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权保障强调公立教育领域必须维持教育中立，也就是说教育内容须不受各种外界势力的不当干预、支配和把持，所以中小学教科书内容，就成为学习权保障范围所关注的对象之一，也就是涉及国家公权力在决定教育内容的分际与权限。由上可见，当前本地历史教科书的争议，民间的舆论批评声浪，除了呼吁政府匡正学校历史教学的偏差外，更需要检讨目前教育部编纂学校教科书制度的流弊，积极提供改革方案，引发社会关注，凝聚教育改革共识，进而为国人的学习权提供明确的相关制度保障。
当前各国针对基础教育的教科书编纂和采用，大致有三种制度：首先是自由制，教育机构不干涉，完全开放学校和教师自由决定教材；其次则是国定制，由教育机关统一编纂，并规定全国公立中小学统一采用，即所谓的「一纲一本」；最后就是折衷制，由教育机构颁布相关课程的纲要以及各年级的学习与教学目标和要求，民间可以根据此纲要的要求，编写教科书，并送交相关单位审定，若审定合格者，就可以成为学校教科书，而各级公立学校和教师允许自由选择采用这些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就是所谓的「一纲多本」。
目前，本地的公立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制度属国定制，也就是教育部指定国家语文及语文局，根据部定的课程纲要，编写教科书并规定公立中学统一采用。目前中学历史教科书内容引发社会争议，究其实和教育部采「一纲一本」制脱不了关系。因为，只要教科书出版不开放，公立学校教育内容难脱政治黑手的操纵，为特定党派利益服务。事实上，从人权理念而言，教科书国定制是违反学习权的做法，为一般自由民主国家所弃，只有像本地民主实践落伍，人权保障残缺的国家才会加以推行。更耐人寻味的是，独立前后，本地中学历史教科书乃采「一纲多本」，由相关机构拟定课程纲要，各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合作根据纲要内容的要求，从事教科书编纂的工作，坊间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教科书版本流通，供学校和教师选择。（见王丽兰，〈从百家争鸣到合而为一：检视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演变〉，《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第10期，页44-61。）在华校教科书方面，则有联营出版社、南洋书局和上海书局三个版本，让华校自由选择。由此可见，「一纲多本」，在本地并非什么新鲜事，早年已经落实推行。
近日有党团呼吁教育部组成囊括各族的历史学者的委员会，检讨修订目前受人诟病的历史教科书。然而，此等建议和做法，在笔者看来，实是治标不治本，首先，在「一网一本」的政策不变下，该委员会不过在为国定版的教科书内容的官方史观背书，强化官方诠释史观的正当性，反而模糊了造成当下教科书争议的制度性根源，其次，在《1996年教育法令》第130（2）(h)条文赋予部长决定教育机构教导的科目及教材内容，视教育内容为部长权力的禁脔，该委员会能发挥的作用和制衡令人存疑。因此，解决之道，乃争取恢复独立前后「一纲多本」的政策，开放教科书出版，并参照国外经验修法成立独立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决定教育内容和课程。当然，教科书出版市场开放，供学校自由选择后，为防止一些不肖的教育界或学校主事者上下其手，借此徇私牟利，故相关防弊监督等配套机制需要一并建立。至于，为何笔者不主张公立学校的教科书编纂完全采自由制，认为教科书检定制有其存在的必要，主要考虑乃基于维持公立基础教育的教学水平、保持受教育者至少能够接受基本水平或以上的教育平等机会以及避免好战极端份子利用学校管道向身心发展未臻成熟的学童，灌输、煽动和鼓吹反社会思想和行为等理由。
1952年，林连玉曾偕沈慕羽、严元章、沙渊如等教总同仁，代表教总参与由当时教育部成立的「改编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以及「改编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华校教科书课程大纲，并在与新加坡华校联合会代表庄竹林、郑安仑、林耀祥等人合作，让教育部官员同意「教科书可以自由出版，不属于任何一家出版公司擅其专利」。随后在1956年，时任教总主席的林连玉亦接受当时联盟政府教育部的委任，担任「课程纲要及时间表委员会」（Syllabus and Time-table Committee）委员，参与厘定全国各源流学校共同课程标准的工作。在他的斡旋下，历史科课程纲要的小组委员会接受学校历史科内容应包括马华印三大族群的历史。（见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林连玉基金出版，1998年，页31-43；页145-177）。
所以，在此教科书课题上，进步的民间团体，不能仅停留在制式的道德表态和批评，或紧随沙文主义起舞摇旗吶喊，反之应坚定的沿继前辈们的步伐，从教育理念着手，反思当前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弊端，提出专业、踏实和前瞻的改革方案，追求实践前人未竟的教育自由化、民主化和平等化的夙愿。
*此文已刊登于《光华日报》，201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