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剽窃新高度

宋明家博士(科学工作者)

新冠疫情来袭,让全世界大多数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在短短几个月内,突然间“被进化”至线上网课和评估。

但当老师们为了网课各类新教学平台、新教学内容、新评估系统等新事物折腾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学生剽窃问题却悄悄的变得更普遍。

根据防抄袭软件公司Copyleaks在2020年对全球5.1万名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当大部分学校开始以网课取代实体课后,学生剽窃平均百分比从35%上升至45%,剽窃个案增长率达28%。另,花钱在网上购买“作业/论文枪手”服务,也是一大隐忧。

这种“学术不端”文化不是什么新议题,它一直都是国内许多教育机构不愿严正面对的“房间里的大象”。比如,上个月任教于某私立大学学院前课程的讲师提起某学生抄袭作业,学生说“中学时老师没教”、“从来不知道这算是抄袭”;笔者过去“抓到”的犯错学生也常把责任推给学校老师,甚至说老师从来不认为这些是剽窃。

没有人是赢家

从学校延申至各个业界,抄袭现象也一样时有所闻。去年笔者曾询问研究剽窃现象的大学教授,他们一致认同大马教育和业界,比较不关注剽窃觉醒,也不注重遏制剽窃行为的文化,在于惩处机制方面也比英美澳等科技国家相对落后许多。

来到疫情时代,有些国外大学已把“代写”纳入“剽窃”定义里:凡花钱从别人或网络公司购买和缴交作业及论文的行为,都属于“剽窃”。但国内大多数教授或老师对这些学术不端现象都半闭着眼,有的发现了问题也从轻发落。因为若要处理与鉴定这些剽窃作业及论文代写需花大量时间,干嘛要自讨苦吃?

也有许多老师对剽窃的定义,不是很了解。这主要源于过去数十年亚洲区域不注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以致于对这种相对新的“剽窃”观念,不是很理解;许多大学教授也存有对剽窃的认知误区,毕业后学生有的成了老师,“薪火相传”的又把问题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这种剽窃文化的蔓延,对学生、老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而言,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可以依此作推论:靠剽窃毕业的学生没学到应有知识和技能;没剽窃的学生成绩差而心理不平衡;花费时间处理这些个案的老师无法专注在研究和教学,检验不出剽窃的老师会被特意犯错的学生视为蠢蛋;大学花大量时间资源和人力处理这些个案;未来雇主对大学的观感不佳;社会对部分大学毕业的学生有成见——这种环环相扣的相互因缘里,除了赚到大笔钞票的“代写公司”,没有人是赢家。

对国内各个公私立教育机构而言,疫情带来的教育新趋势,应该是一种新转机和契机;在国外各个大学大力提升“剽窃”觉醒的当儿,我国教育界必须严正看待这种问题。

吸引力持续增强

这其中有华社关注,也关爱的独中、华中和华小,想在教育和学术领域保持优势和竞争力,就务必加强校方和老师对知识产权的正确认知,以及对剽窃概念的清晰定义。只要对认知、防范及检验剽窃有了醒觉,学校有了妥当的应对政策和惩处机制,老师也能正确指导学生如何引述、引用、参考资料、重写和总结的种种技能,学生来到大学阶段,就不会犯上这种错误。

当“诚正学术”的品牌和威信被竖立起来了,中文教育文化和校风对社会、业界和家长的吸引力和信心,就更能持续增强。

刊登于2021年12月9日《中国报》C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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