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据时期的爱国者——黄重吉
/ 黄明治
在和平时期，许多汲汲于名利富贵的人，对当权者的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如贪污、滥权、践踏民主、剥夺自由、偏私妄法都充耳不闻，或视若无睹，或噤若寒蝉，这与战乱时期，为了国家利益和生存，或是冒着战火，走上前线，或者留居后方，协助后勤，虽面对极大的生命危险，也坚持不渝的义士，实有天渊之别，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后者人格上的光辉。
我认识的黄重吉先生，就是后者之中的一个光辉的榜样。像黄重吉这一类型的人，因为自得于功成而不居的人生哲学，在一个争名夺利的现实社会，可能连渔樵江渚上闲聊的资料还无缘上榜，因此名气鲜为人知，可是就是这种默默耕耘和努力累积的成果，才能使我们这块土地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文史工作者实应还给这类型的人物一个历史的地位。
1930年代的亚洲，因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家猖狂地侵占别国的领土，而引起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风云变色。1931年日寇开始侵占中国东三省，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件，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三年里中国沿海地域先后沦陷。1940年开始南进，越南、泰国逼于无奈，很快就投靠日本，1941年12月8日日寇由泰国兵分二路，从北马入侵马来亚，日军势如破竹，仅以2个月零8天攻陷新加坡。1942年2月16日英军守将，白斯华举起白旗，向日寇投降，星马宣告沦陷。
日寇占领马来亚不久，就设立了日本军政部来管理马来亚，当时他们要找黄重吉，拉拢他跟军政部合作。因为这位黄重吉先生在沦陷前，已是马来亚一位著名工商农钜子，是一位备受爱戴和敬重的一位华社领袖。1942年正月黄君原本想撤退敌后，进行抗日工作，可是赶不及登上最后撤退的轮船，只得留下在新加坡自己的日落洞工厂。
当时日寇军政部拉拢他的时候，曾列出合作条件，即军政部供应原料给黄重吉工厂，而工厂的产品的一半要供给日寇军政部，另一半则可流入市场，自由出售。黄重吉先生是一位大智大勇，而且一心爱国的志士，面对当前的危机时，他决定不做无谓的牺牲，他心目中已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计划，来抗敌报国，他忍辱负重，于是毅然接受日寇的条件。
沦陷期间，外来交通断绝，市场上各种物品严重缺乏，当时黄重吉工厂产品非常吃香，那些汽车、脚车、轮胎、鞋、椰油、饼干、酒、茶叶等等，利润奇高，行情天天涨价，短短一个月里，可以涨上好几倍。那个非常时期，黄重吉先生赚到难以计算的钱，有了这种财力后，不久黄重吉先生则安排亲信心腹，黄卋积，黄重涵二人，以大批金钱物资接济抗日军，抗日军得到充足的军粮，力量日益强大，不但对日寇造成威胁，同时也对那些倚势凌人的汉奸走狗给予制裁。如吉隆坡经日寇授意成立的治安维持会，其第一届会长黄铁山，于就职后第二年就被抗日军暗杀身亡。一时顿使那些汉奸走狗坐立不安，人人自危。
1943年底英美联军从南太平洋开始反攻，节节胜利，接着策划反攻马来亚，于是派出在印度受训的136部队，接洽好抗日军，降落在彭亨而连突黄重吉农场作为基地，准备英美联军反攻时，作为内应。此时黄重吉先生已意识到打败日寇，光复马来亚的时机快要到了，他于是冒着被逮捕杀害，家业被毁灭的危险，抱着不成仁则成义的精神，更积极支持抗日军与136部队。这种准备为国牺牲的精神是令人敬佩，和值得永留史册。
1945年日寇驻霹雳太平的反间谍小组，接到黄君接济抗日军和136部队消息后，立刻派出特别宪兵小组来吉隆坡追缉黄君，他们事先追捕黄重吉代理人黄重涵，情况十分危急，黄重涵四处躲避，有一天下午终于失手被捕，黄重涵在紧急关头，迅速通讯给黄君，当晚黄君就带着事先准备的通行证，由长子黄双鏡及三子黄光源驾车一路上顺利过关，安全抵达彭亨而连突农场，才告脱险，黄君可说是吉人天相。
当天午夜日寇逼问黄重涵之下，证实黄重吉通敌，马上派兵围捕黄重吉，但他早已安全跑进彭亨大森林某基地，他神机妙算，日寇已迟了一步。
不到两个月，即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布无条件向联军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来亚也光复了。
像黄君这样的人，从商赚钱并非是他唯一的人生目标，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为国为民的志向，在“利”与“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为了后者他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他人格光辉的一面。
（作者为林连玉基金顾问，黄重吉先生之侄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