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珊（Diversity异样成员/社会主义党中委）
同志课题[1]在我国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课题。然而，需提醒的是，这个“敏感”是相对而言的。我国是个伊斯兰教国家[2]，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天生”就是恐同的国家。在70年代我国有一支医疗团队就曾为不少跨性别进行性别重置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3]。在那个时候，跨性别群体都可以在登记局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栏位，也有跨性别在更换性别后结婚组织家庭，直到80年代政府颁布了一则伊斯兰教法（FATWA），禁止穆斯林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后，该医疗团队才解散。
一直以来，民间对同志的支持与反对都是有起有落。然而每次有规模较大的反同志声音出现，都和政治有直接关系。例如1998年案件鸡奸案，2011年性向自主活动（Seksualiti Merdeka），甚至到最近的前青体部长赛莎迪的新闻助理努曼，无一不与政治没有关系。近年来，尤其是在希盟执政前后期间，可谓是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反同志浪潮的最高峰。因为任何大小事情只要涉及同志，都会被右翼团体和一些政党无限放大，以期获得支持。这些团体和政党都会追着希盟政府或是同志群体穷追猛打，以致在那段期间同志课题成为烫手山芋。也因如此，当时的政治人物和希盟政府，都不愿以正面或中立的姿态去面对这个课题，而是以反对同志的姿态来应对。这些政治人物恐同的言论，直接或间接的增长国内针对同志群体的仇恨言论。这段期间，不少同志活动都在仇恨言论下被迫取消，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当第14 届大选成功换政府时，同志群体都有期待能因此够减少对同志的歧视与污名，但显然的，并没有带来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加上今年的新冠疫情而带来的行动管制令，不少跨性别群体因早已与原生家庭脱离关系，在这段时期失去工作后流离失所；同志场所或同志友善空间无法营业，也让同志群体少了同侪的支援。前有右翼组织和政府的打压，后有新冠疫情，那同志运动还能如何走下去？
我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仍应积极向各方——政府与民间——展开对话。因为在国盟政府执政后，执政党和右翼组织因为已经取得“胜利”，所以针对同志群体的攻击，已没有如之前般猛烈，因此现阶段同志课题暂且不是一个非常烫手的山芋。更何况换政府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此能大幅度改善国内同志的处境，无论是谁执政，同志运动都应持续进行，将抗争进行到底。所以，我们应在这种时刻展开对话，减少彼此的隔阂，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对同志群体内的教育工作也刻不容缓。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出现不少打着人权旗帜的右翼组织，试图使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人权话语（human right language）将恐同和反平权等论述包装成似是而非的人权话语，来捍卫他们的言论的同时，也试图藉此获得更多的经费与政治支持。这些右翼组织已经在国内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所以同志群体应在这部分加强社群内的教育工作，方能装备好自己以随时应对这股势力，以争取同志群体的话语权。
今年的政局的变化与新冠疫情重挫国内的社会运动，让许多正要进行的改革都停滞不前，然而社会运动向来都是一场持久战。今年虽波折重重，但只要不绝望，就依然有希望。
[1] 这里的“同志”泛指，男女同性恋、跨性别、以及其他性少数，而非单指同性恋。
[2] 虽然普遍上会认为伊斯兰教是反对同志的，但实际上不同的教派或个别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经典都会有不同的诠释，有者认为伊斯兰教认为同志是一种罪；也有者认为伊斯兰教里并无一字一眼提及同志有罪与否的字眼。
[3] 性别重置手术或俗称变性手术，是一种让跨性别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回到他们所认可的性别。
刊登于2020年12月5日《中国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