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不惧与患难之交
—-记黄润岳与林连玉
/ 胡兴荣
黄润岳与林连玉，两人勉强称得上“同时代人”，因为他们分别在重庆大后方与马来半岛经历了二战的巅离，然后从殖民地时代到大马独立前后，更亲身见证官方所颁布的教育政策及各种不利华教的法令。然就年龄言，他们生殁差距20年 (林连玉1901-1985，黄润岳1921-2005)，几可为两代人；可是就两人交往的情谊观之，在那个价值观混乱的年代，他们的患难见真情足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
严格来说，林连玉在1961年8月被内政部告知将褫夺其公民权，而黄润岳在众人的揖让中接掌教总主席，这无疑是他自1948年南来的人生重大挑战。所幸最终无惧猿声，轻舟已过，他不负众望守住了华教的慧命。笔者认为，经此一役，更多人性的美好乃尽显两人的信任当中；当林连玉被迫自舞台退下，黄润岳乃鼓励他撰写回忆录，至书稿被禁，则将一身孤愤翰墨付托，身后方得以见天日。从任一角度观之，没有比这更让人温暖和感动者，此佳话将永载华教史。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大时代，当不平的个案发生后，其动员力量断不可与今日之民意相比拟。面对高压的氛围，黄润岳在华文教育最艰难的时刻坐镇教总两载，且不言其功，唯其巩固华教上下之士气，尤在千均一发善尽一个读书人的勇气与承担，即便时人好引林连玉名句：“对付破坏最好的就是建设”，黄润岳实得其精髓者。
尽管黄润岳在林连玉的周年祭曰：“时过境迁，那看来似乎是轰轰烈烈的事，不过是茫茫大海中一个浪花而已”。善哉！好一句轰轰烈烈的事被轻描淡写的“时过境迁”与“大海中的浪花”带过，以至不奢谈“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免”者（《我与林连玉》），其不愧出身军旅世家和使于四方的风范，这是黄润岳留给所有对华教工作有所响往者最宝贵的人格遗产。
临危不惧固难，患难之交更难；林黄两人在性格上一刚一柔，林连玉不论身前死后皆显壮烈，黄润岳则自1950年卸外交官职，先后在芙蓉、和丰、新文龙、马六甲多所独中任教及掌校。1974年退休后，辗转澳大利亚而享天伦之乐于温哥华，期间仍奔走各地宣扬福音，一如其自传《丰盛之旅》（又名《此生此旅》）的细水长流，于人温润而不华。
林连玉故去25年，黄润岳亦离尘世5载，华教至今仍月圆人不圆，但自漫天沉沙中，多少权倾当世拥功名如梁宇皋、陈东海、李孝式、温典光者已湮殁黄土，反而像陈充恩、林连玉、严元章、沙渊如、锺敏璋、王宓文与黄润岳这样的人，他们的一生看似平凡，却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显然，历史自有其客观性如江海不择细流而成其大者。
回看当年林连玉批龙甲不济铩羽，黄润岳则在危急当儿接续其志业，且不论其自况献身之心与无为之心挣扎者，诚文天祥所谓“时穷节乃见”也。
（作者曾在国外大学任讲师、研究员暨教授等职, 现为南方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