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华社动态的各界人士一定感觉得到，近年来（除去疫情爆发的两年）全马各地华社，包括传统华团和华校，甚至还有一些新兴地方团体和组织，似乎兴起了建立文物馆的风潮。笔者自2003年开始透过参与霹雳州务边文物馆和怀古楼（已关闭），以及实兆远垦场博物馆的地方文史采访工作，而开始对马来西亚华社的博物馆行动产生兴趣，并在202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与答辩。
笔者论文主题为《马来霸权阴影下马来西亚博物馆的发展与国族和族群认同形塑》，主要审视了独立后马来西亚公立博物馆管理机构的发展，对马来西亚的公私立博物馆进行了数量统计和进行历史分期，并以国家博物馆和四间华人民间博物馆为案例，进一步针对公立和私立（民间）博物馆进行个案分析。本文即是笔者论文的简单摘要，也试图针对华社博物馆行动提出一些思考点，以进一步交流与讨论，以期促进未来马来西亚华社博物馆的发展。
博物馆的几个重要统计数据
截至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官方对于博物馆数量上的掌握相当不完备。以国内公立博物馆的数量来说，一直没有正式公开的官方数据得以作为依据或佐证，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因素是肇因于马来西亚特殊的中央与地方行政分权和政治现况所致。若干较早期由博物馆局（Jabatan Muzium Malaysia）所出版的博物馆名录虽然有相关统计，但博物馆的发展变化在2000年以后有相当剧烈的演变，因此2000年以前的资料难以反映国内真实状况。另外，官方资料长期缺乏对私立（民间）博物馆数量上的掌握，亦成为马来西亚国内博物馆研究的阻碍。因此，笔者因研究所需，必须掌握相对精确的资料。笔者主要以两份资料为主，再辅以实际田野走访和网路资料，最后做出截至2021年底的相关数据。笔者所仰赖的资料，其中一个是由马来西亚文化及旅游部在2004年所编撰的Directory of Museum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博物馆名录》）一书中所列出全国各类型博物馆，书中总计马来西亚当时共有约83间博物馆，其中只包含了4间私立博物馆【1】。到了2015年由槟城理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AbuTalibAhmad所撰马来西亚博物馆研究专书Museum,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马来西亚的博物馆、历史和文化》）可说是第一本较全面讨论马来西亚博物馆展示与相关议题的专书【2】。根据书中针对全国博物馆进行的统计，截至2013年，国内共有约189间博物馆，包括8间私立博物馆。然而，根据华社博物馆研究者（如吴小保【3】 、徐威雄【4】 等）针对华人博物馆的研究结果和观察，国内的私立（民间）博物馆的数量明显被低估了。当然也有可能该书的研究焦点本设定为公立博物馆，因此私立博物馆并不在该书研究涉略范围内。然而，这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即华人民间博物馆的行动，尽管这二十多年来如火如荼，但却尚未获得政府单位和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虽然这并无意外，但是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与开放区域，是否有机会扭转国内政府和民间固有的关系呢？这是本文想要进一步考究的。
在笔者的研究中所进行的统计数据为，截至2021年底，全马公立博物馆共约178间，而私立（民间）博物馆则共约119间，因此合计国内博物馆约297间。首先必须了解，马来西亚的公立博物馆由四种不同管理机构和层级的博物馆进行分类，包括联邦政府的博物馆局、其他联邦机构和单位、州政府和大学机构这四种。至于私立（民间）博物馆，在119间当中，高达93间是华人博物馆。从这些由不同单位和研究者所统计出的数据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可以反映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国家文化治理、社群经营管理和新博物馆功能三方面来思考。
国家文化治理、社群经营管理和新博物馆功能
透过博物馆的建立、展示的叙事以及再现的记忆，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社群的认同政治【5】（McLean, 2015）。博物馆作为文化治理术的具体工具之一，透过检视博物馆的功能以及其再现的文化，得以厘清当代国家和社群的政治肯认以及族群与国族建构的操作，并分析政治对博物馆的影响。而这里所指称的文化治理（culturalgovernance）的分析概念，源自Tony Bennett（1995）的研究主张，即博物馆作为文化治理技术和机构的政治理性。Bennett指出，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治理领域，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也同时是治理的工具。而文化治理的具体作法就是，透过艺术或理性活动等文化活动为手段，管理另一群人或阶级的道德和礼仪，将文化转变成具有治理上的工具性意涵【6】。
为了进一步了解马来霸权政府如何透过博物馆来施展国家文化治理术，笔者主要进行了两项研究前置作业，一是梳理了博物馆局的历史发展，二是针对国内博物馆成立的年份进行了历史分期，并进行其社会文化背景脉络的分析。在这297间的马来西亚博物馆中，其中第一类为博物馆局所管理的博物馆，共计20间，第二类中央机关其他单位所管理的博物馆，共计37间；第三类州立博物馆共计111间，其中马六甲占最多数，约32间；第四类大学博物馆共计10间，以及民间博物馆共计119间。若再以不同历史分期所建立的博物馆数量来看，在独立前殖民时期（1883年-1957年）建立并现存的有6间。笔者将马来西亚独立后分成大略三个时期，即独立初期（1957年-1970年）共建了6间博物馆。第二个时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1971年-2000年），也是国家文化政策颁布之后开始第一波的博物馆爆发期，成立了共约84间。迈入21世纪后的第三个时期，即国家宏愿政策时期（2001年-2021年），迎来第二波的爆发期，共建立了201间博物馆。因此更精确来说，马来西亚是1980年代以后才正式兴起了新博物馆风潮，无论是中央、地方和民间博物馆都在1980年代以后开始大幅增涨。笔者认为全球化效应、国家经济发展、民间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等都共同牵动了本地博物馆的发展。
从上述数据也发现，中央和州政府在发展博物馆的过程中，有着相当悬殊的发展历程，虽然各州各地大致上是逐年增长的现象，但是这些增长的数字却只集中在几个以旅游主导或国家历史中心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特例就是马六甲。马六甲作为官方历史上“正统”的历史发源地，当权者不仅在文化遗产保存下足了功夫，也透过广设博物馆的方式，建构出马六甲的政治与文化象征。这个与官方史观并无二致的国族历史论述，显示博物馆作为马来霸权政府的文化展演的重要场域，在文化展演以及国家历史教育上，国家文化政策所主张的“马来和伊斯兰文化”自1970年代以后，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主旋律。而从博物馆的发展中也发现，在马来霸权政府的操控下，使得强调“社区与民众参与”的新博物馆的概念，在马来西亚有了不一样的发展面貌。
在全面性霸权论述的国家文化政策下，我们看到了民间社会对于博物馆行动的参与，尤其是华人社会在2000年以后，不同尺度、不同规模的社团和组织，其中不乏新兴华团和地方社群，以新的结盟方式或延续传统的华团势力，纷纷投入建构博物馆的行动中。连同各地风起云涌的社区营造行动，笔者认为这是新一波的华人文化展演活动和族群内部认同论述的建构，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全球化接轨的方式，包括创造“新故乡认同”和重新打造与“遥远的祖国”中国的连结和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与观察。而这些华人博物馆组织和社群，其动员与动力，则需追溯自1960年代以来的华文教育运动、1980年代开始的华人文化节以及2000年以后因应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各地华人文化资产被摧毁，所逐渐汇集而来的抵抗力量。然而，作为博物馆这个公共文化机构，本身具有其有机性和变动性，各地因不同因素所发展的华人博物馆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和动员力量。这是未来进入各个华人博物馆的研究场域所要留意的。最后，若是回到本文的主题，笔者再次提问：未来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华人博物馆？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我们还期待表达和论述什么？与谁对话？这是每一个博物馆行动者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作者王丽兰为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
【1】 Department of Museums and Antiquities, Malaysia, Directory Of Museums In Malaysia (Malaysia: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Tourism, Malaysia, 2004).
【2】 Ahmad, Abu Talib, Museum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 (Singapore: NUS Press, 2015).
【3】 吴小保：〈文化反抗与国家文化：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文物馆构想的形成〉，《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8期第2卷，页1-16。
【4 】徐威雄：〈化整为零，藏富于民：马来西亚民间文物馆热潮〉，《怡和世纪》2019年第40期，页88-90。
【5 】McLean, Fiona, Museums and National Identity, Museum and Society, vol.3, no.1, 2015, p.4.
【6】 Bennett, Tony, The Birth of Museum: History, The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古明君：〈博物馆与当代中国文化治理〉，《博物馆与文化》2013年第6期，页11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