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1年）是林连玉先生120岁冥诞，也是先生被褫夺公民权60周年。其实，今年也是教总成立70周年。林连玉先生于50岁那年（1951年）与沈慕羽等华校同道携手创办教总，这是华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教总这个组织、教总和林连玉的关系，在今天华人社会已经人尽皆知，就不谈了，这里要谈的是教总成立之前的跨校华文教育组织，【1】希望对年轻读者有所裨益，多了解一点华教运动的历史。
马来半岛新式华文教育，可追溯至1904年槟城华社开办的中华学堂，1905年新加坡客帮设立的应新学堂，1907年怡保、吉隆坡埠分别创办的育才学堂、尊孔学堂，1908年在吉隆坡成立的坤成女学等。其后，辛亥革命激发的办学热忱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尽管没有获得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新式学校的建设仍如雨后春笋。据统计，到1920年代，单是在海峡殖民地三州府与马来联邦四州府，已经拥有注册华校135所（不包括停办者），注册教员664人。【2】
最早的跨校华文教育组织
在新式教育的开始阶段，因为学校数目不多，且分散在各地，没有成立跨校华文教育组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清政府及后来民国政府的鼓励下，华校跨校组织的时代很快就来到。郑良树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说：“……（1906年）学部钱恂及董鸿祎奉派爪哇及新加坡华校，又极力倡议组织学务总会，以便筹策华教一切事务。”【3】于是，在槟城中华学堂开办不到10年内，槟城华侨教育会即于1913年在民国政府驻槟领事戴淑原主导下成立，同年7月报部备案。同一年，英属马来亚华侨学务总会在驻新加坡领事曹谦领头下也设立筹备处，翌年3月正式成立，9月报部备案。其后，霹雳、雪兰莪等州也相继成立自己的教育会。
这些教育会便是马来半岛最早的跨校华文教育组织。那么，它们的具体角色是什么？一篇有关槟城华侨教育会6月1日会议的报道，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真相。【4】
教育会职员会议在当天上午10时开会，共有18位学界领袖出席会议，主席为戴淑原。在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议中，总共讨论五项议案。一是有关进行调查槟城各华校的计划。与会者之一的钟则师询问调查之目的，戴淑原回答说“调查之目的，总以指示劝导良祛弊为目的”。二是讨论暑假放假的时间。经过一番讨论各种意见后，主席裁定暑假以三个星期为期，并遵照国内教育部规定，从8月1日开始放假。三是讨论是否采用两学期制还是三学期制。最后大家同意依照教育部的法令，统一采用三学期制。四是讨论召开各校教员研究会，以增进交流和提升教学素质。议定每月第一个星期日上午，定期开教师研究会。五是决定增补两位教育会职员。
从上述记录可知，华侨教育会是槟城华校的一个联合组织和指导机构。它对改善学校管理上的弊病、统一各校的制度、提高教学素质和遵循祖国教育部法令等方面扮演主导的角色。
此外，1912年《叻报》连载的〈南洋英属中华学务总会草章〉，也可让我们窥见此一建构中的组织之成立宗旨。其中提及，“南洋英属中华学务总会之创设目的是辅助祖国教育行政之机关及关注南洋英属华侨教育，鼓励各地成立分支以尽力协助、指导各地华侨学校之创设与维持”。此外，它也负起“联系海内外学会，以期共同化合于民国教育之宗旨”之任务，“注重国民教育，使华侨子弟皆有国民精神”，“注重社会教育以期各埠侨胞有国家之思想、公德之观念”。【5】
这些教育会的成员多是各校的校长和教师，部分校董也参与。譬如上面提到的槟城华侨教育会会长戴淑原就是槟城中华、时中两校的总理。新加坡英属马来亚学务总会的首任会长是养正校长宋木林。雪兰莪华侨教育会1921年的正副会长分别是尊孔、循人的总理辛百卉、叶大池。教育会主要是推动一些跨校性的学术活动，如国音字母讲习班、学术演讲会、教育调查、运动会等。这些教育组织的成立，打破了各校各自为政的局面，推动了本地华文教育的发展。
无论如何，1920年英殖民政府为控制华校发展制订的学校注册条例大大地影响了华教发展的轨迹。华教厄运当头，单由教育界是应付不了的，于是在原来的教育会之外，再组织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槟城，注册条例5月底在立法会首读通过后，一个专为应付注册条例而设的“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立刻成立了，以槟城华侨银行经理锺乐臣为首，成员包括文教政商界人士等。在新加坡，在南洋女校董事长庄希泉及校长余佩皋策划下，也成功筹组了由华社工商学界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团体“英属华侨学务维持会”。通过开大会、搞宣传，凝聚了华社的大部分力量，谒见政府当局、提呈意见书，为华社办交涉、争取权益。
英属华侨学务维持会以及槟榔屿华侨学校联合会，是非常时期的华教领导机构。它们带头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学校注册条例群众运动，为本地华教史上第一波华教运动。【6】运动后来被压制，领导人被逮捕、驱逐出境，团体被查禁，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
区域性华校教师公会的兴起
学校注册条例事件后，跨校性的专门教育团体成了禁忌。当时其实已有在社团下附设教育单位的做法，如：1929年陈嘉庚入主新加坡福建会馆后设立教育科；1934年实兆远中华公会也附设教育研究股，“凡实兆远——天定区华校教师均为股员，其用意是让当地华校教师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并研究如何改进侨教”。不过独立的教育组织仍是敏感课题。1934年，新加坡和槟城分别有人尝试申办“中华教育研究会”，都不成功。
1930年代中期，长达五年多的世界经济不景气结束，胶锡等原产品价格日涨，刺激了马来半岛工商业的发展，送子女入学于是蔚然成风。以三州府为例，到1938年时，华校学生总数已由1924年的15,000人增至46,767人；教员人数也从732人增至2,098人。四州府方面，同一时期，学生由11,664人增至44,366人；教员则从492人增至1,887人。【7】另一方面，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促使中国文化人纷纷南来避难，他们之中很多都走进了学校，教育界因此呈现了空前蓬勃的景象。这些人当中，有识之士不少，他们都理解组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教育会之事又提到日程上来了。领先行使自己的结社权利的，是槟城和麻坡的华校教师们。
过去师资多来自中国，待遇菲薄，流动性极大，故早期并无教师团体之组织。及至30年代末，中日祸起，教界人士多定居海外，以教育为终身职志，为谋职业上之联系，献身华人社会工作，有识之前辈如黄则吾、管震民……诸公，于1939年间起而筹组本会。【8】1939年间，麻省同道都感到，如果要促进华教，大家非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不可，遂由黄芳奎、文曼魂……等为发起人，筹组麻属华校教师公会，于当年6月教师节正式成立。【9】
稍迟一点成功组会的还有马六甲（1940年）：【10】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南洋各地华人激于义愤，纷纷组织筹赈会，为中国抗日作后盾，我马六甲华校教师也组织校联部（隶属于马六甲华侨筹赈会），鼓励华校师生热烈捐款，并粉墨登台义演筹款多次……嗣教师同仁，咸认为应有本身的组织，一以团结同道力量为国服务，一以联络同道感情，研究教学之改进。遂于民国29年（1940年）2月17日举行发起人大会。3月17日假座晨钟励志社举行成立大会，公举陈宗嶽（培风校长）为主席，许杭（圣大卫校长）为总务，何盘铭（培风教师）为财政。暂借培风学校为办事处。【11】
比较1920年代的教育会，这些新兴的跨校性华文教育组织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们的成员成分单纯化了。就是只让站在教育专业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参加，不像过去的教育会那样，既有教师校长，又有校董等。何以如此，一个解释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身为受薪者而又已打定主意在此地长住久居了，那么自然而然要为以后长远生计打算。可以说，除了关心和促进华文教育，这些“吃教育饭”的人对自己应享福利有了新的醒悟，所以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来谋取自身的权益，从而改善生活条件。这是教师“以教育为终身职志”的一个结果，也是教育专业化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1924-26年曾经筹组的吡叻学董联合会，战前的华校校董不曾有跨校性的组织，他们在组织上可说比华校教师慢了一拍。考虑到当时一般校董的文化程度，这是不足为怪的。
无论如何，华校教师要以组织的力量来争取自身与华教的利益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很快就蔓延到本地区。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登陆哥打峇鲁，翌年2月15日攻陷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此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期。学校被关闭、校舍被占用、设备被破坏；师生侥幸逃过凌辱杀害的，除了少数上山打游击，多数都被逼埋名隐姓，抛弃事业甚至家园，到人烟稀少处隐居起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辛苦创建起来的教师会也只好放弃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马来西亚华教界“从头收拾旧山河”，忙于复办学校之际，也不忘重办教师会。战后短短的几年内，我们可以看到各地教师会纷纷成立。如：森美兰（1945年），曼绒、北吡叻、怡保、【12】华怡乡区（皆1946年），吡联、下吡叻（皆1947年），昔加末、金宝（皆1948年），吉隆坡（1949），吉中、吉南、劳勿（皆1950年）等。【13】华校教师们延续战前的做法，组织自己的教师会。这些分布在各地的华校教师公会后来构成了全国华校教总的组织基础。1951年发表的《巴恩教育报告书》就像30年前的学校注册条例那样，成了促使大家团结起来的聚合剂。
另一方面，在柔佛州，1949年6月成立了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为全马第一个跨校华校董事及教师组织。无论如何，它的成立背景是很特殊的。据陈宝锦所撰〈史略〉：【14】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创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宣告成立。首任主席拿督黄树芬，总务林绿野，财政周清泉。七月五日，奉柔佛州华民政务司之命，负责召开全柔华校董事长大会，促请华校董事部与政府通力合作，严密注意教师之言行，协助政府清除华校之赤色份子及防止马共向华校渗透……
明显的，这是紧急状态时期服务于殖民地政府政治需要而成立的组织，与之前民间自动自发创设的华教团体大不同。这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故事了，留待以后才谈吧。
[1] 由于教总的影响力主要在马来半岛，下面主要谈马来亚（含新加坡）的情况。
[2]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9），页182。
[3]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页186。
[4] 黄贤强,〈客家与槟城的社会文化〉，《客家领袖与槟城的社会文化》（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页219-220。
[5] 参见许德发、张惠思：〈蔡元培的南洋跨境经历与华侨文化教育语境之探讨〉，《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六輯第二期，（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2020年6月），页1-36。
[6] 二战后林连玉领导的反巴恩教育报告书运动可视为第二波华教运动。
[7] 以上数据，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页287。
[8] 作者不详：〈槟城华校教师公会〉，《教总33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696。
[9] 作者不详：〈麻坡华校教师公会〉，《教总33年》，页724。
[10] 《教总33年》注明巴登马冷华校教师会创办于1937年，唯需进一步查证。
[11] 作者不详：〈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教总33年》，页721。
[12] 怡保教师会前身为战前已存在的由育才中小学校长蔡任平等组织的怡保校联会。
[13] 登嘉楼、文冬和柔南的教师会都有派代表出席1951年的全国华校教师代表大会或教总成立大会，由此可证明它们在1951年或之前已成立。
[14] 陈宝锦：〈柔佛州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总卅年》（上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页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