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为社会服务必须有其垫脚石，有了垫脚石，才有他的社会地位，然后说话有人肯听，产生力量，可以号召群众。我的垫脚石：第一块是尊孔中学，第二块是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第三块是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有了尊孔中学作垫脚石，我可以号召吉隆坡市五百多名的华校教师；有了教师会作垫脚石，我可以号召雪兰莪州二千多名的华校教师；有了教总，我便可以号召全国三百多万的华人了。
尊孔中学号称“雪兰莪州的最高学府”，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学级最高，战前就办有高中、初中、简易师范、小学四部，学生一千多人，隐然是一方教育机关的领袖。那时候，华校如同一盘散沙，教师们老死不相往来，遇过国家庆典要有校际集体行动时，就由尊孔校长邀请各著名学校的校长举行临时会议妥议办法，所以做了尊孔的校长，无形中即成为雪州华文教育界的领袖。我在战前只担任尊孔的小学部主任，校际活动的事务不必我去参加，可以说是寂寂无闻的。友校的教师，我认识的总计不会超过三十人，谁也不会对我有印象。马来亚沦陷了，我匿迹到距吉隆坡四十多英哩的而榄小地方树胶园中去养猪为业，达二十三个月之久，及至日军投降，世界和平了，各华校纷纷复课。我已厌倦粉笔的生活，想要转入商界，无意重返尊孔坐拥青毡，所以仍旧躲在我的猪棚里与长嘴公为伍，不闻世事。殊不知，尊孔的复课却发生了难产。原来和平初期，以马共为骨干的抗日军开入市区控制一切，连学校复课也要干涉，尊孔原有的正、副校长（伍坚志、郑心融）[1]都被认为属于反动的死硬派，不容许他们登台，而他们所介绍的张晓光又被尊孔董事认（于）〔为〕属于赤色人物，不予接受。这样僵持下来，所有华校都于九月底复课完成了，尊孔却拖到十一月还没有头绪。后来，由著名侨领黄重吉先生提出折衷的建议，就是尊孔的董事放弃旧校长，他们放弃新介绍，由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中间人物出掌校务，获得双方同意。于是，为尊孔中学复校的责任竟然落到我的身上了。当尊孔的董事代表跟我接洽，要聘我为校长时，我对他们说：“我已厌倦再作教师了，不过我是尊孔的旧教师，已经在尊孔服务十多年，经过这场大难徼幸不死，为尊孔复校负起责任，义不容辞。不过，我不做校长，提议组织校务委员会进行工作。待复校完成，你们另聘校长，我自身要去要留，有我的自由”。尊孔董事部采纳我的意见，委我做校务委员会主席，授我全权。这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各学校都已放假一星期了，我坚持不让尊孔的校史将来比人减少了一年，必须在年内开学。十八日，和董事长去见教育局华校视学官梁长龄，我定廿一日开学并上课，视学官认为如此仓促是不可能的，但我竟如期实现，学生有九百六十多人，以此我的才能很为董事及教育局所赏识，认为办事敏捷。
当时董事部未有一分钱给我，幸而我卖猪回来，手头上有现金近两千元，就自己借给学校作为复课费用。尊孔的校舍尚被英军占驻，我就商借附近柏屏及州立两小学校假期空着的教室作为临时上课之用，又借人镜慈善白话剧社作为办事处，一面致信英军部请把驻尊孔的军队调开。翌年一月十日，（姡）〔始〕迁回自己的校内上课。
[1] 此处的圆括号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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