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诤（教育工作者）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曾在今年初发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指出，全球国家的民主与自由度已连续15年下降，就连老牌民主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幸免。霎时间，“民主倒退”（democracy in retreat）成了世界各国面对的一大挑战。因此，当下的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新常态（new normal），才能保有它的核心价值不受侵蚀。
民主自由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当民主与自由出现倒退的现象，这也意味威权与专制出现增长的趋势。这两年以来，病毒大流行（pandemic）席卷全世界，加剧了这种倒退的趋势。疫情不仅冲击人们原本正常的生活，也冲击了人们原本享有的各种权利。
不少国家为了更有效地抑制疫情，宣布封锁国境，限制人民的自由行动，推迟各种级别的选举，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尽管这是出于公共卫生考量的举措，但是这些政策措施依然与民主政治中的一些核心价值不相容。
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大范围里，一些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很有效地利用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过渡扩张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的权利，或者是企图操控资讯的传播来影响人民。防疫期间，政府不止限制了人民行动自由，还可能压缩言论空间，降低资讯传播的透明度，肆意绕过监督制衡的机制来扩大政府的权利，甚至以公共卫生安全的名义打压公民社会的行动。
无论如何，这些作为都已经违反了民主政治对各种权利的保障，同时也助长了威权与专制思想对民主制度的侵害。无怪乎，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2020年的民主鸿沟（democracy gap，即民主进步的国家数量少于民主退步的国家数量）是15年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由于每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同，所以不同国家在经历民主倒退时，也是有其自身独特的脉络。如果我们将视角从全球范围拉回到马来西亚，那么马来西亚是否也正在经历自己独特的“民主倒退”呢？
首先，在今年年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单位（EUI）所公布的《2020年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 2020）中， 马来西亚的排名是在第39名，稍比2019年的第43名进步了一些。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在2020年经历了喜来登政变、全国实施严格的行动管治、国盟政府企图颁布全国紧急状态等等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有可能危及马来西亚民主制度的健全运作。而根据报告的解释，促使马来西亚在这项排名中提升的原因，主要是选举程序与多元化得到了改善。但是，总体而言，马来西亚仍然属于有缺陷的民主国家（flawed democracy）。
利用疫情侵蚀民主
如果要描述这一波我们大家都身历其境的民主倒退，2021年的政治发展可以提供许多例子，让我们了解到新冠疫情是如何可能为一个政府侵蚀民主政治创造利好的条件。
在2020年10月，国盟政府就曾尝试颁布全国紧急状态，却遭到国家元首的否决。但是，在今年，基于国内疫情恶化，国家元首最终还是同意政府的第二次建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颁布紧急状态是否为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良方，是存在争议的。
自去年以来，全球有超过80个国家曾先后颁布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但是也有一些疫情比马来西亚更严重的国家没有颁布紧急状态。而事后证明，紧急状态并不是解决我国当下危机的必要良方，却有可能被当权者滥用，以巩固自身的政权。这是马来西亚民主倒退的最佳例证。
在民主制度里，紧急状态是宪法之中一项奇特的设计。它允许政府能够在非常时刻，运用非常手段（包括冻结宪法，暂停国会运作，动用国库开支等等）来处理国家当前面对的危机。
吊诡的是，这些做法犹如威权专制。在紧急状态下，民主制度容易失去它赖以维持运作的根基——监督与制衡，而政府的行政权力却有可能无限扩张。任何一念之差，紧急状态就很容易滑向威权专制的大门（例如，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因此，紧急状态的良好运用，取决于一个国家深厚的民主根基，以及人民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与自觉。
2021年马来西亚民主倒退的另一个具代表性的事件，要数国盟政府推迟18岁投票权利与选民自动登记的政策。早在希盟执政的时代，当时的朝野政党都一致同意修宪，将国民的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并且落实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制度。换言之，18岁的国民已经被赋予这些权利了。但是，国盟政府却宣布推迟实施，这无疑是剥夺了年轻选民既有的合法权利。
纵然政府解释到，这并不是取消年轻选民的权利，而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以及疫情的关系而延后落实。国盟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疫情是如何影响这些政策的落实。对于一个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因为防疫失败而无法获得人民信任的政府而言，这类说辞是很难让人信服。
事实上，马来西亚既有的选举与投票制度并不完善。选举制度的改革停滞不前，已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尽管509政党轮替对于民主进程的意义重大，但是它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马来西亚的民主正在进步之中。选举制度改革的问题凸显马来西亚民主在制度层面是没有任何进展的。延后落实18岁投票与选民自动登记，只是重演著当权者在拥有权力之后，缺乏安全感的举措。
病毒大流行对于民主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公民参与的行动限制。最近一个例子是马六甲州选举。这次的选举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推迟举行，选民只要符合选举的标准作业程序，还是可以如常地去投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但是，民主制度下的选举不单是出来投票，然后等待选举结果，而且还看选举过程。
投票只不过是公民参与的其中一个环节，在这之前还有许多环节，是公民参与不可或缺的，例如竞选宣传，活动集会等等。但是这些环节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大大影响了公民参与的空间。
新一波民主化浪潮
或许有人会认为，即使公民参与的实体空间被限制，人民还是可以透过虚拟空间来完成。十几年前，我们看到网络的虚拟空间（尤其是社交媒体）如何打破威权专制体制的牢笼，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与阿拉伯之春让世人看到，民主化的浪潮在网络世界仿佛有了一种新形态的发展。网络社交媒体让过去没有能力发表意见、心声总是被忽略的沉默群体，有了一个公民参与的新管道。
然而，人们从2016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令人大跌眼镜的结果发现，社交媒体正在侵蚀民主政治体制的根基。因为，决定资讯传播方式的演算法（algorithm）将民主推波助澜，巩固民主的价值与共识。但是，失去生命力的巩固等同于封闭。相同的演算法窄化公民的意见空间，形成思想僵化的同温层（echo chamber）。这无疑对公民参与影响深远，助长民主倒退的困境。
这一年多以来，我们总是在谈论新常态，强调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无论是放眼全球民主的发展，还是著眼于本土政治局势，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民主新常态的可能，寻找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的新政治规范，才能避免一个民主国家进一步滑落至威权专制的体制中。
危害民主体制的因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这动摇了北非与阿拉伯国家的威权专制，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同时，金融危机加速了中产阶级的萎缩，让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恶化，创造了危害民主体制的因子。2020年以降，全球病毒大流行让民主运作陷入停滞，颁布紧急状态与推迟选举让人民的权利无法发挥影响，封锁让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公共空间被压缩。这些危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民主也需要一个新常态。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这些危机只是民主的短暂失灵，之后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国盟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曾经引发宪政危机，尽管马来西亚最终安然度过，不失为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体现。但是，在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中，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包括不知不觉中落入一个封闭社会。
我们必须时时警觉潜在的危机，而不是根据常识、未加反省与批判的直觉来下判断。就如1933年，德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常识，以民主的方式把希特勒送上魏玛共和国的总理宝座，当时没人会质疑自己的常识有什么问题。
上篇刊登于2021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
下篇刊登于2021年12月15日《东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