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怀疑原来马来亚华教缘起的说法重头说起
王：好。今天难得会来和漳州的朋友见面，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与清末教育有关，其实是由于本身最近凑巧对教育史 起了兴趣。本来我对教育历史是没有兴趣的，我以前看那些谈教育历史的书籍都觉得很枯燥。可是，后来有个马来西亚的林连玉基金会要求我写一写这方面的历史。 而且他们是从多元种族的立场主张华文教育的权力，于是我想到可以跳开华人自己的眼光所限，用比较大国际的角度去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我专门看别人的材 料，不看我们自己例行公事互相抄袭的材料，想看能不能发现些新的东西。这是我的兴趣的推动力，我的兴趣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喜欢走险招，这样搞学术会有趣得多。试试看，从英文资料、从法国资料、从葡萄牙资料、从荷兰资料来看中文教育，会不会跟我们一般人所得到的印象不同，也就是和你们从一般书上念到的马来西 亚华人教育历史有很大差别？ 结果，发现到差别非常大。非常的大差别在哪裡?就在于我们对自己最早的马来亚半岛华文教育缺乏记 录。很多人谈到华文教育都会谈到马来西亚1819年有个五福书院，认为那是中文教育的开始，那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了，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不是真的就是中 文教育的开始？它是现在的广州府会馆，门额上都写明是“书院”，还有甚麽不对？这应该就是中文教育历史的根据了。但是，我对这个所谓马来西亚华人所公认的 历史，还是想从新经历一下考据的过程。后来，我亲自去做了两个方面的探讨。第一个探讨，就是我去看它上面挂的这些所谓金榜题名的匾额，都说在中国考到什麽 官位，然后我就开始翻阅清朝的历史档桉，结果发现，这些匾额上的官位和名字都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我再翻一翻英国的档桉，我就发现到五福书院最早的时候是 以五福堂的名字去注册，结果被英国政府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什麽？因为你本来是秘密结社。我后来再到那裡面看它的神主牌，然后我照着一大堆放在那边的神 主，很笨的逐个对照对照英国人资料上的秘密结社党人名单，一比之下，哇，这个书院裡的学生全是学“诗词”的。我为甚麽说他们都是学诗词的呢？因为秘密结社 有很多内部传授的诗词和手势，党人互相认可身份，都是依靠诗词内容和手势符号作为暗号。他们是另类的中文系，专研诗词和符号学。这些先人神主，上边的名 字，几乎都是来自当地天地会支系的海山会党。 这发现的过程情况在我来说，是很有趣。在我看来五福书院不像一个书院，最初的原因是由于我想到中国传统中，在本县或本府以外的书院有些是专供士子赴外地赶考的旅邸；但是当时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劳动人口都是由于中国民不聊生而南来，南来的绝大部分是成年单身男子，他们在南下之后要回去中国也不可能，因为清朝把他们当做刁民，这些人没有理由上京考试，不可能在这里兴起念头学科举，也不会赴京考试的路线，因此不可能要成立一间较规模的公共书院。（不过，偶尔还有一两位槟城出生地回到中国成长和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其中有些非常了不起，等下再跟大家谈）。在思考五福书院历史的过程中，我的兴趣就来了，我就有兴趣研究了。要不然的话，你让我写那种正经八百的循例讨论，没有先问这讨论的对象是否可靠，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我不写了。要我不问情由称赞这个历史有多好多好，我也不想。我一定要看出问题。我是比较倾向儒家为人处世的态度，我们生命太短暂了，但是民族生命是漫长的，我们今日的一切靠前人传承下来，我们也有义务以慎终追远的态度活下去，并把更真实更美好的一切传给后人。我觉得，能看出问题，再传给后人，很重要；这就是刚直、中正。如果我们对马来西亚的五福书院是个什麽书院、怎麽样的书院，永远没有答案，去相信一个根本没有原始文献可证明的记载，那是没有办法建立起真实的感觉，对民族的历史唤起感性认识。 再后来，我又从中国清代广东官方文献发现到乾隆年间广州府严禁宗姓结盟，除非真的是互有有血缘关系，否则就无法建立联合的宗祠。清朝的广东政府取缔非血缘结盟，就是要防止他们结党乘势、包括支持城里乡间的互相械斗，或为乱党所用；而上纲上线的理由是这些非血缘结社“破坏伦常”。那些没有办法结盟的宗姓组织，为了增大自己跟别人斗争的实力，它们就托称为书院，告诉当时清朝政府，这是给他们世子读书的地方。如此，我终于知道，原来1819年广州府人成立五福书院，命名的灵感是来自故乡系列“书院”。于是，实地考察，也确发现在它的祠堂陈放了同一械斗组织来自各姓的先人的神主。这种以“非血缘”模仿宗祠，是拟血缘结义兄弟的共同祠堂。如果现在你去看那些高中课本，说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学校，那是错的；它根本是依广州府人的方言纽带而形成共同福利的会党，由会党祠堂回应着社会变迁赋予他们更新历史任务，进而演变为维护广州府人在当地共同福利的会馆。书院的那些学生，都是“中文系”的，而且很多都是超过了硕博士生的长期学习，因为他们都是身体力行的花费一生，学技击、学诗词、学符号学、学反清复明的政治教育。 但是，要到哪里找更早的中文教育呢？我后来从当地天主教的文献发现，有一所中文学校首先是1807年洋人办起来的，比所谓1819年出现五福书院更早。有一个神父，从福建省带了五个学生，有另一个神父从四川省带了七个学生，都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上岸。我们在这里可以大胆思考，假如有一批神父，带了一批中国学生，用中文来教书，学生兼学四书五经、拉丁文、神学、科技，那算不算中文教育？广义的来说，用中文教中文才叫华文教育，那用中文教英语、法语、拉丁语算吗？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有外文科啊。假如这些神父从四川，还有福建，带了一批学生，到槟城建了一个神学院，而这个神学院教四书五经，算中文教育吗？各位要注意，这是一套早期西方神学院流行的教育方法，早上教四书五经，下午教圣经和西方科技知识，这是西方对东方神职人员的教育传统。这个传统，在最早在17世纪已出现东南亚，随着英殖民统治在马来西亚的历史，1807年又出现在槟城。所以我说，最早有记录的华文学校，应该是这个洋人办的天主教学校吧。然后我再看这间天主教大修院，是在清朝1665年间最初成立于暹罗，然后在东南亚与南亚诸国之间搬来搬去，搬到槟城时已经有180多年历史了。它当时规格，就是17世纪西方神学院的规格，所以我就看到一个特点，最早的西式中文大专居然是洋人建的，而且，那是针对中华文化而设的神学院！ 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马来西亚的华教问题，我就总结出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我们把“孔子”作为一个象征来看当地的华教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华文教育第一阶段是孔子遇到耶稣，又遇上天地会，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孔子遇上了慈禧太后的王权，居然被抬得很高，到南洋播送进步思想——如果你看到1905年的课本，居然会发现，在某些方面，慈禧太后所统御的王朝思想上是进步的，我们今天有些人比起他们当年的观念落后得多。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对儒家很不幸的事，孔子又再遇到了洋人大胡子。我把从清代到民初的华文教育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再把我对这三个阶段的认识和大家分享。二、当耶稣的信徒遇上了孔子
第一个阶段，刚才我说了，就是在1905年之前的180多年之间，洋人在东南亚办学，当时是全东南亚招收学生，也包括从中国内陆把学生私运出境到南洋上课。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阶段是孔子遇上耶稣呢？因为他们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主流教学目标都是延续同样的教育方向：第一 ，办学是为了要训练在中国以至泛汉语流行区的传教人才；第二，在训练传教人才的时候，必须做比较圣经教导和中华传统文化，做比较文化的功夫；第三，在做比较文化的时候，它必须要让人觉得他传教士的文化是实学。于是，从大的历史脉络来说，不论其原因，不管是在清朝还是到了民国，你都看到西方的传教士对中国学术影响。我们长期间，一方面要借用传教士传过来的西学，一方面又常会有卫道之士觉得西方宗教以至学说是邪说。然而，从传教士的角度看中西交流，他要证明自己的学说不是邪说，就总要有个从比较到解说的过程。在这个比较宗教的过程中，西教要证明自己不是邪说，它首先就要告诉中国人，传教士所讲的一切，并不是中国没有的，而是中国早就说过了。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对策。从天主教的神学立场来说，我要到中国来，我不传教，中国人不信我的教，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神，因为我认为神创造人啊；然后，也是神的旨意把人类的文化分别，但中国人并非没有权力接受神，我是传教士，所以我就要对华人尽我的义务。但，身为传教士，他自知要和华人沟通、要华人的资源、要华人信他、打成一片，他就没有理由说，华人总是错的。 因此，比较神学总要发展出一套对待中华文化的说法，不能说它是来否定华人的，只能说它是来到在华人之中发现更多西方前所未知的知识，并且能成全中华文化未足的缺陷。这样的论述，和另一些民族论述，尤其是以自我民族心态诠释中华，毕竟是有态度上的差别。 所以我会在上次的国际《道德经》论坛上，提出我们中华民族要有多一点忧患意识，不要在自我兴奋之余会看不到内外局势的真相。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我们通常喜欢自豪《道德经》是世界上继《圣经》之后的第二本畅销书。但是，我们忽略了它是《圣经》之后的第二本，这“排名第二”的背后就有太多可以解读的信息。而且，《道德经》畅销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阅读者都是洋人，都是其他种族，所以我们的《道德经》有一百多种版本的翻译本。可是《圣经》的畅销是有各个支系的基督教派带动阅读，形成信众；而《道德经》的阅读是任由他人翻译，那就等于有一百多个人从不同观点诠释你，而你自己失去诠释自己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从诠释《道德经》到诠释中华的过程，很多时候是渊源于别人要认识我们，但又反映我们自己无从说明自己，由得那些“中国通”各作解说。想到这里，我就不会对那种“销量”论述高兴得太早。 刚才我说了，从16-17世纪开始，天主教在东南亚地区谋设神学院，本来的大目标是在中国。但中国对天主教的政策一再变化和一再排斥，就使得它只能在东南亚设立，以后即使是海禁，教会也还是通过各种海陆途径把中国的孩子接到南洋来。当时有很多农村的孩子没钱也机会读书，可是这个教育机构给了他受教育的机会，给了贫农子弟可以做学问的机会，所以我们觉得西洋人对我们的教育是有贡献的，至少他提供了一种教学机会，对不对？即使资质差的，当不了考秀才的书呆子也可以当神父，拿不到中国的铜钱生活，西方能给他有西班牙银元。这也是社会学说的“向上流动”。但我们要注意这种社会向上流动，毕竟是由于当时教会要跟中国沟通，才想到在中国内部培训传教人才。当然他们内部也因此进行过很多次思想整顿，包括争议该不该接受祭拜祖宗？还有这个孔子的地位要排在哪里？对于当年的教会，这都是“新生事物”。最后，到了当代，已形成一个很多教派大致同意的定论：孔子、老子都是圣人，甚至可以是先知，孔子、老子讲的道理，包括我们四书五经讲的道理都是上帝所讲的道理，也是为耶稣的到来而准备的，所以在这种比较宗教的需要之下，传教士说：“我可以和你中国人沟通啊，因为你也是上帝的孩子啊，而且你的古圣先贤已经准备好了让你来这边啊。我当然要对你负责，你也并不是异族啊，你还是上帝的儿子啊，只不过你还没有听到最后的那个部分，就是我的责任来跟你沟通啊。”所以按他们这个目的，洋人学四书五经成为必要，不止是洋人教中国人小孩子要用中文，中国人教洋人四书五经也是必要。早期很多各种版本的中国古典，从四书五经到《道德经》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出来的。 不过各位，我讲到这里要打岔一下，最早的洋人办中文教育，既没有拼音，也没有民国期间实行注音符号，你叫洋人怎么念中文？而且当时每个省份都有好多种方言，你说洋人要念哪一省的中文？所以我收集了很多种辞典，这些辞典的内容非常好玩，本来我想带一本来，但是，它们的书页都因日久而变得枯脆，我怕一路上屡次打开都会被风吹破吹散，不敢带来给各位过目。这个辞典，好玩在哪里呢？它就是一个一个字把你的方言变成拉丁文/罗马字拼音。如果编辞典的目标学生是福建人，是漳州人的话，辞典的常用词汇里就会出现 “Nikidaloh”（闽南语音：“你去哪儿”）。所以它就是把汉字全部罗马化，只要懂得音标，就学得很快。从这些辞典可以想到，五四运动之后有人强调汉字罗马化，那个是因为受到西方思想牵引啊。这是让西方人学中文容易，但可以省略中国人从方块字认字的功效。中国孩子到私塾受教育，私塾教育叫孩子学认字，是要记熟一个个保存象形文字演变痕迹的汉字，这是我们传统中文教育。我们华人是用哪边头脑思考呢？我看过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一篇论述，用拼音的人，左右脑明显分工，用汉字的人则左右脑平衡兼用。我们学汉字，是用左脑认方块字，一再训练左脑，这对我们有个好处。最近十年前，有报道说，华人癌症病人切掉右边脑袋还有认字能力，洋人就不行啊，因为他们的语言认知是靠拼字母再转化为拼音支持。还有，在日本的高速公路都沿用汉字，为什么？据日本东京电机大学和日本电话公司1995年的一项研究说，你在交通上看告示牌，认的是汉字，它是直接以图形进入脑中转化为概念；但假如你认的是拼音字母，是要把拼音放进头脑里面，再转化为字，再转化为概念。就由于认路牌的反应差那几秒，你可能增加撞车的机会。但是洋人要速学中文，不可能从背诵《三字经》和《幼学童蒙》认字学起。他觉得这样认字很痛苦啊，所以他必须采取拼音。所以我们看到，厦门话拼音、漳州话拼音，都是不同，但是这种读书认字的方法很快捷，这个孩子、这个农民、这个工人，他先学拼音，学了拼音再根据拼音去认字，很快就上手。西方传教士对我们开了拼音学字的先河，有功汉字的传播。 只是，我们有太多方言，这种以方言拼音的方式，方便在不用汉字一样能够沟通，长期下去也可能有负面影响。比如越南语言，他内部长期用拉丁文拼音，大家学习容易，但是认汉字的必要也减少了，大家要学汉字又觉得太难了、没有必要，久而久之，他们就离开我们汉字文化的沟通圈子，拜拜。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像胡志明的青年时代，再难以和他们一般的读书人靠手写汉字沟通。所以你想，越南逐渐远离汉字文化圈才不到一个世纪，已经如此，如果当时各省份都努力学这种汉语，各省份都用拼音写汉语，但是就是不写中文字，你说危险吗？看来后人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有功，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在我谈到洋人东西交流的时候，马来地方上到底有没有中文教育呢？有啊！我们看马六甲青云亭存下的碑记，在1785年的碑记上出现“龙飞乙丑年剙”（1685）的字眼，这“龙飞乙丑”是个什么意思？这里头不止是汉字，而且有汉文化的内涵，表现了整个汉文化的正朔思想。我要引用这碑文，正是由于马六甲是马来亚当地保留最早汉文字记录的地方。这块碑文说明这些华人都是明末清初到南洋去的，有一些人本来就是在海上做贸易的，明朝沦陷之后，他们还是倾向明朝，也和身为大海商的郑成功集团来往，我们在马六甲会发现有的神主和墓碑沿用 “隆武”年号，这正是赐郑成功“国姓”的南明皇帝。到后来，郑成功攻下荷兰人据为己有的台湾，清荷因此组成对付明郑的军事联盟，那生活在荷殖势力下的东南亚华人怎么办？清朝和荷兰一联盟起来，同时实行海禁，荷兰给马六甲华人几个中国认同的选择：要嘛，你就留辫子，宣称你是大清王朝的子民，要嘛，你就继续蓄发留装，宣称你是明郑子民，让我们把你抓起来。马六甲华人作了第三种选择，他们是世界上极早拿类似今日的难民居留证的一批华人。荷兰人发通行证给他们，他们在当地主要是当买办、当海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不能用隆武年号，又不能和明郑一样沿用永历年号，但还是希望所谓的重兴，所以他们就用“龙飞”，意即是前朝遗民还在等待新君上位。你去看马六甲这些从神庙到墓地的碑刻，从用字措词到书法的造诣都是不差的，怎能说那个时候没有教育呢？肯定那个时候有读书人，也有人教书，也有人传诵文字，要不然，中国他回不去，台湾他去不了，散居东南亚各处的华人聚落，谁教谁写字啊？那系列碑文，不就证明肯定有中文教育的存在吗？ 只是我们现有的中文教育资料，最早的是洋人的资料。所以我说从文献来看当地华文教育历史，洋人赢了，从实物来看历史，我们早有汉文教育。从我们自己的教育水平和制度来看历史，我们至少传承下去墓碑的写法和庙宇念经的能力；从民族方向看历史，我们这还是要保留文化，是在他人的土地上能力有限而顽强的传承。而西方教士一开始就有能力办学中文的大专神学教育，是要告诉我们，华人文化的本源和他们的文化是一样的，可以沟通的，甚至必须接受他的。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孔子遇到耶稣。从天主教亚洲大修院的历史看，它本来在暹罗，到1770年，他一搬再搬搬到印度去，1782年以后还是一搬再搬。他培养出了不少博士和医生，他没有秀才，只有博士和医生。当然这些博士和医生在清朝的中国是非法学位，不受国家教育部体制承认的，只受全世界承认。这就是最早的中文教育啊 ，孔子遇到耶稣。 当郑成功的子孙也终于回归祖国的多年以后，接下去我们看到，是1786年英国占领槟城带来的另一次转机。当时有个自称姓辜的福建人，在英国人上岸的时候，他也带了一帮人跑去见来自英国的新占领者，送渔网给洋人。英国人也正好也要和这个岛上的人沟通，也要确要找找看谁能有利他们对华贸易。这个人告诉他们，我们只是一些渔夫。我们今天回想，这个渔夫不简单，他的外语水平还不错，是第一个跑来表示友好的中国人。 你看这位辜先生，他是很会分散投资的一套，他知道英国人来啦，英文一下子就跟来啦，我有机会了。但他心中还是华人，毕竟还记得家乡，那怎么办？所以，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悄悄送回故乡受教育，这孩子后来到台湾去当官；还有一个，在南洋继续受教育。南洋受教育的这个传到其中一代，叫辜鸿铭，在晚清中国，辜鸿铭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里头比较牛逼的一个，他有兴趣也有能力用上各种西方的成语、谚语，还会用各种西方古典语言骂西方人，然后大大称赞自己的中国文化。至于去到台湾的那位，就是辜振甫的祖先。你看，当时1786年的槟城，在这个时候刚刚兴起的国际海港都市，我们华人的买办资本家为子孙寻出路的选择，辜家就是个典型，他把孩子一个送给孔子，一个送给耶稣，分散投资。但别忘了他基本的思路还是为了传宗接代；重要的是还是要他们拜祖先，记得老家在哪里。 一直到19世纪，东南亚的华文教育还是孔子和耶稣交会。我这里有几本老书，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这本是比较后期的版本。这是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后，香港当地印刷的初等小学读本，这其中有要依照国子监建议的入学需要而印刷的《三字经》，还有一本是《千字文》。以前我们以大人的思想想小孩，说是逼小孩子背书不好，但现在回想自己经验，反正都有音韵的书，我小时背起来等于学唱歌，有节奏，也不痛苦。现在我可以说，如果训练孩子常念《千字文》，可以减少出车祸，癌症割了脑，还能继续驾车。这些书是早期马国教会学校的学生后人送我的。是我们私塾念的，也是他们神学院，但是他们比我们多念了神学、数学、化学、医学之类。所以，孔子遇到耶稣，耶稣的弟子不一定挡孔子的路，还会开路，但他们总要拿出更多法宝来吸引华人。 这里应该注意到，19世纪中叶有个关系中文教育的重要洋办机构，叫做英华书院。它在名义上它用了中文书院的名字，在英文，他用了“college”，我们看它的宗旨，说得明白：他是要在中西文学交流与教育的基础上传播基督教育，造就西欧人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你看，它在立校说明书上说它是针对“举凡恒河以外”。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英国人对东方的认识，当时他们英国占领了印度，他们眼中恒河以外就是英国领土以外，按这份说明书的说法，恒河以外是中国、日本，以及作为中国藩属的印支、高丽、琉球等东方藩国。这早期教会的学习章程，建议说，凡学习中文科目的，在后来皆可以通过英语言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的造就。就是说，不管你是洋人或华人，你读了中文之后，你再用中文来学英语，再用英语来学习西方科技。这就是那个时代针对洋人和东南亚华人办的教育，它是面对着认识汉语文化圈的需要办教育。我们可以说这是在亚洲为了洋人办起最早的汉学系/中文系。本来过去有说“以夏化夷”，但我们的大清帝国并不认为有这个需要，所以中国连对外国人办汉学/中文系都是步人后尘。 各位，这间英华书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英华书院当时要教书，也要传播它的思想。由这一份文件，可知在那时的清朝国势尚可强称是“南海之内莫非王土”，所以洋人才重视针对南海的泛汉语文化圈在马六甲设立学校。而且它针对有些华人本来就懂得中文字母，要在民间向华人传播西方，尤其面向中国知识界，它就出报纸，这是第一份现代中文报纸，念传播系的同学一定知道这本《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当时清朝政府很多次都引用它的内容。 英华书院设立在南洋的原因，其实也是由于清政府禁止国内传教。要印这本这本《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还不简单，必须把训练好的印刷工人运到南洋工作。那个工人叫梁发，他非常聪明，他在那边搞印刷的同时也学习。梁发后来写的一本传教的小册子非常出名，叫做《劝世良言》，有一位叫洪秀全的，接到这本《劝世良言》，发完高烧后自己判断说，《劝世良言》和他高烧中的梦境可以互相印证，是啊，这就是上帝的国家啦。所以，论太平天国的出现，其理论建设的远因可以是梁发。当时中国改革家魏延的《海国图志》也曾介绍说，英华学院以华人为师，教汉文与汉字，刊印中国经、史、子、集、图书、地志，认为它是清廷熟悉马六甲的媒介，造就中国许多的问题专家。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呢，1930-40年代的南洋学校读物，也说英华书院是英国人创办的第一间专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文化机构。 所以那个时候，当孔子遇到耶稣，似乎耶稣信徒的精力比较旺盛，孔子的精力只能教几个小学生。三、当孔子遇到天地会
然后我们再看，当孔子在马来亚华人内部的遭遇? 孔子在马来亚华人内部，遇到了天地会。所以我就说第一个阶段是孔子遇到天地会和耶稣的时代。 当孔子遇到天地会，马来亚不同派系的会党徒众，对于孔子的认识，其实是文化上的记忆、文化的遗传。但是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他们集体的孔子印象是神圣却又模糊的。大家都从自小家乡的孔庙，以及对读书识字的权威的崇拜，知道我们都很崇拜这位圣人；可是大家眼中这位圣人，是居于神明的地位。这个神甚至可以保护各方面的利益。我们现在不妨一起欣赏天地会内部流传的一首“孔夫圣人”诗，这首诗文句不通兼且没有历史知识的说“孔夫圣人笔砚香，科举大战到长安”，诗文的作用是“贤人八卦皆有准，知机晓意便收藏”，互相告诉对方自己在帮会中的身份是干啥的。如此看来天地会对孔子很崇拜，但是对他们来说，诗词的关键词是“八卦”、“知机”，是为了告诉大家我身上有一张八卦腰凭，证实我的会员身份，也保护我在械斗的时候刀枪不入。我们也不要判断这些会党几乎把孔子形容成飞来飞去的神仙是对或是错。就当时的下层民众来说，这也是他们尊重文化传承的表现，代表了大家认同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念，也代表大家在海外有个认同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会读书、却把孔子神话，是为了编造认同的坐标、认同的方向，有缺点、也有可取之处。 可是，流落南洋的下层民众最急需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不是念书，而是生活。他们都没有多大的学问，是迫不得已跑到当地去，你叫他再念书，他没有兴趣。而且从1850年到1870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华人在当时是忙着斗争，忙着自己内部械斗，为什么要内部械斗呢？因为资源有限，去的人多，去的人就要成群结队的抢个地区的资源控制权，要各结帮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多，都是不想读书考试的成年人，私塾教育是难于搞起来。这其中，当然还是有一些文人过去。但是，当时的社会讲究以武装的生产共同体掌控地盘，团结会党党徒一同谋生奋斗；少数文人的作用，大概都是当军师/师爷或记账的，大概也难当老师。我最近在翻阅了一些当时会党领袖的生平档案，发现到他们都是读过几年私塾、略懂得文墨的。当然，他们都不可能从读书出身，才会远走他乡；但由此可见，凡是在这里读过两三年的私塾的，在中国固然很难考秀才，在南洋可以有机会当帮会老大。 但是到了后来，技术进步、要用机器了，到来开发经济谋生的人也越来越多，殖民地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华人也开始想要办好学校，教育自己的子弟。 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地出现零星的私塾或者在城市的公共书塾。我们不妨看看这一份槟城南华义学1888年办校的学校章程。这其中可以反映当时的读书风气。它说：教师在日中有余闲，就要向学生传播一些因果报应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校章？我们可以考虑，这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秩序也还是没有完善，所以最好是用宗教理念谈谈因果报应，自我规律，自我控制。另外，在章程中还有说，“来义学读书者大半非为科名”，可见当时大家读书都是为了实用。所以他说学生资质平常者，就让他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如果读完无大错误者，教你如何写信，让他可以谋生。从章程可以看出，南洋社会的义学，起初不同于中国，重点不在于为科举服务。它重视的是整个社会是需要秩序，又需要识字的好人作各种文字书写，以加快发展；所以，学校目标中，读书是为了认得几个字，可以跟人家沟通，可以互相沟通来往。 我跟各位讲啊，如果换作现在，叫他先读《孝经》再读《四书》，读完《四书》再写应用文，再学习如何和各种机关通行来往，这前面是要先念中文系，后面就是再精研秘书科了。在它的说法，是资质差的才如此读书，可是和现代的学生相比，你们读书很幸福，以前人读书很麻烦，太不幸福了。它规定说，“资质平常”就先熟读《孝经》、次读《四书》，现代人要读起来也不容易。 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去学塾重视将个人修身与民族认同结合为一。你们看这规章里头说：“每逢朔望日，业师需将圣谕十六条款，并忠君孝亲敬长诸事明白宣讲，令其身体力行”。这是他们教书的重点项目。那个时候的华人，一经发现寄人篱下，而且所寄居之处的殖民者，屡屡战胜中国，华人当然不好受。于是大家发现，族人没有一个国家观念是不行的，身在洋人的土地上，华人内部和对外都要建立认同感和社会秩序，所以这样子来干教育，是一定要强调自己的文化，即使清朝长期没有看到海外华人，海外华人要凝聚自己人，还是要把忠心爱国带过去，而且很重要的事。 各位可以注意到，这就是洋人办华文教育和华人办中文教育的区别。对洋人来说，他办中文学习只是要顺利跟中国人沟通，告诉中国人他们希望中国如何。对于华人来说，我们办学是要训练一批人，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文化传下来。尤其去到海外，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要我们放弃自己，完全跟着别人的思想，跟着别人的语言，我们等于切断思想，让一切空白再填进他人的一切，这在现实上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也不可能生存，最后是精神分裂。但是在一个地区，如果你带着自己的文化过去，你参与跟自己同样文化的一群人，你就能开拓自己的群体，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开拓的群体。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遇到了耶稣，我们遇到天地会了，天地会是重视孔子的，虽然他们对孔子不理解，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实行，这是可取之处。到他们从争取立足到稳定下来，有钱了，他们崇拜孔子所触动的心灵文化基因，就会令他们局的应当支持办学。办了学之后呢？他们觉得我们里面有些人是从中国带来家眷，但没有能力回国的也有本事在当地娶老婆，而且他们娶的很可能都是蕃婆，不是当地华人女子，所以当然更加重视让妻子儿女都接受中文教育。要知道当时开拓当地原产品或者经商的华人毕竟还是较他族强势，所以我们看这些在马来亚开拓的新民众，他们的蕃婆给丈夫立墓碑，或者子女给父母立碑，还是用中文，上载中国原乡的名称。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先教《孝经》，有《孝经》就可以忠君爱国，而且懂得尊敬自己的家庭；再教《四书》，然后发现他资质还是很差，就教应用文以及方便未来做生意；就成为南洋新兴华人社会的教育特征，符合民众的需要。 要说南洋是个重商的社会，为什么？因为它的社会本来就是从明末的海商经济为主体，逐渐演变。南下生产原产品的新兴开拓民众也是供应外销市场。它的社会没有科举也不需要科举，去了那边很难回国。它重商，所以商业最重要，商业重要的同时，它也面临着商业道德问题。因为，法律的保障不一定很强，社会上的信誉就决定一个人经济作业是否可以持久；你这个商业总要有秩序，商业也有必要讲信用。所以它不重科举，它重商，但是在重商意识的后面它还是重视文化也重视道德。它从中国继承重视教育的遗传，但又重商而不重士；这是海外求生演变出来的观念和体制。所以，当地华人持着这种观念和体制，在马来亚土地上相对于洋人办自己的教育，是不一定要配合清代的科举需要。只是，后来到了1905年，清朝看到了南洋，于是，又出现了新的局面。四、朱熹与西学配对
1890年代，张之洞开始搞洋务、要改革，清朝这时也一再派人下南洋，这下子，到过南洋的官员们都很惊喜地发现到南洋华人继续讲汉语，还成立不少私塾。虽然私塾的水准参差不齐，其中有很多私塾水平都很差，但是，大家还是会给他写信，而且大家都还是倾向忠君爱国。这对清廷太重要了。地方华人能读四书五经、用中文写信，是地方华人社会对祖先认同的根据。所以张之洞在当时认为，南洋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是大清皇朝寻找海外资金的来源，它也承载着大清子民从最早期累积到清末的学洋务经验。清朝曾经把这些人看成刁民，可是在张之洞等官员，重新认识南洋之后，证明刁民根本不刁；清廷所见，这些海外华人还都在读《孝经》，甚至主动遥拜皇统永续。所以张之洞为了能运用这批力量，就建立了一套长期策略。他首先建议设领事；其次，他认识到槟榔屿的重要，这是锁住马六甲海峡出口处的国际港口，张之洞于是建议朝廷要通过领事馆支持槟榔屿华人设立学校，教导四书五经、教大家紧抱礼仪人伦。 槟城不是已经有了其他学塾吗，张之洞为什麽还要设立义学？因为他是真的看到了问题，当时设立的学校都太小，能够容纳的学生很少，而且都是私塾，这些私塾随时都可以停办，毕竟接不上清朝的国家教育体制。我们可以发现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反映着张之洞的思路一路实现，在他把这理念提出来以后，1905年，这个理念进一步随着癸卯改制实现。1905年这一次的中国教育改革非常重要，这个教育改革的后果是清朝推出了一套回应西方的现代学制。这套学制里边强调忠君、尊孔、尚功、尚武、尚实，而推行这套学制的时候，它在中国要普遍在地方层次实行可能还是要面对许多障碍，可是对南洋华人来说，这是好事，立即就依章奉行了。南洋本来就长期接触西方、长期接触新学，所以，清朝开新学，南洋是会积极回应的。南洋华人的想法是：我们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缺乏文化建设，我们也写不出一套整个中国会付诸行动的方案，现在朝廷要我们做，我们立刻做；所以，在1905年，癸卯改制刚推出，槟榔屿中华学校似乎已经事先布置的立刻建立起来。在东南亚华人眼中，学校的建立过程非常威风。为了表示国家文化重新传播到当地，光绪皇帝亲自写了 “声教南暨”四个字送到学校。从“声教南暨”开始，到“声教南暨”概念下影响了不少南洋子弟，学生到后来必须要有个地方升学， 所以后来就有了“暨南学堂”，这学堂是暨南大学的前身，它最初设在江临府，不在现在的广东。 我们不妨看看这学校教学什么。他们学校实行分班，分“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四班，教学内容包括修身、读经、外国语、地理、历史、算数、物理、体操，其中非常重视修身一科。我想告诉大家，从某个角度来说，今天念中文系的大学生可能比不上当年人家的小学生。为什么呢?他学的是《陈弘谋五种遗规》。有个台湾学者上次跟我淡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在寻找早期清代陈弘谋的影响，他在搞陈弘谋研究，我说“你应该来南洋”，他说为什么来南洋，南洋有学者吗？我说不是，陈弘谋的最大影响不止在广西原籍，而且是在南洋，南洋有很多中小学生都读过《陈弘谋五种遗规》，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学习体会。他是研究的专家，他问我的课题，我说没有听说学者研究，但是很多老人家中小学时代就学过，为什么？清末的小学都要我们读经典，这是早期南洋的课本呐。然后，中华学校里头，读经讲经是什么？你看它的办学简章说：“中学学生年岁已长，应讲授《春秋左传》及《周礼》两经……若学生程度稍低，则仍授四子书，以端其本。每星期内讲经六点钟，挑背复讲四点钟。”为什么讲春秋左传，很重要，这里头讲的是夷狄之分，《春秋左传》是国家政治和社会意识的理念。如果学生程度较低，还是读四书，然后呢每星期内讲经六点钟，挑背诵讲四点钟。这一样是朝廷重视的，因为它教的是为人处世以至治国平天下以进大同。现在大部分1905、06年的小学生都已经去世了，他们过去都是从早上到晚上上课的，我后来去参观了这些课本，开玩笑的建议说，要是这些小学生来到中国念大学，我建议他们不需要考试，直接读硕、读博。 你们不妨看看我带来的这些课本：这里有本光绪三十二年初等小学三年级的修身课教科书，它学什么呢？从内容的题目分，它学的就是励志、仗义、竞争，还要学平等、博爱、公益。你不要以为清朝是很封建的，也别以为清朝教育很落后。我说，这个时代，是慈禧太后拖着朱熹向外前进的时代。清朝的课本是彩色印刷的，除了没有标点符号，已经非常接近白话了。你看它对“博爱”的教义是叫大家学什么？是说“侠”，“家无余财、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要大家尽量把多余钱分给大家才是仁义平等。在更高年级的课本里面有一句话，我看了非常欣赏，其中有一本给六年级学生读的，它谈的是国家政治，学生从三年级学习议会制度学起，到六年级就学政治思想。它说什么？它大致内容是说，现在我们要立宪，为什么要立宪，立宪就是因为皇上一个人要全国二万万人的事，非常辛苦，我们既然是全国几万万人，我们要不让皇上辛苦，让全民可以跟皇上沟通，又选出贤者替皇上分忧，就一定要力行选举制度，这就是立宪。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立宪概念在当初不普遍，这概念对小学生来反而是很普遍的。 我们再看民国元年，那年刚好共和革命成功，但是由于来不及改课本，所以还是清朝课本基础上设的内容。我选“守法律”这一课念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会没有想到它竟然有这种内容：“一国之中人类不齐，应彼此相安必有恃乎法律，法律者，所以定国民之分，如其举动违法，或有侵损个人人权……”各位请看，清朝末年、民国元年，中国已经在讲人权了，这是小学课本呀。 再看看课本里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比较特殊，我们发现到后来真正能够实行它的是清代的小学生毛泽东。我念给大家：“兵，所以卫国，亦于保民。国之无兵，则外有敌人，无以御之，内有寇盗，无以平之。是以强国之道，必行全国皆兵之制……”，大家看，它的课文接下去教导说，男子当成年，都有当兵的义务，成为后备的国防辅助力量。这就是民兵制啊。还有，你看这里还有谈“税收”的另一课文，它教导小学生说，要学会赚钱报效国家，以便人民皆可受到国家保护，安居乐业，所以大家都有对国家纳税的义务。 你看看，那个时候的小学生已经在学会要自己赚钱，还要缴税，而目的就在于支持国家的民生安定。可是我们现在的成年人还好意思逃税，官员也常会忘记税收不是用来养政府官员，征税的最终目的是养民，真不好意思。你看这是当时的课本哦。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当时用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集注本，但是当时配合古老《四书》教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学全是为了和上述的新观念互相支持。是这样的思想。所以我说慈禧太后他老佛爷在最后的晚年终于拖着孔子和朱熹的盾牌求进步。这是清朝全部钦定的课本呐，我再念这手上课本的另一页给你们听；“选举，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才可以实行”，所以，它是限定各级政府不要随便收税。真的，清朝课本就是这样子教学生的，当时的立宪，是在国会之外有省、县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所以，清末的课本就是这样一套配合着立宪新政的课本，它从孩子教起，要大家学习尊重民意、学会人是不可侵犯的，各位没有想象到1905年到1911年的课本是这么的进步吧。当时为了推动这种进步，又要保护传统文化，还有特殊的假日规定。这些规定，有的在中国一度废弃了，现在终于恢复。我们从中华学校的章程看看当时南洋学校的规定：“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要放假，这个肯定，这个就是当时国庆，放假没问题。当时也规定“孔子先师诞”放假，这个后来是给新的教师节代替了，到现在还没放假。然后是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天。这些传统节日假，除了中元和冬至没放假，来到今天终于恢复。这是北京刘魁立先生他们推动有功，可是中元还没有放假，应当继续努力。这份简章第六章又规定：“本校向常开学教学之日，及每月朔日，由监督暨教员办事诸人员率同学生，诣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学生向监督教员行三揖礼，向办事诸人行一揖礼退班”。这是当时本校校内的伦理实践，1905年当时的做法是很好玩的，又有西方的知识，又要推动实践躬行华人奉行的人伦礼仪。
你不要以为癸卯改制是做个样子，没有诚意。从清朝学部当年在南洋鼓励捐官的政策看出它是很急着要实现这套新学制。
当年清廷的贪官污吏也确实太多，但是造成贪官污吏可以鱼肉华侨以及华侨家属的背景，还在于朝廷的主流意识，总是鄙视出国同胞，认为他们肯定不是安分守己才会出国，顺带贴上“化外”、“通夷”等标签。所以，后来许多华侨为了进出大陆安全，都会买个官职把身份弄高点，来到乡里的时候至少有个四五品官职，至少当地从县长到下边的村长就不敢欺负我的亲人。现代学者研究清代海外华人捐官，不能总是和留在中国大陆的士绅相提并论，以为捐官是图谋异途功名，要当官、出风头、光宗耀祖。海外人捐官，其实是由于逃出去的很惨，又怕带着钱回家的一路上更惨。还好，政府需要大家支持国家建设，我有钱了，就算我没参加科举我都可以通过买官捐款给国家——当时的华人很多是这样想。所以，从三品到九品都有人买，如此是捐钱给国家、支持国家各种花费，又给自己回乡的安全保证，捐了之后就可以光宗耀祖了。我们管这叫另类功名。当时在清朝的学部，即是教育部，决定跟其他部门竞争，你要当官，你要买官职，你想回乡不被人欺负而且光宗耀祖，而且你有身份地位，你要买吗？好，凡是向学部购买的都是半价优待。但是这个半价得设专项，根据专项基金的原则处理，必须是专门在海外或者家乡支持建校以照顾子弟，才可以向教育部买比向其他部门便宜、打五折。这个证明了当时清政府办学办教育的决心，他本来就卖官职，然后又多出教育部的半价政策，这等于鼓励大家多买，以支持以后一代的官民比自己更有素质。
在当时还遇上了一个迫切问题。当时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语言不通的利弊。你去想想看，如果在福建省、在广东省、在湖北湖南省都有那麽几个大学问家，有很好的学问又对很多事物都搞深入研究，我们要请他们去到北京当官；偏偏，我们要他发言的时候，他听不懂别人讲什么，他自己讲的别人也听不懂，那是多麻烦的一件事。然后，等他把官话学会，他要讲话的时候，国家已经腐败的一塌糊涂了，谁也没办法再说话了。所以当时清朝廷的《学务纲要》就提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一省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作耽搁”，想要有官音来统治天下，一定要让大家从小先学北京话、学官话，要不然这个国家要这么搞下去。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想象到，清朝所谓改革派的那批官员，思想想到多远，在语言政策，他们觉得在方言以外，应该有统一的官方语言。
刚才我说过，即使地区语言不统一，人们还是有本事来教中文。古人使用方言来教，课本可以有十几种，发音也可以不同，但都是根据同一套汉字。但是也要注意到，一种常用的语言文字，会在日常生活组成的历史过程逐渐发生各种字义演变，也产生很多新的词汇；到后来，他甚至可以告诉你，我这套语言文字叫越南语，已经不属于汉语系，他也拥有自己一套新发明的拼音方法，不必用象形的汉字表达。有些地区使用汉字，但读音不同，他们也不一定象越南是学洋人的拼音方法，他这套拼音是自己的，可是要给他搞下去多年，他就会告诉你我这个叫做韩国语，我这个叫做日本语。所以你不会奇怪清代之前这几个国家的文人都会写汉诗，到今天他们要学习他们传统文化还是得念中文。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的主流发展是脱离使用汉字的习惯，他们现在的语言文字跟我们不同了，原因就在他们用的是他们的语音，源自汉字的词汇很多都被拼音的新词汇取代。
清末开始看重推动“国语”，是有当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但是，清朝提出要用官话来统一沟通，南洋人就头痛了。可是，南洋也有方言群之间的隔阂问题，带来过很多不利海外合作的障碍，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朝廷要统一用官话教课的目的。当时我们的清朝领事说，终于国家来了，以国家力量来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出钱，我们印国家课本。但说到要用官话教书，当时真是个大难题天哪。我从小到大都讲漳州语言，我只知道漳州话怎么说，说官话我都不懂，（举漳州话和官话的例子）那等于重新学中文嘛。你叫我们南洋那些私塾老师，他们也不会教，没学过官话啊。
所以啊，今天各位听到的东南亚华人汉语腔调，尤其是老一辈讲的汉语，实际上就是历史形成的结果。这个官话当时是新鲜事，足以让大家讲的一塌糊涂，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槟城领事于是写信给清朝驻日本的大使，要求把中国官派到日本去学习教育的那些学生送过来。日本大使回答说，不只是东南亚，各省都相同的教师短缺，那些学生都是短期学习，回国后就要忙着应付各省的急需。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槟城领事梁碧如发现日本不可能送老师给槟城，后来想到个妙策，把桂林的一些教师送到东南亚。为什么呢？因为桂柳官话。中国南方讲官话的就是广西那一带，桂柳官话跟北京的官话不太相同，但是毕竟还是官话。而且，在东南亚的学生有广东人又有福建人，就是没有人听得懂官话，教师要用什么语言和学生沟通来教官话？由于广西也是粤语和客家语流行区，大概也只有从广西出去的这批人听得懂东南亚华人的客家话和广东话，广西老师至少可以靠讲粤语而要求当地学生用福建话之翻译。这批教师到南洋的后果非常好玩，他们说广西式的官话，造成学生学着说，就说出粤腔和福建腔的广西式的官话。但是，大家都自认自己在说“华语”，一起学朱熹诠释的《四书》，又学着“立宪”之类的新概念。
当初课本为什么不叫汉语，因为这“华人”本来就是在传统中国沿用很久的自称，可以代表了包括满汉在内的所有民族和所有的省份，所以叫“华语”而不叫“汉语”，不只是避开满、汉之分，而是考虑世界，用了“中华”对“夷狄”之分。这在当时是政治的考虑。现在称之为“汉语”，又称之为“普通话”，是从语言的源头说清楚它是“汉族”的语言，这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理念，尊重其他民族的母语的存在，也说明大家之间有一种普及的通用语言。当时清朝政府是从面对国外、面对世界的立场出发，而心中毕竟还有华夷之分，所以不叫“汉语”，也不叫“官话”，是考虑要把所有土语都承认为统一的一部分，还是叫华语，确立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就是1905年，满清末年。所以，从颁布的课本内容看，慈禧至少在人生最后几年是有相当进步了，如果她本身不敢进步，学部大臣底下编出这种谈选举、人权的课本是会导致杀头的。但是，清朝其实已经是筋疲力倦，1911年清朝完了。
无论如何，这套课本是极符合南洋人的需求。清朝完了之后，这套课本在南洋还是继续可以使用，而且后来课本的内容意识演变得更加激进，所以孔子给慈禧太后拖着走向进步的阶段结束了，又来到孔子遇到大胡子的阶段。
当时中华学校已经意识到问题。这种课本大家喜欢，但是叫大家跪拜孔子和皇太后，有些教师不愿意，就是不跪。1911年以后，民国了，中华学校又有了新课本，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从清朝课本里拉过来的。清朝的课本本来就带有中华意识和强民强国的主张，革命之后这种意识更加普遍。于是，到了民国，中国终于碰到了它自己历史上极特殊的一次禁书政策，就是中国书在外国被禁止使用。你清朝政府根本就是我手下败将，我还要让你的子民在我的土地上大谈爱国、大谈民主，还什麽要全民皆兵，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件大事。到1911年之后，民国的课本更是变本加厉，洋人忍不住啦。
五、孔子又再遇到大胡子
1911年前后，东南亚曾经是起义者撤退的地方。许多到南洋的读书人都是同盟会会员。举个例子，在革命成功之前饶芙裳在广东受到压力，他就逃到南洋，他后来游槟城极乐寺时遇到槟城领事戴欣然，戴欣然就安排他到客家人办的崇华学堂任教，当校长。以后革命胜利，饶芙裳颁给学校一个新的校名，叫时中学校。在辛亥前后，凡是革命撤退，都向南洋撤退，撤退到南洋没事好做就是教书。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学校几乎成为革命的宣传场所。
当然今天你从中国来看英国的立场，或者从英国来看中国的立场，看法都会不同。可是，洋人是从他们定下的那套国际法规则出发，认为华人的确太过分了。别人在我的地方搞他那套革命教育，换着中国今天的立场也会抗议吧。可是英国当时不能对中国政府抗议啊。清政府可以说，中国的革命者不关我们的事，他是反对完清朝政府矛头进一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本来是反对英国的啊。英国人又是根据着讲证据的法律程序，没有人作证就对付不了学校里说些什麽。当时是华侨身份，骂满清、说爱国也没错，也属言论自由。所以，英国人最初是拿我们没法，我们中国的教师教得特别高兴啊。
再后来，课本上也出现越来越多这类内容，英国人本来就在搜证据，这一来，就更多证据了。到1920年，英国政府终于出手了，我们终于遇到洋大胡子的铁腕了。
你们华人的课本里面说要尊重孔子，我们洋人当初也有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理你。但是你的课文里面还有特殊的东西呢，好进步的……我给大家看看这本历史课本，大家就明白了。
你看这一册高小学生念的《外国史》，里边有一部分讲〈外国史和本国史的关系〉，然后这个课本里面还有一个漂亮的人头像，是列宁，把英国人吓死了。你们这些华人在我们这边干啥？课本后面还介绍小学生买些叫“国民必读”的参考读物，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的课本出现在英国土地上，封底介绍大家看一本《帝国主义侵略小史》，你想想，在打过华人的洋人土地上念书，后面介绍什么国耻啊、帝国主义侵略小史啊，还有一套平等教育。这是在1922年的课本，当时英国人是向华人收税的，他们的收入来自华人；所以不要把当时的洋人看得很封建，如果不是把他们刺痛，他们也不会找自己赚钱的对象开刀。
问题就是他仅仅是要我们自己赚钱，也帮他赚更多钱，我们却是搞政治搞到他的头上去。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可不会讲普世价值，以为我们讲民主自由独立可以讲到他们头上。我这里还有本稍后期的，民国16年的市民教育课本，也就是今天说的“成人教育”，我在这里面还发现了一张大英帝国的邮票，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夹着邮票的课文印着：“我们做工的人对社会很尽力为政府换钱，生活很苦，所受的压迫很大，这的日子很难过，最好把这个力量团结起来组织工会。”英国政府要用你的劳动力，哪知道你搞这种东西，怎么把这种课本都带过去了？这本书的第一课题目是“主人”，我念它的内容给大家听：“平民、平民，祖国的主人，平民不努力，祖国不太平。”然后，它接下去说，大家要共谋世界的和平。以后的课文还提到，“中国近数十年割地赔款种种丧权辱国的事”。
当时英国殖民者里头也有许多中国通，发现你们这些人在他的土地上指桑骂槐，于是英国人最后决定凡是中国的课本先来个全部禁止，再规定凡是中国的出版商要拿课本到南洋来卖的要给殖民政府看过内容。
再然后，1920年还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就是规定学校要注册，要合乎规格。当时规定，学校首先要注册，课程行政和卫生要符合要求，有十个以上学生你就要注册；还规定了，你的课程我要通过，你的地方我要保障安全。没错，现在的教育法令也是这样子吧！那为什么当时英国人的规定会激发中国人跳起来？我们看历史要回到当时的环境和文化脉络去看，才懂得为什么当时中国人要反抗这个规定。因为，这注册法令即使后来在华人反抗的压力下，是修订之后再实施，还是有310间华校被关闭。从这个数据可以明白，新法令是关闭华校的工具。
原因很简单，英国人这样做，明里是保护教育素质，但一旦落实，就会关掉很大部分草创初期一穷二白的学校。在早期，正如我跟大家说过，根本不是以教育为重的，读过几个书的可以做会党领袖，没读过书的还是赚钱比较重要。然后来到1890年代至1900年代，大家开始意识到读书重要；这是大家面对太多的压迫，已经觉得自己必须保护民族的种子，民族情绪起来了。同时，还有更现实的理由：大家在南洋有了实业办了工业，也开始回中国投资，所以当时的华人世界变得迫切需要能力需要人才，都说要办教育，把教育看得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大富，想到自己都没有读多少书、不识太多字，成功后却一直要接触文字，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举个例子，中国南方有个人叫郑景贵，他的父亲和兄长太穷了去了南洋，他本身一直陪着母亲，后来父兄一直没有音讯，他自己读过几年书，在家乡又生活不好，后来只好离开母亲到南洋寻亲，刚好发现父亲和兄长在南洋正当发达时机。那时，他也许想要回国，但是回国无门只好留在那里了。他留在那里，就属于整个集体的成员，要和大家一起保护原来的锡矿、也争取更大的地盘，读过书的人大家特别需要，要他带领大家把这事干得更好。郑景贵只懂几个字，可是已经够了，他自己在那边也干得很好，成为会党老大兼富商。等到老年，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办学校。第一买官位便宜，可以半价。第二，真的有实效，可以培养自己和部属的子弟，又在学生中发掘人才，有助生意扩充。所以，是社会条件决定社会意识，民间办新学，背后有个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单纯以“慈善”、“救国”去解说。
当时南洋华人一直在办学校，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办。只要我有个组织、有一个小地方，有办法请到老师我就办学。当时是硬体资源不足，但是知识分子多得是，从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之前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南下到南洋，这些人都可以用来教书。所以演变成只要我是有钱的在家宅旁边有个小课室，也一样就办起学。某间宗祠某间会馆小庙，本来就要替成员办公益事，庙旁边还可以建一间小课室，当然更不落人后。但是英国政府提出了要求，首先要他们有防火梯之类的，没有的话就要关掉学校。这样子建起来的华校就纷纷排队等关闭了。所以英国政府的说法是“我要你安全”，而华人子弟的要求是“我要能有个地方念书就好”。但那是英国人说了算的土地，就这样子很多学校最后还是被关掉，这个就是1920年的注册法令。
现在远距离看1920年英国人第一次出台学校注册法令，当然是旨在对付华人学校。首先是觉得课程有问题，根本不是在搞教育而是政治宣传。当时的马来亚华人，有中国籍的，也有英籍的，可是不管英籍华籍，很多孩子是生于斯长于斯。所以当时英政府负责“保护”华人的英国官员就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忍受有另一批人不理自己国家的政策，跑到我们这边来教我们这里生长的孩子反对我们的国家。这位华民护卫司巴素博士后来在他写的《马来亚华侨史》重提了他们这一官方观点。但是，当时的华校就是普遍有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关你，况且他知道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是要受过基本教育的，不是文盲。于是，他不能关闭你就要想出一种新办法，规定你要注册、规定你的课程要我批准，也规定你的学生教师都要由他批准。然后英国人还要说是为了扶持教育制度上轨道，只要你做到他规定的几点，他甚至可以津贴钱钱帮你办学校，你做不到那就关起来。
可是这个政策使得马来亚华人跳了起来，大家都去反对，派了两路代表。其中一路来到中国，见了北洋政府，也见了南方政府，可是两个政府都是在深表同情之余也说没有办法。外交部的立场说，这是英国内政，在别人土地上的事情我们怎么管？马来亚华人派到英伦去的另一个人叫钟乐臣，他当时拿着英国子民的身份证，他是辞了银行经理的职位，丢掉自己有钱财身份地位，一个人代表全部人去英国请愿。钟乐臣在一路上写了很多信给马来亚华社，告诉他们只要不断的跟英国政府对抗，不接受政府的退让，还要不断通过英文报纸发电报，制造起英国的舆论看到马来亚华人的群情汹涌，他就有机会成功。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捐款搞教育的华人大多数人有自己的局限性，身家财产在别人土地上，不能强干下去。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半路就妥协。到后来，英国人去搜查华人教育界的协会，发现到钟乐臣这些策略信件，就说他煽动人民对抗政府。
我们可以从1920年的这段马来亚教育历史理解甚麽叫弱国外交。中华民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当年对整个事件是爱莫能助。他只能好心劝告钟乐臣不要回去马来亚，免遭不测。北洋政府的立场好明显，认为那是别人的内政，马来西亚也是英国的土地，这是他的教育政策不是我的教育政策啊。结果，中国但是钟乐臣说，既然来请愿就一定要回去，他不逃，他要回去表示自己勇于承担。顾维钧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一个国家公使，他只能劝慰民族到外国请愿的华人逃走，不要回马来亚，可以看到当时的华人教育是弱国外交啊。
这是1920年代的情况。之后我们的中文教育一直都遇到相同的问题，每一次当地政府要对马来亚的中文教育做什么动作的时候，都告诉你我是为了教育的进步，都是纯技术论的。所以，若只是从文献去诠释，现在你看他们是没错，谁都说他没错。例如，他们规定课室要通畅、空气要流通、卫生要保护、设施要完整、防火最重要。你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就会说至少这些规定没错啊，但是当时所有华文学校都没有这些，只能在最差的条件上路，尽快让更多孩子学会识字做人，所以最初说是推动教育保障的技术根本就是抹杀了中文教育。我们的中文教育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软禁了。
六、总结过去——大胡子宁可教华人丢弃孔子
从清朝不理海外和理不了海外华人教育、到清朝推动将海外华文教育振兴和纳入国家体制，以至民国初年在他人眼皮子下强调反殖的侨教，马来亚的华文教育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都不是很好。第一阶段的那些人可能可以用闽南话跟你很好的沟通，也可以用很漂亮的英语沟通，但没办法用很好的汉语沟通。他是第一阶段教育留下来的，因为他私塾有教四书五经，也有教中文，但是他不会用普通话，不会用粤语。他只知道自己祖先在哪里坚持拜祖先，这就是中文教育在清末和明初的状况。今天你们听我们南洋人讲的语言就是在第二个阶段留下来的。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路线要求：要“国文”还是“华文”？要“华文”或者“华语”？它涉及的观念是，仅仅是要语言的保存或者是整个文化的保存。中国意识在1920代以后就不可能自由延续下去，英国人开始不断在教育课本的内容寻找这个意识砍杀。但是文化的意识、中华民族的意识最初还是可以继续存在课本里面。因为，这个殖民地对当地民族尊重还是有的，只是他要求我们不谈现在中国国家的问题，我们可以谈过过去中华民族所发生的问题，延续过去的传统。但后来殖民地政策就是怕华人和中国的联系会势大，所以偏帮其他民族抬高主权论述，到了1950年之后，越到后来越是政策收紧，连华人过去的历史文化也不大让我们谈了，那个是后话。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谈到西方历史以来对东方的要求，它们是越到后来越鼓吹海外华人必须放弃中国认同。可是，1905年，清朝回应西方，国家告诉我们，大家一起要把自己文化抬起来，同时就是抬中国起来，方法就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且要从教育做起。到1911年之后，西学为用的最大原因，还是回应西方欺负我们，那怎么办呢？还要找更好的西学，可以同时把他们推翻，但那时已经慢慢走上西学为体的边沿。所以，1920年之后，洋人对我们的华文学校更加地担心了。为甚麽？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相同的概念，既要学西方，又要对抗西方，那么当然要从西方里边找武器。武器呢，首先是思想的武器。结果，发生了英国殖民地最受不了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了，它来自西方又反对西方。有相当长期间，国共双方都是以俄为师。这也反映在我们上述见到的课本内容。这样一来，英国人对华文教育以至当地的土着对华文教育更加地小心翼翼。他们认为马来亚本来是他们的，所以就想到质问华人，你们在我们的国家干什么？
但是对于华人来说，那不是“他们”的国家，那也是“我们”的国家。马来亚更不是英国人的国家，只是英国人占领的土地，马来西亚是我们华人的国家。为什么呢？从明代开始一直开发这个地方，一直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华人是把当时亚洲最先进的矿业、农业技术带过去，越来越专业地往那个地方开发。由开拓者的身份而论，主权在谁啊？主权在我们吧。主权在我，就等于这是中华民族海外立国的其中一个基地，所以我们当然要谈反殖的问题啊。这本来就不关马列的事，是华人本来就有海外拓荒，由此带出了集体对于南洋地方的开拓主权意识。只是当时年轻人时髦，要靠大潮流支持，又看到西方只有列宁对中国最平等，结果是不懂德文俄文，也没看过多少理论，偏要信仰马克思列宁。
所以华人当时有双重意识。一方面由于西方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带来了“祖国”思想，影响到中国在对抗西方的同时，也要自居现代民族国家，重新自我界定，于是从清朝到民国也慢慢形成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课本里面就充满这种中国国家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生于斯，长于斯，所有财产在这里，马来亚好像也是我的祖国。所以你就看到在1920年以后训练出来的同学如何安顿他们思想上的双重意识。即使是最“进步”的同学，他们唱一首告别南洋的歌，内容大致是：“亲爱的马来亚，我要告别我的故乡，回到我的祖国。”我告诉你，在现代人的逻辑判断，这绝对不及格了，但这个就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啊——我告别我的故乡回到我的祖国，是可以发生的生命事实。老师是这样子教他，中国是我的祖国啊；但是生活，整个生活都告诉他，这里是他的故乡。
到后来，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到1949年之后。到了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中国大陆这边回不来，台湾去不了，终于确定故乡就是祖国。政治人物当然希望人民选择符合他们利益的认同与效忠方向，但黎民百姓都知道自己不能再放弃他们在马来亚数百年努力的开拓主权了。从长远来说，这是对的。而且应该感谢一个叫做周恩来的人，他当时说，华人绝对不能有双重国籍，必须效忠当地。从中国外交手段来讲，他这样子讲，是把这个问题一刀切，使得别人没有机会再指责华人双重认同，排挤华人在东南亚的主权地位。对东南亚华人来说，就更清醒的意识到东南亚华人绝对不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好几代人在那边开拓，那是是整个中华民族联合其他民族开拓新领土、新国家的前线。所以，后来这些国家纷纷独立，华人也参与独立斗争；以后的事本来很明显：一来，东南亚华人不能丢掉这片自己祖先前仆后继留下的江山，对不起祖先；二来整个中华民族全都跑回大陆里而放弃这个前线，就等于任由外国势力利用东南亚对中国围堵。
所以，东南亚华人受到的教育一直是这种看似混乱的思想：告别故乡回去祖国，等到回到祖国的时候，又想念故乡。可是，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对于祖先历史文化的认同是可以明确分开的两码事，又是可以互补增益的。
后来我认识一位身份非常高的人，他七代了，他要寻找他本身的故乡，他托人拿了一大堆墓碑和神主的相片到我家，要我看看他中国的故乡在哪里？我一看，鹭岛，鹭岛就是厦门嘛。后来这个人自己打好皮包要回厦门。我就问他：“您老人家几代人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你现在去找谁？你认识谁？你到哪儿？有谁知道你是什么辈分啊？没事干啊你？”他说：“你知道吗？某某国是我的国家，我七代都在马六甲，南洋是我的老家，我经常都来往我的国家和我的老家，就剩下个祖家。我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剩下这个祖家我没有回去过，所以我要去看看。”
他说，他的先人一生抱憾没回去好好看一眼，他也是替先辈回去看故乡。
华人有很多国家吗？不是的。我们会是这样子，只能说我们太早全球化，整个概念就是很特殊，但说破了其实是个常理。老人家说，我没有不效忠啊，这不涉及效忠谁的问题。我是三重效忠啊，我爱我的祖，我爱我的家，我也爱我的国，我继承了父祖，又自己在新的环境发展，我总觉得家族对三个地方都有开拓、都有主权，对不对？因此，我三个地方也都有义务，对不对？就因为我这三重身份，所以，只要我在，我的义务是一定要保证这三个地方互相友好。这是饮水思源。若果一个人对祖籍地不懂饮水思源，他说我只对现在的国家的效忠，也不见得是真实，后代也就不见得真会友好了。这是真的，老人家的说法我能理解。就好像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我祖父来自哪里，我的祖家、我的老家、我的国，是三个不同概念，三个不同的认同，但是这三个不同方向的认同它代表什么？是中华民族一路来向南开发的结果，而这开拓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必须三个认同，三重认同造成了我们本身心中对三方都有感情，于是就会很主动地促进三方面友好和共同发展。从缔造国际和谐、谅解、共同发展的角度，少了这些有三重认同的人，情势可能反而是糟糕。
但是，洋人担心的不是你的认同问题而已。他们是对你的祖籍地有敌意的，你认同的祖籍地正好是他们要围堵的对象。他宁可你同时放弃三重认同，所以洋人就会向东南亚的主要民族推销同化华人、限制华人的政策。说破了，他们本来就对孔子没有恶意，而且很早就翻译和阅读孔子，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孔子这个大胡子，而是另外一个洋大胡子。可是为了政治目的，他们不惜连孔子都杀掉。从文化上、思想上侵入脑子杀人，这就叫做冷战。
当时的情况有够惨的，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冷战政策之下，别人的说法想法和我们的说法不同。很多事情我们既要面对西方，又要对当地的参与，还要保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变成经常都是必须活在争论与妥协循环的协调中。你看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过程，就会看到很多的协商，很多人又很多不同意见，很多人骂他人是汉奸。很简单嘛，当一批弱势者面对一批强者，面对压迫的时候，弱势者肯定要回应。可是，要如何回应强者，弱者总会意见纷纭，而强者要统御弱者，也乐意见到你们意见纷纭。所以中间总是有太多的考虑不周、意气用事、党同伐异，造成恶性循环。但你要说有人主动相当汉奸，那又未必。软骨头总会有，不见得太多。
所以最后我要总结说，我们归根到底还是要从整个过程看到大方向。即使是一个海外华人没有条件接触中文，他不读中文，他进了英校，但是他在家里是继续学中文的，受文化的熏陶。这就说明他也没有放弃。看南洋华人应该看到几乎每个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应尽他的努力，去承传中华文化。所以今天中华文化才有机会变成海外各国文化根本的组成部分，变成当地主权国不可分割的文化灵魂，而我们在当时的先辈，是为了保留那个开拓主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在开拓土地上落地生根，经过了很多的曲折。要怎么说呢？我们必须承认，除了那少数的几个人，从来就没有真正要做汉奸的。
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从略） 演讲录音整理稿，漳州市图书馆，20-06-2010 来源：孝恩文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