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具：能负起厘清族群复杂关系的工具，唯有科学的社会学视野。社会学首先要求回归多元社会的人与物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停留在族性，去透视和抓住现象和变化的本质和契机，如实地还原各族群横向的社会互动关系和发展轨迹，以使描述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在我们来说，应当从既有的研究成果跨入大格局去——华族跨入马来族社会领域，相反亦然，即马来族研究者跨入华族社会领域，从事探索全面的历史运动轨迹。我们应当带头这样做。
（二）社会的解剖：即对马来社会的基础研究。现下市场上已出版的大量马来社会史史籍（有些冠以“国家”之名），多是单元或偏颇的东西，可当作资料，撷取其有用部分，作为综合客观马来社会史概况的依据之一。
（三）从博到约：聚焦于两族文教，勾勒出两族群一般的互动史迹，和特殊的林连玉与种族主义的本质，从中总结出今天华教的路向。
这样的研究过程，也是构建一部完整的马来西亚国家史的过程。我们的焦点在文教，只要做出成绩，决然的可以取得双丰收，即新的文教史，以及推动林连玉精神的传播，此外，还可能起到模范例作用，带动多元的马来西亚国家史的研究，其意义十分重大。
回头看看已举行过的第一次对比研究，其局限是明显的，因为缺乏马来民族主义史这个极其重要部分的支撑。
20世纪3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崛起，画下了马来民族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分水岭。这个民族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它是反对英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同时又是对于“华人威胁”的反弹。英殖民者虚构了“华人威胁”，“合法化”了“特权”和民族主义右翼强烈的排外性和保护性，并以此为基础并凑了庇护马来贵族的“英马双头体系”（Anglo-Malay Diarchy），以掩盖和保护殖民者的剥削与压迫。种族主义统治之所以延续半个世纪以上，与“华人威胁论”密切相关。马来学者Rustam A. Sani 著《Social Roots of The Malay Left》（ SIRD 2008）之中有所阐述。
在英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下，多元的马来亚社会严重失衡，表现在社会矛盾颠倒，族群间政经文教的先后不一和错乱。在几十年的发展途程中，两族（左翼源流）取得无可否认的政治层面的团结（联合）的重大进展，但文教领域却没有跟上。当1950年代林连玉领航的华教运动启航时，两族文教界缺乏了解，顿使林连玉（华教）陷入被“围堵”的困境。
在反压迫的同时，林连玉提倡“共存共荣”、糅合各族优点而成的“民族大同社会”的主张，是公开宣扬的。但这一光明正大的讯息被马来贵族散播的“华人威胁论”所扭曲，使“本是同根生”（反殖和坚持人权）的马来文教界与民众无法知悉与理解。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所应做的，是“再造手术”，将英国人与种族主义者搞到七巅八倒的国情，重新进行接驳手术。换句话说，就是批判和切除殖民化、种族化的毒瘤——“华人威胁论”，那么，五脏六腑将逐步回归原位，一个多元的、民主的新马来西亚终将出现在国土上；而科学社会发展视野是无可取代的“主治医生”。
2010.10.09.
*此文已刊登于《当今大马》，201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