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8日是林连玉先生逝世23周年，谨以此文悼念一代伟人。
林连玉（1901-1985）被誉为“第一华教斗士”是当之无愧的，他也是第一个有代表性人物将华教课题与政治挂钩。因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林连玉通过政治来推动他的华教理念。
在这方面，林连玉是无党无派的，他把捍卫华教当成他的不可逆转的“政治立场”，只要对华教有利的，他会 支持乃至介入政治中，不论对方是执政党或反对党，也不论是左派或右派。
例如在1955年普选前，林连玉率董教总代表团到马六甲与联盟巨头，如东姑及陈祯禄等人会晤。在双方折衷下，林连玉暂不提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及东姑答应修改教育法令，以换取支持联盟执政。过后才有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及1957年的教育法令，内中不提“最终目标”（以国语为全国教学的主要媒介语）。
因为有了某种程度的协调，林连玉在1958年号召华人登记成为选民，以尽公民的义务。这显示林连玉是服务民主政治的。他在早年也有一篇文章《谈马来亚的精神》（1953年），对英国人的民主精神表示激赏。
可是华教问题仍未能妥善解决，林连玉又于1958年3月面谒东姑，就华校改制事提出交涉。此时距离1959年的大选还有一年时间，双方的会谈没有实际成果，也就导致1958年11月爆发全国性的学潮。
自此之后，林连玉就感觉到执政集团并未能达成他的“斗争目标”；尤其是1959年大选联盟再胜出而林苍祐黯然神伤离开马华后，林连玉与马华的“蜜月期”即告结束。
不宁唯是，在1960年林连玉与马华梁宇皋部长的骂战标志着董教总与马华的分道杨镳。两人的政治意味浓厚的辩驳集中在对达立报告书的针锋相对和相左立场。这个时期的林连玉虽然不是反对党人，但较反对党领袖更出位的据理力争，也开展他的巡回演讲（包括在１９６１年３月到南洋大学作教育专题演讲），大力反对达立报告书将华教切成两半（国民型及独立），并号召华人宁可自力更生办独中教育，也不接受津贴。当时的反对党（尤其是左翼的社阵）把林连玉当成华教的急先锋，也使到华教问题成了朝野政党斗争的筹码和旗帜。这就是林连玉最突出的形象（推动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起而抗争对华校的收编和改制），其影响力之大，无远弗届。
虽然达立报告书在1961年出台并在1962年成为教育法令，但独立中学的出现也成了林连玉斗争的代表作。发展到今天，马来西亚共有60间独中存在，体现了林连玉捍卫民族教育的精神。
正因为林连玉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他的思想也非亲中共或国民党，以致不能把他标签成左翼领袖或亲共份子。林连玉早年的一篇文章《翁胡两公子合论》（1953年）说明这一点。这篇文章是拿胡适人在台湾而其公子胡思杜则在大陆，与曾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身在大陆而其女儿（名字忘了）则在台湾来作比较。前者的儿子指胡适是“反动派”；后者的女儿也宣布其父“思想错误”，要他从中觉悟，归返台湾。
林连玉认为是非难公断，但认为翁小姐温婉而可爱，只说父亲思想错误，未加罪名；反之胡公子之言“有世道人心之忧”，也难得胡适宽宏大量，只说其儿子“适应环境，善于自全”。
这篇于1953年的作品反映了林连玉没有党派之偏见，但有华教之执著，才有了后来为华教抗争的故事，才有了1961年８月公民权被吊销的悲剧发生（在南大的演讲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即便如此，林连玉义无反顾地为华教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那个时候开始，林连玉已化身成为左翼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如鲁迅在30年代并未参加中共，但被化身成为左翼阵线的“总司令”（毛泽东曾形容鲁迅是文化战线的鲁总司令，而朱德是武装斗争的朱总司令）。
由此来看林连玉，他的鲜明的“怒奋空博虎头”的激昂声音在后来已被左派视为一个时代的号角。林连玉就这样被标签为“统一战线”的华教灵魂人物，倒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由于他开了头，后来的董教总也介入政治运动中，时左时右，也就“有史可循”了。
谢诗坚博士 – 13-12-2008（刊于光华日报200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