公民权。针对此事,他曾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谈话指出:“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而牺牲永不后悔!”
事实上,如果他当时还要保住公民权,是有办法的,一位类似特使的政治人物当时曾经私下对林先生表示:“只要你不出声,公民权不会有问题的。”林先生直载了当地回答道:“不能说话的公民权要来做什么? ”
写回忆录的动机,不仅是为了保存史实,还是因为他深信,争取民族平等,“目标正确,历久弥彰,最后决然实现”,要让他的回忆录“留作未来的印证”。回忆录实际上是在1960年就开始 写的,不过当时“只是应付《教师杂志》的催稿”而已。只有等 到被迫害后,失业赋闲在家,在黄润岳主席鼓励下,他才真正定下心来构思、动笔。到了 1963年7月教总出版他的《回忆片片 录》(第一集)的时候,他的积稿已达二十万字。
《回忆片片录》从1946年的华侨复校辅导委员会写到1963 年的回忆录被禁,分为三十多篇,每篇一题,每题一事。它是林连玉先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代表作。遗憾的是,迄今为止, 它的大部分内容仍未能与读者相见,而已经面世的第一集在仅仅两个月后就被禁,迄今仍未解禁。
到了1965年,因为公民权事已成定局,而回忆录也已全部完成,所以他可以坦然释然的心情出席4月15日教总为他以及另外五名退休理事而设的饯别会了。这是1961年12月以后他第一次在教总的公开集会上露面。他还为当天集会准备了一篇讲稿②。 除了 “感谢全体华文教育界同仁,以及同情我的广大群众,使我有能力进行辗转诉讼,以及捱了五年的失业还不至饿死”之外,还总结了他十多年的斗争经验,重申了他对斗争的立场及看法。此外,还作出了预言;“我的主张各民族平等是正大的、公平的、合理的,虽屈于现在,必伸于将来。我的肉体可以因老病死亡而消灭,我的精神将在历史上放出异彩。”
隆情小筑
在1965年10月以前,林先生一直是住在甘榜峇汝马来巴刹路(No.7, Jalan Raja Muda Musa)。自 1945 年世界大战结束,他由巴生而榄坡迁归吉隆坡后即赁居于此。但是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告别那间已经住了廿年的亚答屋了。因为政府征用土地建造马来巴刹而迫迁。从这时候开始到翌年10月,他暂时栖身吉隆坡蓝儿大厦(Blue boy Mansion)。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同乡及朋友的帮忙下,在政府拨给作为迫迁抵偿的地皮上盖了一间半砖半木的房子——这,就是他目前居住的屋子。为了答谢乡亲友好的情意,他把这间屋子叫做“隆情小筑”:“所谓隆情,盖有二义。自余遭厄,于兹六年。构讼有费、生活有费、建屋有费,凡数万金,悉由爱护者支助,此人情之隆,其义一也。此小建筑物,规模虽非宏大,而所费亦近七千元,支助者悉为吉隆坡之乡亲与朋友,其人其情,乃专属吉隆坡,其义二也。” (1966年12月:《隆情小筑简志》)
搬进“隆情小筑”后的前两年,他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旧作。结果,得杂文《姜桂集》一集,旧诗《连玉诗存》一集。此外,1956年油印成书的《华文教育呼吁录》也给重新整编了。
在”隆情小筑”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在1979年以前,因为视力还好,可以活动自如,所以,他还常常去逸园公馆和朋友聊天、奕祺、打牌、翻翻报纸。偶而,也参加集会,如:1972年1月的雪兰莪医药辅助队30周年重聚;1976年12月的教总银禧。可是,不幸的是,1979年底,他双眼患上眼疾,屡医无效,视力只剩下十多巴仙,从此,只好在模糊朦胧的世界里过活。也从此,开始他足不出户的生活。
心系华教
不过,即使是这样,他的心还是紧紧地跟华教联系在一起的:
1980年3月,他曾经为一群有志青年讲述他当年领导华人争取民族平等权利斗争的经过(当时的录音后来整理成文,称为《林连玉录音稿》③)。
1980年12月25日,他出席了教总庆祝成立29周年暨庆贺元老80大寿的宴会并发表演说,指出:他已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正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了!
1981年12月25日,他为教总30周年会庆教师书画展主持开幕剪彩仪式。
1983年5月,他参加了尊孔77周年校庆。
1983年11月,他出席了吉隆坡教师会34周年会庆。
1984年1月,他就前教育部华文组视学官钟敏璋女士在《南洋商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华教的文章,著文指出:“马来西亚到今日还有华校继续存在,不要忘记华校教总的功劳”。
1985年8月,他参加了董总30周年会庆并发表演说,大声呼唤华裔同胞起来奋斗。
除了眼疾以及气喘之外,他的身体一般上可以说是健康的。不过,他也不企求更长的寿命,他对于能够活到像现在这么老已经感到满意了。他对于死丝毫没有畏惧,他也已经预立遗嘱了。1983年3月24曰他在《南洋商报》发表的一首旧诗《和林景波赋赠元玉》很能够说明他在这方面的心境。现抄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
耄龄已晋八三秋,过隙白驹难久留。
但得两间正义在,纵然仙去亦优游。
①本文原载〈〈教总33年》(1987年出版),当时是以“编辑室”的名义发表。刊载时文末有个《编者补记》:“林连玉先生已于1985年12月18日阖然长逝,编辑室在着手整理本文之前,曾经获得林先生口头提供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巳经包含在本文之中。不过,必须言明的是,本文并未经过林先生过目——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给他过目了。
“林先生生前对于本特刊编辑工作进展非常关心。他曾经表示,特刊出 版之后要寄给在中国大陆的儿子(他仍然有跟他们保持相当密切的书 信联系)。卧病床上奄奄一息了,还不忘追问特刊的消息,可惜的是, 他不能活着看到这本特刊的出版。”
②讲稿后来没有发表(就是《教总33年》页480的《林连玉先生在吉隆 坡上海楼饯别会上讲话》)。
③录音稿后来收录在《风雨十八年下集》,即附录A部分的前三篇。
本文收录于李亚遨主编《族魂林连玉续编》(2005年:林连玉基金出版),页9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