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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火炬运动”

日期:2018年8月2日

时间:11:00am-1:30pm

地点:林连玉纪念馆四楼展示空间

受访者:龙锦平、郑谭运、黄仕田、梁斌、李耀色

访问者:李亚遨、姚丽芳、徐威雄、林顺康

记录者:康碧真

 

“火炬运动”(适龄儿童入学登记)是全国学龄儿童的总调查,由时任立法议员吴志渊在立法议会中提出的建议,即以全国学童的数量统计作为建设学校、训练师资的根据。[1]1956年7月11日,《南洋商报》刊登教育部发布的〈全马儿童入学登记〉文告,内容提到:教育局将为1949、1950、1951、1952年出生的儿童进行入学登记,并依据家长的意愿(家长代子女选择学校类型),为适龄学童建设学校及策划师资培训等方针。[2]同年8月1日,“火炬运动”的报导再次出现在中文报纸,明确地说明了教育部将于8月27日至9月27日在全国各地举行“火炬运动”,教育部与新闻部将在近期进行宣传工作,如:出动宣传车到各乡村放映电影、各电影戏院放映幻灯片、教师在学校宣传及颁发传单等。[3]

《南洋商报》第12版,1956年8月21日。

然而,在处理“火炬运动”一事上,联合邦教育局并没有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温典光曾在雪州华人社团代表大会(8月25日)中透露:“所有与政府相关的机关(如英、巫人者),早有信要求帮忙,但马华公会、马华中央教委、董总、教总都没有收到要求协助之信件,但英商、英文机关都有收到,彼等所登记者自着重于英文教育……。”[4]另,林连玉在〈火炬运动〉一文中提到,“火炬运动,原定八月假期内举行的,他们早于一个月前,就秘密训令英校的师生,推动登记,那些受英文教育的,在未放假以前,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登记得七七八八,将近完成了。而在受华文教育这方面,都如睡在鼓里,平静得好像一泓止水。甚至教育部命令各校协助推动登记的训示,雪州华校视学官刘怀谷先生,请求译成华文,分发给华校的校长,华校总监督杨雅灵,也予拒绝,连英文原稿,也不发给华校一份……。”[5]文中又提到:“乃至火炬运动的办法正式公布,尤可令人喷饭。要肄业华校的学生,必须到巫校或英校去登记。协助登记的人员完全挑选英校或巫校的教师,华校的教师,连一个也不令参加。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法,无非是使华人的家长,要子女肄业华校的,不知道情形,失去登记的机会。”[6]

 

《南洋商报》第11版,1956年9月12日。

“火炬运动”公布后,种种的弊端与不公,让林连玉觉得政府有意藉由学童入学登记的结果来证明“华人要读华文,只是少数人的意见”,而协助政府为华人子弟登记就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因此,林连玉以教总主席兼吉隆坡教师公会主席身份,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宣传活动,积极呼吁华社各阶层人士参与其中。他不仅在报章上发表谈话,还亲自到访各地教师公会说明协助“火炬运动”的重要性,甚至晋见雪兰莪教育局局长陆克及教育总监杨雅灵,表示教总愿意动员所有的力量,义务协助推行“火炬运动”,而所有的华校校舍都可作为登记站。[7]此外,林连玉还积极响应雪兰莪华人学生家长会的成立,并促成8月25日的雪州华人社团代表大会[8],极力发动号召家长带领适龄子女前往登记。

《南洋商报》第9版,1956年8月15日。

这场“火炬运动”在林连玉呼吁下,获得全国各地华人政党、华教团体、商会、会馆、学校等纷纷响应,登记活动结束后所得的资料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华人家长选择将子女送入华校就读,华文教育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性成就,无形中也为华文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这场运动中,有一群当年在烈日当空下,或在大雨倾盆中,带着〈告家长书〉传单,挨家挨户访问学童家长的热血中学生,他们的付出亦不容忽视,值得记载下来。

中学生的响应

“教总主席林连玉氏,给我们的精神感召,异常重大,林老师站在维护华文教育之最前哨,他数年来为中华文化,奔走呼号,与各方英勇周旋,使我们敬佩不已,全马华人,已誓为林老师之有力后盾,我们虽是学生之一份子,亦应尽我们的一丝微力。”[9]

根据报导,雪隆四间华文中学计有400名男女同学为了响应林连玉的号召,利用学校假期,于8月16日开始在雪隆市区分组作家庭访问。他们带着〈告家长书〉深入各阶层,踏遍每一家每一户,由市中心到平民区,由平民区再伸展到附近的新村,以各种流利的方言,向家庭主妇、年迈老人、中年家长等,解释儿童入学登记及母语母文教育的重要性,并以“华人要读华文”、“华人不识华文是可耻的”、“要念书的学生家长,必须于8月27日带子弟去登记”、“没有登记的儿童,就没有书读”等宣传语,呼吁华人家长送小孩攻读华校。[10]

为了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学生响应1956年“火炬运动”的情况,本期《通讯》访问了当年“火炬运动”的参与者——龙锦平、郑谭运、黄仕田、梁斌、李耀色等五人,为这一段历史留下一些记录。

梁斌:“火炬运动”是民族共同的使命

“火炬运动”是以尊孔中学的林连玉老师为中心,当时他是教总主席也是尊孔学校的副校长,在他的带动下,全国华团、华校如火如荼地展开 。身为尊孔学生的我们,当然是第一个,也是最热情的参与者,我们是全校的学生总动员。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访问华人家庭,向华人家长解释学童登记事宜。在出发前,我们会集合在中华大会堂,然后分成小组,再由巴士载送到目的地。每个小组都有组长负责看顾组员,避免走散。我们到了村里后,一家家挨户去拜访,村民的反应都非常热烈,很欢迎我们。据了解,他们早已在报纸等各方面听闻这个消息。说实在的,我是第一次看到吉隆坡有那么多学生参与这项全民运动。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什么照片为证。在“火炬活动”期间,我在大会堂遇到温典光,与他有一席之谈。现在想一想,当时华人能够抛开不同的政治背景,在他们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珍惜,这种情怀实在难得。

郑谭运:华教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1956年的“火炬运动”是全国性展开的,怡保、槟城等州属的学校、教师公会、华团等组织,纷纷响应教总的号召。在雪隆一带,以尊孔、坤成、循人、中华四校为主,利用学校假期,由老师带领学生挨家挨户鼓励华人家长将小孩登记入读华校。当时尊孔和坤成的关系好像姐妹校一样,因此被安排在同一组,中华和循人则各一组。尊孔与坤成有初中与高中的学生参与,中华与循人只有初中生参与,因为中华高中部刚成立,循人当时还没有设立高中部。在出发前,我们都集合在中华大会堂,分小组,即四个人一组、六个人一组,再由学校老师带团,有些是搭巴士出发,有些是骑脚踏车出发。在吉隆坡市区的,如何清园、半山芭等地区,都是由我们这四间学校的学生来游说家长,我们准备了传单分派给家长。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而已,什么都不懂,纯粹觉得这项运动很好,所以就很热烈、积极地参与,但实际的工作还是要靠老师来指导。当时我那一组被分派到半山芭(Pudu),我们不像其他同学般坐巴士出发,我们是骑脚车过去的。抵达后,家长看到穿校服的我们,很热情地招待我们,有些家长还给我们喝茶水。当时有很多家长虽然是华人,但并不会讲华语,有些是讲广东话、客家话、福建话,有些家长完全没有接受过教育,特别是矿工、劳工、务农等,但他们还是相当乐意招待我们。我曾听坤成的同学说,有些家长还请他们吃饭,煲糖水给他们喝。事后,我听说华小的就读率增加了30-40%,我觉得这是教总林连玉老师推动华教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奠定了华校不灭的基础。

 黄仕田:华人响应“火炬运动”,林连玉记上一功

我不是学生积极分子,在学校最多只是搞搞夜光会而已,但1956年的“火炬运动”,我有份参与在内。印象中,我们在大会堂集合后,就被分成一小队一小队,跟随着一班人出发到雪隆各地派发传单给家长。我那一队只是被安排在邻近的木屋区拜访,所以不需要搭巴士。当时马来亚还是由英殖民政府管治,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英校生,毕业后特别容易找到工作,反而我们华校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更何况是到银行上班。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家长大多数会选择将小孩送到英校就读,华校的学生人数反而寥寥无几。这场由政府展开的“火炬运动”,在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的推动下,效果非常好,连那些几乎要关闭的华文小学都招到一两三班的学生,使学校得以继续维持。据说,经过这次的“火炬运动”后,原本打算报读英校的学生家长,纷纷将小孩登记在华校读书。我觉得林先生在发动学生访问华人家长一事做得非常成功,应该大大表扬他一番,如果由家长来策动的话,作用可能不大,因为每人都要找两餐,哪里有时间呢?

龙锦平:“华人要念华校”,是民族语言的斗争

那个年代的人对华文学校都有一种刻板印象,即:华文学校通常是“共产主义”、“左派”的温床。为了将华文教育压制、消灭,联盟政府及英国殖民政府推行了各类的教育报告书、教育白皮书等。至于华人呢,大多数认为当时是英国统治马来亚,是“英文至上”的时期,只有懂英文才有前途,所以华人家长纷纷将小孩送到英校就读。“火炬运动”的推行,在吉隆坡方面,我们觉得尊孔中学是主力。当时在吉隆坡的四间中学里,有些学生是积极分子,就是所谓的“左派”。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学生,火气也比较猛,就会跑到最前面,甚至推动其他学校的朋友一起来响应。当时不只是华校生参与,连念英校的学生,或是没有念书的朋友都会过来帮忙,因为他们认为“华人要念华校”是一项民族性的运动,是一项“民族语言的斗争”。我们那年代的人,中华民族意识很强,对语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参与“火炬运动”就在这样的号召下推动。

白天,我们就坐着巴士到处去拜访,有到过八打灵、蒲种、白沙罗新村等地。在白沙罗新村拜访时,居民会主动告诉我们哪个地方有人居住,甚至有人会带我们到山顶区(现在的Taman Tun Dr Ismail),中华小学当时就在山顶区,那边较为偏僻,住家不多,远远才看到一间屋子,学童人数也不多。晚上,我们也会组团去拜访一些家庭,从半山芭辟智华小分组,再到沙叻秀(Salak South)街上、沙叻秀新村等地。晚上登门拜访,引出了不少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趣事,如:有些家长看到我们在晚上到来,不知道我们是要干嘛的,就赶紧将大门关上;有些住户在我们敲了门后,有回应要我们稍等一下,结果这一等就是20、30分钟后才开门。

在访问的过程中,除了龙锦平、郑谭运、黄仕田、梁斌四人分享在“火炬运动”时期的所见所闻外,受访者之一的李耀色也说明了当时华人家长受教育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文盲,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学生为“火炬运动”的劝说。在访问结束前,受访者还将话题延伸到1957年11月14日的全国性华校学潮事件,并异口同声表示,“火炬运动”为隔年爆发的“11.14”学潮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也正反映了“火炬运动”对学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致使他们对捍卫华文教育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1] 陆庭谕编:《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1949-1999年〈文献及史料汇编〉金禧会庆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2002年),页207。

[2] 〈联合邦教育部定八月开始 全马儿童入学考试〉,《南洋商报》第12版,1956年7月13日。

[3] 〈拿督拉昔新教育政策着着实施 不久开始登记全马 四岁之七岁之儿童〉,《南洋商报》第12版,1956年8月1日。

[4] 〈雪百余华人社团学校代表会议通过 成立廿五人小组委员 负责推动家长携儿前往登记站登记〉,《南洋商报》第9版,1956年8月26日。

[5] 林连玉:〈火炬运动〉手稿。

[6] 同上。

[7] 〈林连玉向大会中报告 在华校多设登记站 协助登记入学儿童 遭雪教育局长拒绝〉,《南洋商报》第9版,1956年8月15日。

[8] 雪州华人社团代表大会于8月25日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召开。当天逾百余名雪兰莪华人社团、学校代表出席,并在会议中一致通过成立25人小组委员会,定名为“雪兰莪华人协助政府登记适龄学童工作委员会”。时任中华大会堂副总理曹尧辉在会议前对出席者宣称:“今日会议乃应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林连玉来函要求而召开。”〈雪百余华人社团学校代表会议通过 成立廿五人小组委员 负责推动家长携儿前往登记站登记〉,《南洋商报》第9版,1956年8月26日。

[9] 〈隆市四中学四百男女学生 深入各阶层家庭访问 解释儿童入学登记重要性〉,《南洋商报》第10页,1956年8月24日。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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