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林连玉基金、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以及森美兰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于2014年5月31日至6月8日联办“台湾民主与公民社会考察团”，以加强我国社会营造与公民社会的各项工作。其中，考察团访问了台湾星火燎原工作室执行长向家弘。有鉴于交流内容丰富，极富启发性，特此加以整理报道，以供读者参考。
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
国民党在台湾实施高压统治，长期戒严中没有任何的出版、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与精英遭受迫害。虽然蒋经国在晚年比较开放，但是转变的关键不是因为执政者大发慈悲，而是来自公民社会的主张和行动。
台湾经济起飞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带来了变化——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财富，而开始渴望追求公民与政治的权利，并希望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在这之前，国民党在来台湾以后，几度打压本土文化，企图消灭在地的文化、族群语言，例如布袋戏演出须以华语呈现。
另外，早期台湾的教育系统是教授中国历史。随着社会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台湾民间开始认同自己的土地，而不是认同中国大陆的事务，继而催了生台湾本土化运动。1990年之前，台湾出现零零星星的政治运动。1980年代解严后社会运动的风险降低，几十年被压抑的社会力量急速爆发，掀起一波波社会运动的浪潮。
经过社运的洗礼，许多不公不义的国家大议题几乎已被处理。激发大家再次重新思考的是台湾中部的一场农民抗争（520农民运动[注1]）。当时农民为了全国农民的权益到立法院请愿，不小心擦枪走火，演变成激烈冲突。
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农民是相对保守与温和的社群，农民的抗争彰显其议题的急迫性。马来西亚的白沙罗华小事件在台湾被定义成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的定义是一起反对，直接去冲突和面对议题。然而当离开集会场合，回到日常生活，集会者是否还是处在公民的状态？也许在街头的时候参与者犹如是正义的化身，但是回到家却继续忍受腐败的制度。
社区运动与社区营造的区别
台湾早期的运动是对于现状不满意的表现，受压迫、会抗争却不见得会提出看法。运动注重打群架，人越多越有力量，这也是社会运动。后来的社会运动发展成不只要会批判，也要会组织与行动实践。批判不能只是情绪上的不满，像抗议核四厂的时候，除了批判也提出很多论证与替代能源方案。因此批判要有主张和论述，组织社会群众进行社会改革。
社区营造是个民主进程。运动是有阶段性的，一个社会没有民主化，就不会有社区营造，若然先做可以做的事情，有阶段性地操作。社会运动靠的是冲撞，在街头是没有个人，来的人身份不重要，算的是人头。反观，在社区营造里面，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当街头运动走下坡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运动不能只有群众，不能没有主题。
在台湾很多老一辈的人，都很关心政治，很多人坐在庙口讨论候选人，但是他们不会坐下来讨论小溪的问题或关心的社区文化遗产。台湾的民主化是在大选后，各类国家议题则交由国会辩论处理，然而国会其实一点办法也没有。选举完后因为没有社区的参与，缺少参与讨论的习惯与机会。要怎么让公民持续关心与参与公共议题，必须先从周遭的公共议题开始。社区居民互相讨论找出解决方案、学习开会、讨论的技巧。虽然尺度很小，但却是公民养成的过程。
新的社会运动展开——社区营造
台湾社区营造至今已有20年的经验。开始时，台湾各界对社区营造没有概念，借鉴日本社区经验。在与台湾民间的学者所提出论述结合后，社区营造被陈其南[注2]弄成很有意思的东西。
台湾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工业污染，国家得花钱解决。在任何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从别人身上掠夺财产。台湾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非常漂亮的老街被拆光，因为许多老房子的空间规划不适合现在的生活，于是人们把房子拆掉盖楼房。台湾的经济起飞是靠这代价所换来的。
政府缺少社区政策，早期执政党仅通过经费辅助方式控制社区。例如创办妈妈教室，学煮饭、学插花、跳土风舞；男人则学唱歌、练气功、下棋等。每个社区的活动已经规定好，由政府控制社区，而不是从鼓励社区的自主目的出发，导致民间对政党过度依赖。
社区营造的重点在于建立社会共同意识。台湾早期没有社区的概念，只有家属的概念，没有人知道社区是什么。社区不是空间，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概念。它是共同体概念，也是种意识形态。
台湾社会缺乏由下而上的公共论述。一开始由少数的精英决定，但大多数的意见不见得是对的，往往基于选票的考量而民粹化。此外，由精英提出的政策措施，在社会上讨论时总会产生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然而社区营造着重于民间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并强调精英在丢出任何议题时，须深入了解台湾发展的真正需求。
“文化大国、生活大国”取代“经济大国”
1994年时任政府意识到台湾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期，因而文建会在立法院正式提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以“文化大国、生活大国”提出了两大施政主轴：由上而下的参与、文化地方自治。
台湾在经济起飞的过程表面数字虽然漂亮，但那只是泡沫。台湾面临环境污染，若处理不当，有再多钱还是要戴口罩过生活。台湾与新加坡对未来的想象不同因而结果也各异，若拿两国相比，新加坡的生活是乏味的。台湾不能跟随潮流，不应再只是强调经济发展。当台湾高度的经济成长缓和下来的同时，民间出现多元声音和力量。
台湾的社区营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因而先从办文化祭开始，将文化权力释放给县市政府。随后，政府制定了《文化资产保护令》，一旦被鉴定为文化古迹就不能改建，造成一些业主在产业被鉴定前连夜赶紧将之拆除。台湾有很多文史工作者开始忙于保护文化历史古迹，但后来发现四处抢救老建筑也不太有意义。社区营造要处理的不只是建筑的外表，也要关注周遭的人与事。若仅以文史工作室进行文化保存，就算将历史完整收集，当地居民仍旧缺乏社区共同体的意识。
社区营造过程不在乎事务的对与错，而是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改变。社造等于造人，所有的问题关键点在于人的观念。社区文化资产无法保留是因为居民不觉得有意义，不了解其丰富的历史痕迹。如果谈房子只强调建筑形态是进不了人们的脑袋，必须告诉人们这个房子的故事（长辈的故事）。社造需要回到人本身，比如房子与人和社区之间连接。当感情产生就形成认同，而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环境就有了连接。
社造的核心概念如下：
造人——唤起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
行动——集体参与，改变现况。
自主——从依赖政府到自主发展
改革——从改造社区到改造社会
从事社造工作时，要把自己变成培力单位。早期社造是由专业团队进驻社区。他们往往举办各类活动，将社区弄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反而让居民对专业者更加依赖，导致社区没有任何的成长，最后反而倒退。专业团队是协助社区的手段，大家都须透过实践学习。
社造的第一步是先了解社区特质和人口结构，再进一步了解社区生活，更要清楚社区居民的需求。若社造者的想像与社区居民连接不到就得不到地方上的支持。切入点越准确，效果越大。先别决定要怎么做，而是想办法符合在地需求。
最后，社造没有道德诉求，不用把帽子做大。社造不能只有使命感，须有策略才能扩大居民的参与。做社造不要太理想，要考虑人性，准备面对的是俗世，毕竟我们不是活在乌托邦。
[注1]：520农民运动：云林县农权会以“农业开放可能导致农民权利受损”为抗议目标，主导台湾南部农民北上台北市请愿，农民提出出全面农保、全面眷保、肥料自由买卖、增加稻米保证价格与收购面积、废止农会总干事遴选、废止农田水利会会长遴选、成立农业部、农地自由买卖等七项要求。
[注2]： 1992年，陈其南受前总统李登辉之邀，回台接任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副主委，接任以后，开始推动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而这项运动，和以往政府所推动的文化完全不同，将文化落实在社区营造中，展现全面性的、全民式的、基础式的文化风貌，让文化不再仅止于办办活动的装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