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洁瑜（2021年林连玉青年公民学程学员）
最近和刚上大一的学弟妹聊天，每每聊到能为时下社会课题作出什么样的改变时，往往得到“先做好自己”的五字回复。当中潜在的意思就是，好好读书，好好毕业。
这是他们认为本身唯一做到的事情，其余更大的事业却从来未纳入考虑。他们最常的理由是“外在因素的不可控”。与其往结合他人力量的方向思考如何改变世界，不如先把自己的生活打点好。他们甚少思考大环境对自己今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如何跟大环境互动、改变它。要么参政，要么变成有钱人，这样才能呼风唤雨。
和学弟妹对话的当儿，一直出现一种悖论。不愿意投身参与、谋划或发声支持一场运动，原因是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和其余零星力量是螳臂挡车，若一不小心或许还会得不偿失。但我们必须同理这种长期依赖体制却又对体制感到害怕的心理。这些都曾是抱着”我能够做些什么“，到后来转变成”我是没办法做些什么“的人。他们对群体的力量失去信任，对社会现实险恶的失望，或许也是需要花时间解开心结的过程。
当然公民群体是抽象的，而我们对自己能在群体内扮演的角色也毫无想法。我们到底是怎么丧失这种想象能力呢？若要说的话，从上小学开始就马不停蹄地追赶着课业，耳边围绕着“好好读书，其他的事情不要管那么多”的劝诫，本质上就像给赛马戴上了眼罩般，让学童可视的范围变小，全神贯注地往目标冲刺，这样的环境会培养出以提升个人能力或优势为先的性格。后来终于从各种考试中解脱，走向社会时意识到这个庞大体制的问题，不是单薄的个体所能对抗的，进而对现况感到无力无助。
小世界外旁观
在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的马来西亚年轻人，或许因此对个人的政治观察、选择和决定都缺乏自信。什么才是对大家（和自己）最好的选择？这是自希盟政府推出十八岁投票提案后，从《星洲日报》和《中学生》报导可窥见的现象。
如果把社会时下发生的事情当成是自己生活边缘、茶余饭后的课题，这样接收到的信息或许一直是破碎、凌乱的。他们无法将这些破碎的讯息拼凑成自己生命经验有意义的脉络，从全局中看见问题所在，或延伸思考出全面解决方案。
因为无法驾驭理解这个局面，所以退居到旁观者的角色，或甚至把政治和自己的生活区隔开来，重新戴上眼罩，继续活在自己的小世界，成为各种事发时围绕荧幕看戏的吃瓜群众。
我们对年轻人寄予厚望，期待他们为社会的进步改革发声，但现况更趋向如评论人陈鸣诤说的：“比起理想的幻灭……当下我国年轻人已丧失责任与行动的能力。”即便在大学时期加入社团，并没有如我们理想中那般参与社会实践。以兴趣和交友为目的的参与，始终不太能永续经营或推动什么改变。在大学办的活动都在创造最耀眼的短期成果，结束后曲终人散，毕业时各奔东西。
社会环环相扣
然而，我们知道，真正的社会其实本质上是环环相扣的。大学生参与社团、组织群体活动的热血，为什么无法过渡到响应社会议题的公民组织？这种断层，或许是鲜少运动者回到校园培力，与学生对话，让他们产生信任。
评论人吴振南说，公民教育该着重的是“教导学生了解及接触有关社会的重大议题，重要的社团知识等这类能帮助公民进行社群互动的知识”，那在等待学校的公民教育跟上脚步的当儿，那我们也该把眼光放到离开了中学体制的大学生身上，思考如何把他们接回到公民社会运动。
除了批评大学生不自主和未醒觉，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在扭转个人主义为上的条件思维之际，唤醒他们心中的道德勇气，令他们重新思考参与社团的意义，还有群体当中的角色，看见社会无处不在的影响。只要能打开对话空间，我们要带着温柔的同理心和这样的质疑碰撞。
刊登于2021年8月18日《当代评论》
编按：本文为“林连玉公民权褫夺案六十周年”系列文章之一，特辑主题是“林连玉精神与公民社会”，由林连玉基金组稿。本文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林连玉基金及当代评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