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节特辑专访-3专家探讨共同“保根护脉” 新村申遗价值在哪?
感谢星洲日报采访与报导
受访者: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马来西亚分会成员吴爱娣博士
UCSI工程、科技与建筑环境学院副院长张集强
国家文物遗产局世界文化遗产组主任莫哈末沙林(Mohd Syahrin)
刊登于2023年12月30日《星洲日报》A8/星洲网
报道:李佳憓
照片:林连玉基金、受访者提供
“新村拨款、新村活化、新村蓝图、新村特产”等口号,近年来成了华人新村发展地方经济的代名词,各地新村人也积极凝聚力量对外展示本村特色。但有多少人意识到,华人新村其实也是一项值得收录和保存的历史文化遗产?
配合林连玉基金2023年华教节特辑,《星洲日报》透过3名专家访谈探讨大马华人新村申遗的可能性,思考政府与民间如何动员,新村由内而外又如何支援,以共同“抢救历史,保根护脉”。
为切断华人与马共产接触
英政府设新村管理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设立,是在75年前英殖民政府为了切断华人与马来亚共产党接触,而实施一项军事策略下存有非常浓厚意识形态的产物,迄今承载了许多华人的集体生命与记忆。
深究大马新村历史的学者有很多,长期耕耘活化新村的非营利团体也不少,但至今未有一套整合系统将多面向的新村历史面貌展示于国际眼前。
于是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马来西亚分会成员吴爱娣博士于2021年推动成立了一个“马来西亚新村工作小组”,目标之一是将这段马来亚现代史列入我国文化遗产,甚至是世界遗产的行列。
挖掘展现新村多样性价值
全马613个新村可以有各种归类。在这次的新村调研中,吴爱娣把新村分成三组:独立新村、环绕新村(环绕一个市中心的新村)和建成于旧镇中的新村。
“这三组类的新村有着不同的社区规划、生态系统和研究价值,我们希望申遗的代表作能展现新村的多样性价值,包括考虑是否已从原址搬迁。”
申遗名单计划中,首批列入初选的有7个新村,包括柔佛三合港新村、森美兰拉沙新村、霹雳班达马兰新村、马六甲马接新村、槟城武拉必新村、霹雳州甲板新村和雪兰莪仁嘉隆新村。
由于目前该申遗计划仍处于分享和收集史料阶段,最终申遗名单结果或有更动。
吴爱娣:研究新村史如“挖宝”
吴爱娣是三合港新村第四代人,从小在新村长大。她笑说自己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固执”且享受的,更像是一个寻宝和挖宝的过程,将一片片历史图块拼凑起来。
“我阿公是在三合港戒严时期,也就是1951年8月27日搬进新村后才去世的,某天阿公出去割胶,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是父亲告诉她的故事。于是,她开始寻找新村史料,翻阅档案局库、旧报纸、深挖考究,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关于阿公的信息。
感谢老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找到了档案。
“当时阿公是新村的Home Guard(警卫团),他是被枪杀的,尸体有搬到警察局,我也找到了关于赔偿金的资料。”对她而言,这份调查成果也算是一份家族史记吧!
Kernial:唯一成功保留集中村
前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主任、著名学者Kernial Singh Sandhu在《马来亚华人新村研究》著作中写道:“马来亚紧急状态的突出进展是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的实施,大约120万农村人口因此被集中到逾600个‘新’定居点,主要是新村;这是打击共产党行动中的决定性举措。”
这段时代背景,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战败后期、马共及英殖民地历史有紧密关联。1948至1960年的紧急状态时期,英殖民政府先后落实一系列要揪出马共成员的政策,包括宵禁和控制新村人员进出,除了华人,一些新村也牵涉到马来人及印裔族群。
这种类似集中营式的管理也曾发生在世界不同角落,如19世纪末期在南非实行的军化措施,越南则经历过美国的管制。
“但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世界唯一成功的历史立案。”
高度保留相同空间生活方式
吴爱娣说,许多国家的集中村一般在解严后结束,所形成的部落也没有了,但我国不少新村则至今高度保留相同的空间规划,以这套生活方式继续互动。
“新村的价值不在于老屋子本身,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历史、包涵的无形文化和新村人的生活形态。”
时代更迭,很多历史悠久的新村都曾面对相似无奈——老建筑被拆掉、木店屋被大火吞噬、村里的长辈相继逝世,这些被抹去的生活痕迹对老一辈的新村人而言,就像失去了部分昔日记忆。
张集强:新村是“活”文化遗产
但在张集强眼中,这不全然影响新村文化的历史价值,“因为文化遗产的观念都一直在进化,并非一定只能保存它最原始不变的样貌。”
受吴博士之邀,UCSI工程、科技与建筑环境学院副院长张集强加入了ICOMOS及协助新村申遗的行列。他多年来走访各地社区,曾田调沙叻秀新村和锡米山新村,主要研究当地建筑,也带领学生进行新村社区作业,将搜集到的一些基本资料统整后,从中提出新发现或新观点。
“当我们谈到考古遗址、金字塔或欧洲的城堡,这些是‘死了的建筑’,已不再为人使用,若要永久保存,就必须用当作标本的态度来对待。
“可是新村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活着’的文化遗产。”就如很多新村屋子至今还是处充满人气和生命力。
他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真正的价值是在于这个强调人文精神的文化,有没有可能继续的演化下去。
早期像公社 共享资源
“早期的新村有点像是一个公社,大家都在共享资源,在紧急状态时期甚至有大锅饭和分享粮食,每个新村还有自己的守卫团,守望相助。”
那如果把百年老屋装修成一间现代化的青年咖啡厅,算是保护还是破坏呢?
张集强反问,建筑肯定会老化,但只要这些房子的社区规划逻辑还在,建筑物是否可以允许被改变?
走遍好几个新村,社区的连接基本上是以步行和脚踏车可抵达距离作规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维护新村生活状态时,用步行形成的连接应该成为新村文化遗产保存中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空间被汽车占满。”
回到主题,他续说,若在新村开一间青年咖啡厅,顾客停放的汽车却将新村空间占满,那对新村的文化遗产保存是没有达到好处的,“因为它破坏了邻里的和谐的关系。”
思考建成宜居永续环境
假设这间咖啡厅老板意识到这一点,鼓励顾客把车子停在外边,再步行到咖啡厅,甚至愿意跟邻居沟通后把篱笆拆除,让顾客或小孩可以到邻居家的果树下荡秋千,那在保存新村精神文化方面是往好的发展。
“从这角度看,新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因子,不再是单纯把老屋子保留原貌,而是从无形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把社区的关系建立成一个非常宜居,而且是永续生存的环境。”
莫哈末沙林:国家致力保遗
这片土地孕育了丰富的宗教与文明。对于政府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国家文物遗产局世界文化遗产组主任莫哈末沙林(Mohd Syahrin)给予肯定。
“我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马来西亚的遗产。”
他指出,自《2005年国家遗产法》颁布后,政府比起以往更加重视保护遗产和遗址。除了沙巴京那巴鲁国家公园及砂拉越穆鲁山国家公园,2008年也成功让马六甲和槟城乔治市入遗,2012年则轮到霹雳玲珑谷地考古遗址。
“我们也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号召,递交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并陆续有了送王舡活动(WangKang)、马来传统歌谣(Dondang Sayang)、班顿(Pantun)、马来武术(Silat)和吉打传统马来剧场(Mek Mulung)等获UNESCO认可。”
沙林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已有18年,主要职责是发掘和监测所有古迹遗产的保护情况,进一步加强大马对于文化遗产维护的政策。
遗产珍宝没优劣之别
在他眼中,这些遗产珍宝没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别,不论是已获联合国承认或仅列入“候选名单”,只要被当局鉴定存有历史价值,就会尽可能让它在某法规文件下受到保护。
保护古迹的教育推动当然重要,但沙林更希望直接从申遗努力下手。毕竟在国家优先任务、国情等诸多现实限制面前,利用“申遗成功”的招牌来说服当权者动身或许是最实际的做法。
“一般上,某遗产或历史元素获联合国认可后,政府也会更感兴趣让这些古迹带入公众视野,这是引起决策者对保护遗产关注的最佳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国际层级的肯定将伴随着高标准保护原则,保住文化遗产的突出的独特价值(OUV)。
跨国联手促成更多申遗
不过,UNESCO规定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遗一个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有数量限制。沙林只好另谋策略,决定联手其他国家提出跨国遗产申请(joined nomination)。
“我不想马来西亚在申遗方面落后他人,必须制定计划让我们的遗产得到更多机会!”在他与团队的努力下,我国分别与中国和印尼联合提名的王舡庆典和班顿终于2020年申遗成功。
“因为是共同遗产,要将其列入世遗名录是相当挑战性的,我们必须说服其他国家跟我们合作,并同意我们在申请文件中强调的观点,这都不容易。”
ICOMOS集各专才调研助申遗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马来西亚分会目前有100多位的成员,皆为各领域专才并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探索极具潜能的国家的文化遗产与古迹。该会非属政府机构,也没有固定研究经费,每年将召开一次研讨会报告调查成果,不时会邀请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局或地方政府代表参与。无论是国家或联合国层面的申遗决定,都必须由各国家政府单位定夺,而ICOMOS则在搜集资料和调研上提供重要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