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祯玉
（左起）陆庭谕、林连玉与严元章，1958年
严元章校长于1970年在香港《成人教育通讯》第三十六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柔道教育》的论文，距今已四十年；1988年，教总出版严校长的《教育论》，在第九章《观点论》里对柔道教育有更深刻的着墨，彼时距今也已二十余年。无论是四十年或二十年，在今年华教节的前夕回顾严校长的教育思想，据以检视当前的学校教育，并省思我们自己的教育作为，不失为一种别具意义的“过节”方式。
严校长所主张的柔道教育，事实上是相对于“霸道教育”的一种教育观。他认为普遍存在于家庭和学校教育里的是霸道教育。霸道教育是一种以力服人的、威胁性的教育，其手段包括：辱骂、体罚、扣分、留堂、记过、逼写悔过书、开除等等。最终它培养出来的是服从的、依赖的、缺乏独立性的、欠缺社会意识的消极分子。与其说它是一种教育，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反教育。
若教育以培养积极分子为目标，那么，显然的，霸道教育必须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柔道教育。柔道教育的理论依据厚植在儒家和道家思想里。例如《中庸》里的“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以及《老子》里的“报怨以德”、“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严校长强调，“柔”不是柔软或柔弱，而是柔和，而且“也只是柔和”；“……柔性的教育观，就是柔和的教育观，也只是柔和的教育观”。[1]
柔道教育所推崇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尊重的同伴关系。求学与教学中的“学”，说的都是自学——求学，是学的人自己求；教学，是教后辈自学。而管教，则是教会学生自治。柔道教育的具体实践方法就是观察、讨论、设计、试验、服务等等，通过这些方法辅导学生自己学习和自我管理，最终培养出能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谋生的社会积极分子。
严校长逝世已十三年，他当年所忧心和批判的霸道教育，如今是否依然“横行霸道”？他主张的柔道教育对现行的学校教育又是否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媒体揭露的，或从一些老师和学生亲口反映的校园事件来看，霸道教育看来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从我们这个国家绝迹（甚至还有“升级版”的校长体罚老师事件）。也正因为如此，学校教育才更加需要重新检讨，教育工作者才更加需要更新自我的教育观。当所有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时，现行学校教育里的“对与错”、“是与非”、“好与坏”的分野，会马上变得清晰分明——“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严校长的教育思想里，很明显的，“人”（学生）始终是核心。在霸道教育里，人并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最后培养不出独立自主的人，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被唾弃。柔道教育则把人放在中心位置，所有的教学与管教，最终都要回归到学的人自己本身。“教育不是生长，而是助长；教育不是生活，而是帮活”[2] ，助谁长？帮谁活？自然指的是学生。教育其实是在个体本身之外施加助长力量的阶段性过程；力量如何施加？力度多大？首先也得着眼于这个个体本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也必须以‘愤悱’为基础，如同‘辅导’必须以‘自治’、‘自学’为基础。”[3] 。当个体成长的力量由外施转向内生时，当教育者不在学习者身边而学习者仍能自立自主时，教育的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和完整。用这个原则来检视我们现时的学校教育，恐怕有很多还是未完成的、“施工中”的教育。（更不幸的是，这些尚未完成的教育，常常被宣称为已到达终点，并以一个总结性考试、一纸文凭来封装人的成长历程。）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教育思想，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在它背后我们可寻得闪耀智慧光彩的哲学底蕴和对人性真善美的信仰。教育家已逝，但他的教育信念和主张，对当今的学校教育而言，依然如一颗黑夜的明星，焕发出一道清亮。这驰骋岁月的光，一如他所坚信的柔道教育那样，是柔和而不刺眼的，唤醒我们去亲近它，去实现那始终着眼于人的教育。
（作者為獨中教師）
[1] 严元章：《教育论》，教总出版，1988年第1版，第62页。
[2] 同上，第58-59页。
[3] 同上，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