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马华文化界与马来文化界（下称华马文化界）几乎是两个隔离的世界，少有往来，交流与对话更少。要说有，也是透过马来语单向进行。这显然有很大的不足。盖不是每个人都能以良好的国语表达能力与马来文化界对话。鉴于此，华马交流与对话往往通过特定人士或组织进行，这已形成华马交流的常态。
可以说，过去的单语或单向的对话都是不全面的，其仪式性和象征意义往往大于实质意义，尤其使用的媒介是国语，而对象是国家，其仪式性更不言而喻。陈良针对“华语不是华人母语”命题的辩驳可说是以上单向对话的扭转，亦可免除隔靴搔痒之苦。
面对迦玛的文化评论系列以及陈良的回应，笔者倾向以对话来理解这场论辩。双方已就各自的观点作了阐述，对话行为基本上已经完成，是否有后续回应并不重要。根据语言哲学定义，对话（Dialogue）是一种文学和戏剧表现形式的书面或口头上的交流，它由两个或更多的人组成。对话的主要历史渊源是作为叙事、哲学或教学工具出现在古希腊语和古印度文学，尤其植根于古代修辞艺术中。至十九世纪，文化批评学界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把“话语”（discourse）的交流纳入对话的意义范畴，赋予对话行为更深厚的哲学义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俄国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和1940年代巴西的农民和工人识字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a）。
身份认同与母语认同分化
陈良和迦玛的话语恰好关乎“华语是不是本国华人母语”之大命题。此议题的讨论在网路上尤其热烈，甚至可用“吵得惨烈”形容之。无论喜欢与否，那些语带不屑，或过激反应者都参与了话语的建构，把上述讨论议题化（problematized），推进了学术探讨的深度。后来林连玉基金主办“多元社会的语言人权”小型研讨会，其中便有一篇后续论文〈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19世纪末到1919年〉，该文尝试从源头探索马新华语作为华人通用语或统一语言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事态的演变诚令人始料未及。
对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在此时此地谈华人母语属性与渊源并非单纯的语言学问题，它涉及更多的是人类学和语言政治问题，同时也深受各民族主义思潮的形塑与催化。移民时间的先来后到都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母语认同。
独立以后，种族政治导致母语认同超越单纯的族裔与部落语言认知范畴，因而形成了身份认同和母语认同的切割与分离。譬如峇峇群体一般自认华人或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然在母语认同上多倾向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或英语。这种现象除了历史因素使然，亦无法排除客观社会因素与政治现实的制约。
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操弄下，族群身份基本上变数不大，但个人母语认同却有相对自由的选择空间。就广大的华语社群而言，母语认同的确无法不受媒体影响（如港产电影），其他因素则包括华人家庭结构的转变、城市化趋势和华人中产阶级的增长，导致身份认同与母语认同的割裂与分化。在缺乏深厚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后移民（重商）社会，更加速身/语的分化。凡此现象，聪明人必然“了然于胸”。
马来籍华文专才受忽略
迦玛的命题，与其说他质疑或否定华语与华人的内在同质关系，倒不如说他“放蛊”，试图迷惑单眼皮众生。他打着评论的高名，给华人的母语开堂审判，不禁让人想起1991年杪，日本东南亚史学会权威衮衮诸公给马华文学开庭审讯的往事。与日本东南亚史学会如出一辙，迦玛抛出的是华语文作为华人母语母文的正当性问题。这一招不可谓不凌厉，顿时把评论界打得话不搭调，而华教最高领导机构除了发文告反击，始终沉默是金。
陈良的观点与回应方式或各有意见，但他契而不舍寻求辩驳立足点的精神是必须给予肯定的。毕竟，这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解决的学术难题。令人纳闷的是，这样的对话却要等到独立建国半世纪以后方出现，未免略为迟缓，却也曝露有关当局把政治博弈的零和心态施加于教育层面的不明智之举。
一方面，近年来在汉语热潮下，教育部派遣不少马来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而国内国立大学所设初级汉语课程更是炙手可热，大受马来学生欢迎。可另一边厢，当政者却对本地华校施加各种限制与打压。这种心态对营造语言学习环境毫无好处，却直接影响政府源流中的马来学生学习汉语的成效，多年来，非华裔大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行内人都心知肚明。
回顾过去五十余年来，本邦华校源流系统确曾栽培了少数几位马来籍华文专才，耳熟能详者如南大毕业生Hang Tuah Arshad（与前新加坡回教理事会成员耶亚华）、宽柔毕业生，后赴台深造的Obaidellah Mohamad（现任马大中文系副教授）等，但在种族政治氛围笼罩下，这些少数华文学者/专才都无法真正扮演文化桥梁的角色，不被注意并不奇怪。
一直到迦玛出现，并在华文媒体暴红，华社才开始注意到这号特殊人物，并满心期待。然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场对话竟是以“来自中国大陆的马来人——迦玛”（迦氏于中国出生、受教育）作先导，证明过去官方栽培马来子弟学习汉语的计划并无法超越初阶应用性要求，但更显著的是曝露了自大的语文教育政策。如果官方继续保持这种心态，可以预见目前（乃至未来）的保送大陆学汉语计划在质量上将无法取得突破。
对话不是充满敌意的论辩
初步的华马对话从迦玛现象开始，也以当事人没有后续“秀场”告终。所谓迦玛现象，指始作俑者迦玛鲁汀伊布拉欣（Jamaluddin Bin Ibrahim）于2008年11月24日起在《东方日报》发表文化系列，点评马来西亚华裔而起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论证“华语不是华人母语”，布局不可谓不精巧。
至关键处，他更借主持电台节目之便，煽风点火，公开批评捍卫华小和华教乃被洗脑的论调。面对这种乱象，陈良以个人丰富的史识结合客观的史实依样回敬十八篇文章，以为纠谬，兼为华人文化辩解。迦文问题包括知识错误、概念混淆、抄袭、理据推演问题（化约主义）、扭曲事实（如指华校同化马来学生），乃至栽赃嫁祸（指办华教隐藏政治动机）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另外，在抽丝剖茧的辩驳中，迦玛拥护官方同化政策的立场终被揭露，无所遁形。
保罗弗雷勒在《受压迫者教育学》（台北：巨流，2003）中指出，对话“不能化约为某个人在其他人身上“存放”观念的行动，它也不能仅是讨论者间观念的交换（这观念对讨论者来说是‘消费的’物品）。对话不能是一种人与人充满敌意的、具有争论性论辩，因为在这样充满敌意的行动中，人们所从事的既非对世界的命名行动，也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只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的“真理”强加在别人身上。”（页129）
在这意义上，我想陈良的行动既非“存放”观念，也不是“强加”真理，而是反“存放”、反“强加”的最佳诠释。他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拨乱反正”、弃浊扬清，以免有心人“误导俗众，疑惑正见，久而积非为是，以假乱真。”“世道浅薄，歪说横行。嚾嚾然发为高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人心蛊惑，以‘迦’为真”。一句话，道尽了华社之中人心的媚俗与浮浅，也反衬了知识人心之所系。
陈良这部文集适时出版，从谰言初起时刻及时给与匡正，并对文化批评提供某种道德规范和写作伦理的参考，实为难得一见的“我方”的跨族群对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