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邦国民教育体制全面实施以前，殖民统治者留下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打压哲学。其中一种方法是从概念下手。具体的手段，乃赋予某种源流学校特定名称，进而把它污名化，以进行收编、统理，乃至瓦解消灭。殖民者也透过这种手段提高自己，俾能以救世主的姿态，行其拯救弱小民族的矫情，或合理化自身的侵略行为。1954年教育政策特委会报告书提及“方言学校教育水准低下”即为一例，实际上是对准华印学校，而废除方言学校的建议，早在1951年巴恩氏巫文教育报告书即已出现。
在独立建国前，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进而深植人们脑海中，长期成为殖民地子民的唯一用语而不觉有任何不妥。更为吊诡的是，独立至今，学界竟毫无反省地引用，辗转因袭至今，殖民遗绪，莫此为甚。其中最常被使用的词汇是“方言学校”这个名词，其影响不容小觑。
独立虽逾五十载，然今年4月18日副揆慕尤丁于乌雪补选期间犹提及此词汇，而词汇与句子形成的语义结构无不充满矛盾与暧昧性，笔者把句子中译如后：“方言学校是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情况非常迫切，政府将继续给予帮助。”（sekolah vernakular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sistem pendidikan nasional dan oleh itu kerajaan akan terus membantu jika keperluannya begitu mendesak.）。
细心的读者稍微留意，不难发现在“是”和“继续”之间，还插了一个“如果”，句首之“方言学校”的修辞魔力由此可见一斑。
先行贬低的修辞策略
英文vernacular一词源自拉丁文vernaculus，而verna意指在地出生的奴隶（home-born slave），这里强调的是“在地者”与“卑贱的身分”；在西方现代史语境中，vernacular是与“中央”、“官方”、“国家”相对的，有等级上的差别。把它置于语言学脉络，其语义即转化为“方言”。
从文明水平衡量，“方言”被认为是俚俗的（colloquial ），因此是“非正统”的；若从使用范围看，它是某些族群专属的“行话”（jargon）或“隐语”（argot），是庸俗（vulgar）不入流的，因此别奢想登大雅之堂。
作为复合词，除了vernacular language 和vernacular school，还有vernacular media/vernacular press（方言媒体）等等。惟英文语义大多取其语文意义脉络，由此衍生出复合词vernacular school（方言学校），意指由地方或区域性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
“方言学校”这个词汇何时在本邦开始使用，有待考证，在1948年巴素（Victor Purcell）的专著《马来亚华侨》（The Chinese in Malaya），这个词已普遍存在。然而，若认识到巴素作为殖民政府文官的身份，对他援用该词汇就不难理解了。
扣以族群分裂标签
置于独立前的语境，方言学校几乎成为不言自明的词汇，一般指由单一族群学生组成者，以该族群语文为教学媒介语，学制、课程与课本皆以该族群的意愿为依归。总括而言，相对于国民学校，方言学校被殖民者视为不合规范、封闭、自我隔离的教育机构。
这种种动作与标签，是为了确保“方言学校”停留在维持“族群语言”的任务上，而非上升到“国家语言”的地位。因此，有必要给它特定的描述，让它陷入偏见的泥淖而无以自拔，华校被指为分裂主义的种子（the seeds of separatism），有碍国民团结与融合，根源即在此。
然而，环顾今日华校，有哪一所无论在学生和教职员种族结构、教学媒介语、课程、课本编制等方面仍保留单元特质的？如所周知，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家长把孩子送进华小就读，少部分继续升上独中。
根据柯嘉逊的统计，1998年有近七万名非华裔学生在华小就读，而这种趋势继续稳健上升；在招生方面，一般华小都会不成文规定拨出5%至10%的学额给非华裔生。此外，近年来，国际学生也开始在华小和独中出现。
追究原因，以上两类人的选择无非与教育素质直接相关，而华校的教育素质不仅仅与教师态度、教学法、考试成绩有关，同时也包含家长们对教育理念的执着与追求，譬如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后者的情况在半岛尤其显著，追根究底，竟然是对国家教育体制的不信任，譬如国民中学日趋宗教化、种族区隔化，以及不同种族师生冲突尖锐化。
诸如此类正反面现象，大体可以证明华校并非奉行单一体制，因而能够成为非华裔家长的选项并非没有道理。在官方发动对华校排山倒海式的单元指责中，非华裔家长并不为所惑。显然，非华裔家长的选择是最清醒的，最合乎教育本质需求，也是最实际的。
殖民主义者第二种修辞策略，是通过“方言学校”一词把它和国民学校对立起来，以遂其分化目的，使政权得以维续。前者表现为对教育水平的质疑，最新的例子如典型殖民主义遗老邱家金（左图右）的文抄猫论调，这与独立前教育阁员杜莱辛甘（Cough Thuraisingham）对华校水平的评语毫无二致。
作为一种手段，“方言学校”一语不仅尝试分化华人和其他族群，同时也从内部分化华人族群，方法是刻意突出华人方言群的边界与差异，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突出方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制造内部矛盾。这个部分，有待以后详论。
沿用殖民压迫修辞
独立前英殖民的手法如何在建国后被执政集团挪用，如何产生后殖民效应等，是上述打压修辞学的重点。希山慕丁曾在教育部长任内用“方言学校”、“方言教育体制”概括华文和泰米尔学校，相关的课题往往是全津或半津、校地主权、迁校等攸关华教存续的问题。
这是殖民主义策略的转化与挪用，由此可见，边缘族群仍活在殖民主义的氛围中，不同的是，从前是白人统治者，如今已换成巫统主导的社会上层结构。
如前所述，“方言学校”这个修辞已不适用于这个时代。然而，欲在一日之间把它扬弃亦颇不易，它首先需要内部的变革。
换句话说，华校或华文教育欲告别方言学校或方言教育格局，有必要思考如何超越“民族语言”思维格局，以开创语言民主化历程，一旦达此阶段，是不是官方语言已不重要了。
庄华兴是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
来源：《独立新闻在线 》 2010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