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先驱：胡子春
/钟伟前 （董总资讯局行政主任）
胡子春
出身
胡子春（1860 -1921），名国廉，字能忠，祖籍福建汀州永定县。 槟榔屿开辟初期，福建永定胡姓客籍人氏尤多移居峇六拜湖内一带，据胡子春祖母李梅娘自称“胡门家族老少类谋生於外洋”。因此这里的“外洋”主要是指峇六拜湖内一带。胡子春祖辈即世居此以耕植胡椒为业。父玉池，侨生槟榔屿，成年始返中国成婚，不复返槟。1860年（咸丰十年）7月30日， 胡子春诞于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 为玉池次子。玉池夫妇均早逝，胡子春得祖母李梅娘抚养，惟家甚贫。
“锡矿大王”
1872年（同治十一年），年13，与乡人同伴南来槟榔屿， 寄食姑母家，入私塾。年16，至商行帮佣，因薪资微薄，乃去职随母舅萧氏学习“行巴”（俗语，勘察矿苗）。年18，获巨富甲必丹郑景贵夫人胡氏提拨，认亲作侄，特请助理业务，并许以郑景贵侄女为妻。胡子春秉其天纵聪慧、刻苦精神，为探勘锡矿苗得时时深入蛇虫横陈、人烟罕有之境。久之，乃对探勘锡苗练就慧眼独具之功。年20，始于试办矿务， 继於拿乞创“永丰行”、“永益和锡米行”锡矿公司。复于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12月4日，在端洛注册端洛矿务有限公司，投下叻币16万资本及2万营运资本。该矿场所引进的新式采锡机器，英文《马来邮报》于1901年12月12日对此乃有“东方设备齐全、先进、完善且规模最为庞大的矿场”的颂词。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奏派南洋视学员刘士骥曾亲抵胡子春端洛、金宝及拿乞的矿场，对其规模与采用新式机械大开眼界，乃有“端洛锡矿，论者至以为环球第一营业之大”之语。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雪兰莪参政司曾偕同僚，参观胡子春于端洛大矿场，对该矿场所采新式机器开矿留下深刻的印象，稍后特致函赞誉之。全盛时期，其拥有的矿业机构达30余处，矿工逾万， 矿场遍布马来半岛各地（包括霹霹州、玻璃市、加基武吉），甚至泰国普吉岛等地。从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7月14日，胡氏位于霹雳州“宋埃美斯”地方新辟矿场，由霹雳参政司偕同夫人为之开幕，与会之中西名望绅商四百余人。以及同年5月至6月左右“大吡叻端洛坲塱有限公司”各大总理于伦敦开会议时，会议主席缎卑士对该公司自1902年至1906年于端洛地方所经营收获甚丰，特别指出“余时常蒙胡子春翁帮助料理，并每得其指点一切，以保公众之利益，理应将其功劳铭注，以志不忘”云云。故西人乃誉之为“锡矿大王”。实为名实相符之称誉也。此外，亦开垦二千余英亩“芭地”栽植橡胶， 设立“东陵树胶企业”，以及经营丁香、豆蔻等农作之“春园”。
乐善好施
胡子春虽富甲一方，然幼年生活之清贫、祖母李氏的教诲， 以及少壮後自力更生的磨练，养成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勇于任事之古侠风。其不时援助与提掖同乡后进，更有襄助使之出洋深造，卒能学有所用者。其中较著者，如曾任福州市政法专科学校校长、福建省参议会议员、广西省都安县知事、及永定县参议会议长的林上楠，以及曾出任中山大学教务长萧菊魂等。胡子春对于历年来对马来亚、中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天灾或善堂、学校等公益事业所作之捐助，更是不胜枚举。
霹雳福建会馆创始董事
自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 12月25日，霹雳怡保福建会馆成立，胡子春被推举为董事。胡子春连同吉承隆和福茂隆两商号借出八百元，增购冢山南面靠近大路四英亩之园地。1912年8月20日，召开之全霹雳闽侨会议决议，以原有怡保福建会馆为馆址，升格为霹雳州闽侨之总机关——霹雳福建会馆，以及策动各埠设立分会。霹雳福建会馆因空间不敷应用，胡子春即以六千元价格让出怡保市区内三间店地（现有“霹雳福建会馆”会址）重建会所。
在吡叻矿务农商总局的贡献
1905年，霹雳州政府曾颁布法令，“凡矿地不足人数开采者，悉行批销”。此法令倘若确实实行，则当时霹雳州从事矿业谋生之众多华人中，将有多达六、七成人口生计将受绝大影响。幸得胡子春出面向州政府“力恳宽限，而政府许以二年半为期”，让受影响者在宽限期内设法克服面对的问题。1907年中旬。两年半的宽限期尚未到期，而“批销地方之事日有所闻”。同年10月左右，当局又颁布一项规范与约束四州府矿业与矿工的十三条款法令。吡叻矿务农商总局为此曾集议，推举胡子春为主席共十二人“以为议覆政府批行新例之代表”。10月25日，吡叻矿务农商总局再次集议，邀集四州府同人，以及新加坡、槟城商人分别入禀当局，要求再行宽办。 11 月9日，十二人集议商议，胡子春乃以“政府所以有此新例，意在维持工人生计，但欲具豁免不行或难如愿。而细按十三款之旨趣，若能将博抽及坭井二宗不入新例范围，单使公司照行，则其害似稍轻。” 且“夫人固求得政府概除新例为上策，然既豁免恐不能得，若任其行则不胜之害。故两害相衡取其轻者之意也”。在经过众人讨论良久，同意胡子春这项提议。在这项会议中，对前述“批销地方”两年半宽限期将届之事，同时也作成了由霹雳带头向各埠商户盖章联合向当局要求给予宽限期的决定。後来霹雳议政局“覆查此例内容，殊於各矿主大为不便。……所以秋冬间人心皇皇集议，不独我什人咸生危惧之心，即西矿商亦谓殊多障碍。……迨议政局会议，各员多以其有碍矿业前途，於时无益，爰议作为罢论，然後人心稍定。”
“东方商务有限公司”发起人
1906年7月20日，槟城诸华商集议“设立一东方商务有限公司，资本银四百万元，为在三州府及四州府设立银行，以为我华商利便，拟立协理十二员”。此构思直到翌年1907年3月11日方拟出具体的办法并正式招股，胡子春虽其时尚在中国，但仍担任10位总理人之一。只可惜这项计划，却在三个月後的6月14日，因“招股不足已成泡幻”。
倡立改良商局与霹雳中华总商会
1905年，当时中国与海外各地华人商会多未成立，胡子春为加强同侨间在商业的联系，增强华商之竞争力，故乃与区昭仁出面领导创设怡保新改良商局。此商局宗旨定为“以联络商情为主义；以改良积习为目的；以认定商业为界限”。自改良商局成立，“吡叻商情涣散，各以不理众事为高尚”之风为之丕变。每遇公益事，如学堂、如赈灾，都大举多由之发起，而群情亦渐形踊跃”。
1907年7月，基于其时南洋各处如新加坡、雅加达、泗水、三宝垄、槟城皆已设立商会，加上清廷农工商部咨行各国公使，极力推动海外华人群聚的城镇成立商会。同时，当时得孚人望的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亦谓“商局与商会名异实同，究要正其名，遇事方易向政府直接，并允为代草章程”。其後孙士鼎将章程草稿寄交新改良商局诸商绅，但因为要在新改良商局基础上成立商会，抑或在新改良商局外另立商会，产生了意见分岐，经“连日讨论，尚未得定见”。後得知新改良商局领导人胡子春不日将由中国返回马来半岛的消息（胡子春早于1906年10月11日乘轮赴中国），故“各商拟从缓议，以俟决之于胡君也”。1907年7月15日胡子春抵返槟城，随即附火车返回怡保。7月22日，新改良商局诸商绅特以“胡君子春为祖国效力，其热诚可钦，其辛劳宜志”，乃“相约联至车站欢迎，复到新改良商局大开茶会”。当晚八时，复开演说会。10月20日，新改良商局开会并改选，投选胡子春为总理。1907年底，胡子春率同新改良商局诸绅商郑螺生、李孝章、姚德胜等组织成立“霹雳中华总商会”。有关是否在新改良商局基础上成立商会，抑或另立商会之事，目前还不能确定实情如何，到了10月20日，新改良商局开会并改选，投选胡子春为总理。此举，已意味着新改良商局与商会是分开办理。但依据目前霹雳中华总商会的说法，该会是于1907年底，由胡子春率同郑螺生、李孝章、姚德胜等商绅组织成立。这说法大体是不错，只是这时的商会还只是有名无实，对此下文将论及。1908年2月21日，“新改良商局新旧代表员十余人集议于矿务农商局”针对成立商会事再次讨论，交由该月底新改良商局大集议时再议。3月2日，召开之新改良商局第四届股友例会，乃以投票决定新改良商局的存废，最终以32票主张续办商局，1票主张停办，此乃结束商会与商局的合并与否问题。在是次会议，胡子春复被推举为新改良商局正总理职。一直至8月25日，发起成立“吡叻中华商务总会”的数十位会员方在怡保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中推选胡子春为主席，这项会议与其说是第一次会议，不若说是为选举第一届商会理事的筹备会议，会议并定于8月30日召开选举第一届商会理事之期。8月30日，召开之“霹雳中华商务总会大集会议”，获得各大近打区各埠会员约70与 会，会中推举胡子春为主席。在推选理事方面，胡子春差一票即获得推选为主席一职（包括未出席者寄来选票，共有八十四张选票，胡氏即获83票，可谓高票当选）。由此可见胡氏之得孚人望如此。
领导推动撤除四州府赌码与戒烟运动
清末，马来亚华民吸食鸦片相习成风，荼毒心灵、浪费金钱，复为人轻视。1906年初，适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征得海峡殖民地当局同意，在领署中率先捐廉俸创设戒烟所，试以一月，果获奇效。胡子春对华民嗜烟及嗜赌引发之弊端，早已留心且痛心于此，“尝语人曰：吾国之不振也久矣。吾痛之也深矣。痛之深，思之至，惟民性之惰耳。赌之癖、烟之瘾，惰之所由来也。吾侪流驻海外，托足南土，而长其一、二子孙者，孰不惟善良是望，得为有补之国民。今也南人以远扬之躯，不自警惕，而巢赌窟烟，其为国何，其为家何。革而新之任，吾肩之矣”。於是1906年3月乃于霹雳首起响应，发起创办振武善社，宣传烟害，派赠戒烟药水，各埠闻风响应成立振武戒烟社，一时戒烟人众。其後更领导霹雳绅商上书英廷，要求英属地禁烟，辗转营谋，终获英廷重视派员调查。另一方面，自1905年开始，胡子春既已联合大霹雳及四州府诸商绅屡次向海峡殖民地总督呈禀，要求撤除四州府赌码。1906年3月，海峡殖民地总督曾对四州府商绅的禀请，给予积极的回应，且要求商绅共同解决，并承诺将以逐渐推动的方式，取消烟码制度。海峡殖民地政府基于烟、赌二码占据了庞大的财政收入，虽然希望此二码能希望能沿续下去。但面对七州府华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承诺将赌码以逐渐推动的方式取消。故当时论者乃发出 “近来七州府诸志士又复竭力提倡戒烟社，发明中兴树，大著成效，行见两害尽蠲矣。诸君子真爱国爱种者哉”的赞叹。
联合霹雳州华商入禀取消入口新加坡华人露体验身之例
1906年5月，在胡子春倡议下，联合吡叻阖埠华商共同上禀新加坡总督， 要求将自1894年颁行之防疫章程所规定之“所有轮船到埠（按，此指新加坡），停泊港口外，以俟医师到船查验。凡华人无论男女，叱令一律裸体。验毕，驱至淇樟山，苛虐万状，限期满日，始许登岸”。该禀文所举五大理由，先诉之以情，继说之以理，最後且陈以利害，要求“请将华人露体验身之例，即行豁免”，同时要求禁疫所“每有苛待情事，伏望派人严行查访”。海峡殖民地政府最终在各方压力下，将此“凡华人无论男女，叱令一律裸体”检验的恶例取消。
海外首起推动 “国民捐”运动
1905年秋，胡子春对于大清帝国承担历来对各国新、旧赔款几达七百余万总额，且分三十余年摊还之事，作为大清子民以为“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非民不足以成国。无国殆不可以为民，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万不敢便私图，置祖国安危而不顾”，且“家国相维之理，万无置身事外”的感怀下，在取得当局的认可与充份准备下，毅然在海外霹雳州首起响应并推动了所谓“国民捐”的举措。胡子春更慨然首捐一万元以为倡，且刊刻捐册分投纽约、新加坡、槟城、日里、椰加达各埠进行劝募。至1906年最终共获一千人捐题，筹得一万三千零廿七元的款项，将此款呈请两广总督岑春煊代为奏上。岑春煊对此义举，大为感动，除复函胡子春表达钦佩之忱，且当即“捐银一万两以继胡君之志，而为粤省之先导，用特刊刻捐册收单颁发各属，广为劝集——-集有成数，即行奏明专为赔款之用，不得挪作别项，以昭大信”， 并上奏“今胡国廉等激发血忱，首倡斯举”“其独力倡捐一万元之职商胡国廉，应请诏赏宝星，以示优异。”。
胡子春祖母李梅娘在永定家乡对乃孙此举“心极欢忻，但有感这项发动自海外爱孙之举动，在永定家乡犹“寂寂无闻”，同时呼应岑春煊在两广的提倡，乃将“平日积蓄微资银一千两，并率阖家老少一律签题，共银二千两”以为响应。清廷最後依岑春煊奏请，“特以奖功之牌照邮赐” 胡子春。此奖牌乃于1906年6月，由奏派南洋视学员刘士骥奉岑春煊之命，趁视学之便，直抵霹雳亲颁胡子春，奖牌颂文曰： “愿尔坚心成业，合群效国，以享莫大之名誉”。除此之外，刘士骥亦受岑春煊指示，“如有绅商能建大业谋公益者，可给予奖牌，以示鼓励。……物色矿务人材……凡见南洋殷商可劝以返国经营，如开矿、如垦荒、如筑路、如畜牧、如制造，凡种种生利之端，苟能以重大母财投诸祖国认办何业者，必当力为保护，始终维持。” 胡子春应当就在此时为刘士骥邀请返回中国投资各项实业。
出任全闽铁路公司协理、总办闽省矿务
事实上，胡氏受邀回返中国投资之事，当属更早。于1905年秋，当时清廷大员时曾任户部尚书时任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铁良及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均耳其名”，且来函敦请入京委以办理银行重任。胡子春虽覆函婉却，但已决定来年，即1906年夏入京。此外，1906年初又受时任福建铁路总办的陈宝琛等“福建绅商亦苦邀回里办理铁路”，胡子春除具体建议以各县“派捐之法”办理，并以永定县名义，先行承诺一万元外，再以个人名义认股20万，要求“请速开办”粤汉、沪杭、漳厦三铁路。1906年下半年，胡子春与槟城华商林有道复被委为“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槟城经理人（即负责招股事务，经理的地方除槟威一带外，也包含吉打、太平、吉隆坡、泰国普吉岛、印尼亚沙汉与日里、仰光等地）。1906年10月9日，特在槟城平章公馆召开有关福建铁路事的会议，到议者群情踊跃并推举胡子春为首座，胡子春当席且认购两万股。1907年8月15日，全闽铁路公司在厦门办事处召开的股东会议上，胡子春被投票选为协理。
1908年8月间，清廷委任胡子春协理漳厦铁路。1907年冬，福建上游建宁、汀州 、邵武三府矿约期满，福建绅商力争将矿约废除自办，上禀请求钦派胡子春为闽省矿务总办。5月22日，邮传部尚书陈璧，侍郎郭曾炘并致函外务部，闽绅公举胡子春总办福建全省矿务，8月16日，农工商部奉旨任命为福建商办矿务总理。1909年（宣统元年）5月21日，胡子春函福建提督提两要求：（1）福建办矿应准予免税15年；（2）不准外国人入股，并详列办矿办法12则。然而此两要求后来至辛亥革命事发止，迨未见实行。
关怀粤汉铁路建设
相对地，自1905年，清廷与民众将美国政府手中收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改由自行开办的粤汉铁路，此亦获海外的大力支持认股。其後却因先有官与绅为官办、商办而冲突，继以绅与绅、商与商又起大冲突，实闹得不可开交。胡子春对此心有戚戚焉，约于1906年6月，以“与粤东绅商论粤路事书”为题致书各绅商，劝请诸商绅应省思“路约之未废也，三省官绅喷无数舌澜，绞无数脑浆，并全力以与美公司争。热诚之高潮，骤升於极度，其团体可谓坚，爱力可谓厚矣”。然争回之後，逐渐涣散，而後更以“偶然之意气，而阻全体路政之发达”。希望诸绅商能以“区区愚见，惟诸君子垂听而深启之，如其言归于好，得以从速开办，则吾国之进步，正未可量，鄙人将临风拜手而祝曰，粤汉铁路万岁，粤路办事诸公万岁”。
支持苏浙铁路自办
1898年，清廷以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方式，与英国秘密签订草约。却因朝野意见不一，正约一直未予签订。1905年7月24日，江浙绅商于上海集议，决定创设商办浙江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以抵制英国在苏杭甬铁路及美国在浙赣铁路两铁路所欲占夺的主权），以民间商办的方式自力筹款筑路。此举亦同时受到朝中大员支持，其中军机大臣王文韶为首的一批浙籍京官声明支持浙路自办。1907年，清廷随即批准浙人自办铁路，并与英方交涉撤废草约。一方面，浙绅刘锦藻等人发起成立了集资一百万股的浙江兴业银行，除获得富商大额认股外，工人、学生、店员、挑夫、僧道、优伶、妓女、乞丐均踊跃认购路股。可另一方面，则英政府却对江浙铁势在必得，不愿让步，迫使清廷采取所谓“两全之策”——“借款”与“筑路”分开，由清廷出面向英方借款，再转借两省铁路公司自筑铁路。9月14日，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汤绪，为示与铁路共存亡的决心，开始进行绝食。紧接着杭州高等工业学堂学生邬钢、姚定生、叶景荣采取了“以身殉路”激烈而悲壮的行动。此两事件经报导後，中国全国及海外华侨对此群众悲愤填膺，掀起了声势更加浩大的拒款保路风潮。11月19日， 北京访员传来11月1日的专电，指“南洋华侨及各省铁路局，因外部（按，外务部）主张借外款，致电政府力争拒借，并痛诋外部词甚激烈”。11月30日，即有报载有关“苏浙铁路被逼借外债一事，吡叻华商前旬曾电苏浙公司及外务部请力争，电文前已录报，近复阅报知拒款会已成立，以筹款为拒款之实力极表同情。闻闽商胡君子春昨电该铁路公司，首认股份二万云云。如胡君者，可谓能急公义者矣”。
奉天调查与投资
1905年奉天将军的赵尔巽欲实行奉天新政，奏调奉天翰林庶吉士熊希龄作为五大臣出洋考查各国政治（共分两批，熊希龄随端方、戴鸿慈出访）的随员。赵尔巽指示熊希龄氏在 “取道南洋，经乎欧美”之时，在“遵於政治调查之余，暇，遍访洲埠绅董商民，善为陈说广事招徕。……视所愿竞投资本，各出技能，惠然肯来，争先恐後，大者农工咯矿纠股经营，小之工艺营运，随宜创造”。1906年6月，胡子春闻知赵尔巽奉天招商事宜，热情洋溢地表示“投资本以兴大利，殷殷属意於旅洋侨商，札饬考政大随员到处招徕。情词恳挚，鄙人读其文不禁瞿然兴曰，伟哉将军、善哉将军之言。我旅洋同胞可以闻风而起矣” 1906年7月，端、戴二大臣及随员由德国返中国，途经马六甲海峡过槟岛登岸会见诸绅商， 胡子春亦在其列。相信就在此时，胡子春与熊希龄就奉天投资事应有交流。因为这事情，方有1907年5月18日，霹雳绅商于怡保改良商局召开会议，创立“吡叻商办奉天等处矿务有限公司”，且派员赴奉天调查之事。而这也是“吡叻华侨集资回国振兴商业”的首遭。 吉隆坡亦约略与霹雳同时期成立“奉天地利公司”，且亦派员赴奉天考察。1907年8月，有消息传出，指当时被调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由奉天赴北京“请训驻节”时，拟奏调胡子春赴四川“办理农工商矿各项事务”。因为赵尔巽的转调川督之任，奉天招商之事遂无人过理，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亦置不理，虽先前霹雳派赴奉天调查之员，“禀呈农工商部请派大员专管并定保护专章，部斥不允”，处如此情况，调查员只得无功而返。
闽、粤各地的调查与投资
大约是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0月初，就在各方的相邀回返中国投资，且胡子春亦颇有意此事之际，此时传来了胡子春极其敬重的祖母李氏病逝。10月11日，胡氏乃由槟附轮赴港后，再入广州。甫抵广州，即获慈禧电召立即晋京。因祖母养育恩重如山，乃奏请延期晋京，待获恩准，已耽搁时日，身感悲痛乃挽一联云：“服贾远洋邦，定省久疏，万里奔丧惊鹤唳；陈情羁粤地，诏书催逼，百年终养负乌私”。胡子春自抵广东，两广总督岑春煊便极为重视，且特“派勇卅名，凡胡君往内地调查商务，即沿途保护”。1907年春间，“往琼州考察垦务时，又预饬分统派一兵船护送。胡君所办之事，一有禀到，即日批出，且劝胡君往云南开办路矿各事，允力为保护”。 胡子春在中国考察之时亦曾至广东各地调查矿产，侦得永安县（1914年改为紫金县）西北部之宝山嶂“铁苗甚旺”， 以及探得番禺县属老崑岭 “煤矿颇旺”，皆曾上禀以求商办。
福建马尾船政局商办事宜
1907年初，时任闽浙总督崇善曾奏请将福建马尾船政局（又称福州船政局，1866年创立，是中国近代海军教学的发源地。1952年关闭，1982年复办，1985年改名福建船政学校，1999年并入福建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是中国海军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的海军学校。早期由此船政局毕业生的学生且为人熟知者，有严复、詹天佑等。）予以商办，且谓已胡子春“转有成议”，其後因陆军部力主官办且由该部所辖，此事乃寝。
极力劝说华侨返中国投资
胡子春在中国考察、省亲逾9个月後，方于1907年7月4日， 方从香港附德轮返槟，直至1907年7月15日方返抵槟城。7月22日，在怡保新改良商局所设之演说会中，胡子春在演说中表示，在中国逾9个月“专意在各种实业，以期尽力之所远者，为祖国稍效驰驱”对中国各地“凡五金煤石矿所在多有，地处温带，土壤肥沃，人口既众，工价又廉。东南一带滨海易于交通，盖於矿业及农工商有天然之利便者也”。同时表示，对闽粤实业的调查“虽未敢谓遍悉靡遗，然已得其大略”。特举出福建安溪之铁矿“矿苗之旺，罕有其匹”、广东增城之金矿“向来产金之矿，经用淘法始得见金，独此矿不淘金已可见。且金砂经化学师验得有九成几之高”、番禺的煤矿以及海南岛各类矿物“均异常旺盛”。从前闽粤乡民惑于风水之说，兼且中国少于习矿之人，故难以开发。兼且从前“贪官劣绅择肥而啮，每自外洋归者多为鱼肉。因而华侨视回国为畏途”现因风气已开，加上清廷设商部，各省设立保商局以保商，对于从外洋归国之华侨尤注重。“华侨遇有从事于商业者，有所禀求，莫不立行邀准。是今日固不虞有从前之弊陋”。总言之，胡子春可谓极力劝说与推销华侨应往中国投资各项实业。1907年冬，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商会商法讨论会，在讨论清廷商法草案外，还作出了集合海内外华商及商会联合集资创办“中国银行”的决议。会中并委由上海商务总会和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负责予以筹办。随後《创办银行办法并简明章程》的草案即出炉，办法中指出这项“中国华商联合外国侨寓华商组织银行的办法”，首要任务，即“拟先请中外各埠绅商为发起办理提倡事务”，偌大的南洋英属只拟请5人担任，胡子春被列为首第一人。
一纲十目：创兴海南宏大计划
早于1907年春间，胡子春即曾“亲往琼州调查甚详，并擅拟有办法，呈递粤督”，此办法即欲在广州社仁坊设立“侨倡垦荒探矿公司”，以承办“儋州那大墟之鸟枪岭锡矿及同属之那金岭等金锡矿”。此禀经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向农工商部奏请批准，在海南岛兴办开恳、种植、畜牧、采矿、制盐等事业，并开办琼州至香港的航运。此外，1907年，胡子春亦曾上禀两广总督，欲在“琼崖广湖盐田精加制造，遵章领照运销各口岸及澳门、香港各处”，惟後因盐运司转饬盐公所调查，以“香港、澳门地方销盐以售卖鱼船，及冲销内地为大宗，其本处民食实属无几，洋界无从稽缉，似未便准予运往销售，致贻外人口实，请作为罢”的理由给予拒绝。
1907年10月26日，朝命出使大臣杨士琦侍郎前往南洋各国考察商务，对胡子春宏伟矿务事业，留下深刻印象。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3月18日，杨士琦考察完毕返回中国，4月8日就向清廷上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折》。此折将胡子春对开发海南岛“一纲十目”的构思与计划作出详细奏报。所谓的“一纲”，即创办琼州劝业总银行。“一纲”举，则“ 十目”张。“十目”依次为：兴矿业、清荒地、广种植、讲畜牧、兴盐务、长森林、重渔业、筑马路、设轮船、开商埠。
此折後由农工商部奉旨议奏，认为此“一纲十目”“均系筹边殖民要政，亟应统筹全局，次第设施”。农工商部入奏後得旨电嘱胡子春入京面商，筹议办法。胡子春得电後，即与由粤匆匆赶返槟城的区昭仁（慕颐）筹商办法，不久乃复函表示：“琼崖事件（体）艰巨，非厚集商力，不足相与有成。拟先设总公司，为开辟琼崖之根本；一面招致侨商，分设各项小公司，广兴实业。赀本不足，总公司佽助之，俟其获利，则总公司酌提津贴，以示报酬。大小相维，厥效自著。现已招股一百万元，设立侨兴总公司，先办垦矿、畜牧、汇兑事宜；又招股一百万元，设立侨丰公司，专办盐务。……此外，南洋各埠同志颇多，现值银价低落，筹款较难。一俟市面稍宽，尚当续招钜股”。胡子春同时亦委派拥有道衔的张维藩为代表，前往北京农工商部，面陈创兴办法。
1908年8月19日，农工商部将胡子春的具体落实步骤向两宫复奏：“胡国廉雅负物望，精擅商才。原单内所列各条，及此函陈办法，均属胸有成竹，切实可行。惟是造端甚宏，创始不易，若诸务同时并举，资力或恐未胜”。因此，农工商部就“一纲十目”，在张维藩“往复推求，公同商搉。就所列一纲十目，参之以情势，证之以事理”後，乃提出“有宜亟办者五（一–开银行；二、兴矿业；三、清荒地；四、广种植、讲畜牧；五、兴盐务）、有宜次第举行者三（一、长森林；二、重渔业；三、筑马路）、有宜暂行缓办者二（一，设轮船；二、开商埠）”。为了确保这项计划依次落实。这份奏折并宣称：“俯念琼崖事体重要。明降谕旨，特派大员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以重事权，并请勅下两广总督，饬劝业道，饬琼崖道，实力保护，并由臣部随时稽查，遇事维持，俾策全功而收实效。臣等所谓为公司筹久远者此也”。同一日，杨士琦即领衔奏请朝廷特派大员督办琼崖垦矿事宜，其上奏言：“琼崖垦矿，事关钜要，非蒙特派大员督办，不足以崇声望而专责成。惟所派各员，必须深谙土风，洞悉商情，始可收提倡维持之效”“查三品卿衔胡国廉，器识闳远，筹略精深，才力足膺钜难，声气足资号召，一旦事由手创，则休戚相关。地方自经，则情形熟悉，合并仰垦天恩，俯准予三品卿衔胡国廉督办琼崖垦矿事宜，俾得专心筹划，迅速开办。”不久，乃有上谕：“农工商部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事宜，酌拟办法一摺。著派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宜”。为使胡子春在办理此事能放开手脚，达到“内则莞摄公司，外则会同地方官妥商办法”。农工商部复入奏请“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总理琼崖国矿事宜关防’颁给钤用，俾资信守”。8月29日，两宫乃下达“奉旨依议”的指示。
开发海南岛“一纲十目”规模本已宏大，加上清廷特委大员督办，又授以开发经营之特权，因此进展迅速。1908年11月5日， 胡子春与区昭仁在招股二百万元，于广州创办侨兴总公司，以及其下属的侨丰公司。办公楼设在儋县那大镇，正式启动发展海南岛“一目十纲”的大计。然而，11月14日，光绪去世。次日慈禧太后也病卒。中国政局不靖，海南岛的局势也动荡不安。开发海南岛的宏图大计，虽然清政府的关注不力，面对重重困难，却依然在那大、三亚、榆林等地开展垦发事务。只是等到清室逊位，胡子春与各股东先後的离去，以及入民国後，海南岛腹地匪乱频仍，军阀连年割据，这项宏图大计遂尔中止。徒留侨兴公司在那大烟园、胶园，侨丰公司在榆林、三亚的盐业遗迹，以供後人凭吊。
在广西、云南及贵州的矿务事业
1908年5月，据闻就在杨士琦4月8日向清廷上奏《筹议华商创兴琼崖地利折》，经农工商部入奏後得旨电嘱胡子春入京筹议办法之际，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清廷入奏，“请授胡子春为督办广西矿务实业大臣。令其回国招股倡办广西矿务及一切实业云云”。1908年底，云贵总督李经羲聘任为云南和贵州矿务总办，胡子春并派人入云南见李经义，且着手探测矿苗。然而，胡子春清末在中国投资各项实业，其根本非仅谋利，对此尝言其志於众谓，“矿务吾国之急务也。民生财源，皆赖於此。吾将集三千万之钜款，而从事於斯，三而一之之利，所以兴学校、造矿材也；三而二之之利，所以兴工场而僻土地也。”
由保皇立场转向革命思想
胡子春原先属意于康有为保皇党人，此从1906年，孙中山带同李竹痴、陈楚楠、林义顺由新加坡北上吉隆坡以扩张同盟会，认识了陈占梅，陆秋泰、陆秋杰、阮英舫等，顺利地成立吉隆坡区同盟会。及后，又再北上怡保入住“新改良”旅馆，以谋策动成立同盟会时，闻知胡子春将会给于孙中山等人“极大的打击”。在衡量“力量比较薄弱，敌不过” 胡子春，以“避免冲突为上策”下，孙中山等只得乘夜迁往别家旅馆以避其锋。1908年8日初，因新加坡及吉隆坡两处中华商会分别致电吡叻商绅，要求共同发电清廷，既已宣布预备立宪，应尽速开国会。胡子春收两地电报後，与数负责人商定後，赞同此举，当即以霹雳中华总商会名义向北京农工商部及上海时报发出要求尽召开国会的电报。另一方面，在9月中旬据香港报纸的报导，清廷“恐政闻社在南洋煽惑华侨，特电胡国廉向各埠劝导，毋为会党所惑”。由此，可知清廷不知胡子春其实已与政闻社所运动之开国会的立场一致，且在霹雳带头行动之事。由此亦可知清廷如何看重胡子春。其後，随光绪与慈禧太后相继辞世，立宪也随之而散，加以抑汉扬满政策的抬头。目睹了清廷腐朽无能，胡子春民国前即开始暗中资助革命事业，至辛亥革命后，立场完全丕变。这可从光复初期，槟榔屿革命要人黄金庆函胡氏，称誉胡子春在育才学校议席上，对辛亥义举起而宣言“此次党军举动文明，声威彪炳，兴汉灭满，在此一举，遂毅然首捐巨金，弃虏职，剪辫发”“相应捐款者以百计，相率剪辫者以数十计”可概见。
推动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先驱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日至9月21日，当时维新派所推行，后世称为百日维新的新政，在教育改革里头，其中包括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下诏废八股，改试策论；谕令各省将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建高等、中等与小学堂；命出使各国大臣督促各地领事，劝导侨民兴办学堂。其后新政虽遭挫，诏令各省停止书院改建学校，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然南洋各地受先前兴办学堂的鼓动，已到处冒出学堂，如同雨后春笋。又因为康有为，这位新政推动的旗手，也于1900年1月底至2月（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正月）从香港逃至新加坡，后又到槟城。以新政时办学堂留下的余绪，趁势推动新式学校。
胡子春对中国当时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之祸，乃至遭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事件，深感国势日颓，乃知非学不足以图存。乃发奋办学。因此于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就已联同槟榔屿客属侨领梁碧如、郑景贵、戴欣然、饶芙裳、熊玉珊等倡办“崇文社”，推动“敬惜字纸”运动，并设立义塾，以免费供各籍子弟入读。
出任槟榔屿中华学堂监督
1904年（光绪三十年）4月间，侍郎衔候补二品京堂张弼士及前布政使衔候选道谢荣光，先后到槟岛，槟榔屿副领事梁碧如与二人熟筹，以“中国时局如此阽危，需材如斯孔急，若不速图，恐有迫不及待之势”，乃邀同胡子春、张鸿南、谢德顺、林汝舟、林克全等商绅，暂借平章会馆为校舍，出钱出力推动设立马来亚第一间华文新式学校—中华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受命管理该校的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张弼士行抵槟埠，率众绅商悬挂御书“声教南暨”匾额，及图书集成全部。张弼士复又偕同胡氏、时宝璋、张鸿南、林道全等，“宣布设学宗旨，广为劝导，筹集经费十数万元，购就本屿港仔唇地方建立学校”，就在此时，胡子春受推选出任该校正监督一职，承接及襄理一切校务，直至1908年2月20日止，方改由戴欣然出任正监督职，胡氏则改为担任总理。
创办中华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
不久，胡子春又倡议于中华学堂附设开办马来亚第一间师范传习所。槟榔屿副领事梁碧如函致两广学务处，函中要求委派时任该处的太令刘士骥来槟“教习师范，以巩学基”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24日，刘士骥偕同欧榘甲抵星洲，旋即往爪哇。5月30日，刘士骥早上七点余钟抵槟城码头，胡子春即率中华学校诸协理员、教员三、四十人“登船迎接”，随後前赴中华学校时，复有“生徒百余名，分班鹄立学校门外肃候” 。经一番热闹後，刘士骥随即着手筹备设立师范传习所，不久即招收第一批学员。 6月5日，刘士骥偕槟榔屿领事梁碧如乘汽车赴怡保，除视察学务，更如前述奉了岑春煊之命，为发动国民捐之事，颁发奖牌予胡子春。胡子春暨霹雳诸绅商当然是隆重的款待了。迨刘士骥归国禀请两广总督岑春煊，“爪哇全埠，设立总学会；新加坡槟榔屿等埠，各设学务公所”，惟岑督以“所拟名目，与学部新章不符”，改总学会及学务公所为劝学所。复委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为新加坡劝学所的总董；胡子春则被委为槟榔屿劝学所的总董。由此，可知胡子春在马来亚兴办新式华文学堂的地位与角色之重要。
创办坝罗女学堂
刘士骥曾对胡子春在马来半岛推动华文学校事宜曾作出“能提挈同志，襄立槟城中华学校，创建坝罗女学堂”的说法。而1906年底，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在视察侨校后上呈清庭报告云：“就学务而言，则槟榔屿向有平章会馆为华商公地，光绪三十年，设中华学校，即借作校舍，新建者，计明年可以完工。学科虽未尽完备，而局面尚宏。本年四月，添设师范传习所一区。坝罗（Paloh，即矿场之意。早期华侨以音称之，故乃有坝罗、霸罗、巴罗等音同而字异的称谓。泛指现在的怡保市中心地带）有女学校一所，为闽商胡国廉倡办”。 此处所指“坝罗女学堂”或“坝罗有女学校”，是为胡子春、姚德胜及区昭仁等倡议于1905年所创办，然其办学经费“尤赖胡君子春毅力肩任”。恐亦为马来亚第一所中华女学之“吧罗普通女学堂者”，1907年，学部且颁给女学章程。
创办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03月12日，槟城新报刊载一则新闻，指称“巴罗公立两等小学校系胡子春等发起，胡君捐银五千元之倡，巴罗姚君德胜复将自置铺店一连三、四间借作校舍，暂行开办，已经修整工竣，其教员一区姓、一邹姓，皆由省城聘来者。区教员岁底已到埠，邹君亦于昨日抵步，大约开学之期，当在来月初旬矣。但现在开办经费，祗凭胡君所捐五千元充用，—–吡叻之有公立学堂，此其起点矣”。同年3月26日，《槟城新报》复报导：“昨十一日（光绪卅三年二月十一日，即西历1907年3月24日，星期日），巴罗埠之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行开学礼，先由学董教员率诸生谒 孔圣三跪九叩首，次诸生谒学董、教员俱三揖，次学董与教员三揖，继而诸生相对各一揖，随合拍一影而散。学校门首则高揭黄龙旗， 孔圣像前则供以鲜花檀香，是日中西来宾颇众，见其秩序肃雍皆以为华侨文明进步之徵云。”由此，可确知1907年3月24日，因为有了胡子春五千元与姚德胜借出三、四间教室，故大马60所华文独立中学，最早开办新式华文学校—“吡叻育才公立两等学校”方得於创办。
创办嗱哈乐育两等小学校
1907年8月28日，报章报导，指胡子春“捐赀在嗱哈埠开办乐育两等小学校一所，教员二人皆初级师范毕业生，现学生报名者已有五六十人，亦系择二月初间开课，并闻胡君拟在拿哈创办女子小学一所，现已斟酌一切，想不日便有成绩。如胡君之热心兴学，诚可风矣。” 1907年开办的乐育两等小学校，是拿乞埠第一间以胡子春为首，联同胡竹园、余彦臣等出资创办的新式华文学校。育乐两等小学校原先已在该年3月开学，然因胡子春正在中国，虽然照旧开学，可却等到7月4日胡子春由香港启程返回槟城后，至8月6日方由胡子春亲抵隆重举行开校礼，由此可见胡子春在创办该校的重要性。胡子春在乐育开校礼，撰有开学诗，其中且有“天下文明赖学堂，人才蔚起振朝纲；诸生勉赴艰危局，奋发精神为国光”之句。至于拿乞女子小学是否在後来开办，有待进一步的查证。
创办槟榔屿中华女学
如前所述，1905年胡子春既已在怡保创办一所“吧罗普通女学堂者”。1906年冬，为福建铁路之事亲赴福州视察时，曾拜会其挚友林惠亭，见其十一岁之女聪明伶俐，胡子春当即询此女读书否，答曰读书四年。当下命题作文，此女“援笔立就，其文二百余言”，文采可观。胡子春乃有“始信家庭教育之诚非缓图，而又幸吾黄种之聪明大可为也”。待胡子春1907年7月15日返抵槟城，得知海殖民地总督以槟城只有英文男学堂，没有英文女学堂，于1907年4月发出指示，表示只要槟榔屿地方人士能负责一半学费，另一半则为政府承担，且若有人出钜资，此英文女学堂可冠予其名。在当局的出面邀集下，4月30日平章公馆总协理开会讨论，会议赞成此事，并于5月6日刊登广告劝捐。胡子春对此应有所感触，8月底即以“偶搜行箧，复覩女公子所作论稿，又值槟城议设英文女学堂，则华文女学堂之当立，尤为急务”。因此9月，胡子春就放出风声表示欲在槟城开办中华女学，并谓已聘有“女师二名不日抵槟”。1908年2月20日，中午十二时正，校址设于“笠连街林氏花园”，校名为“中华女学”在数百人的见证下正式开校。胡子春出任总理一职，教职乃去年由中国聘来之香山人徐佩瑶为总教员，余宗汉为助教员出任。在开校“前一月已教授学生礼仪”，故到开校这一天，中华女校已“规模宏远，仪式整齐，埠中名望绅商皆临校观礼”。只是不知为何直至1911年（宣统二年），胡子春方在槟城创办中华女学。这是槟榔屿开办中华女学之先声，胡子春派其内弟余彦臣至上海延请教员，惟终于欠缺教员而停办，学生并入崇华学堂。虽然如此，有论者谓，因为中华女校并入崇华学堂，此举促使槟榔屿出现男女同校之例，而槟岛中华女校开办的风气亦因此打开。
由此可知，槟城中华学校、槟城师范学堂、吧罗普通女学堂者、吡叻育才公立两等学校、嗱哈埠乐育两等学校，以及拿哈女子小学等学校的创办，胡子春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必须重申，这些学校都是马来亚新式学校开风气，领群学的代表。
节糜费以立学校
胡子春在各地极力推动建立新式学校，固然是因为“深感国势日颓，非学不足以图存”。与此同时，正如1905年出版之《东方杂志》，二卷四期〈侨民兴学〉所述，因有感“南洋各岛华商多迷信，而大北叻埠（即今之霹雳大怡保地区）尤甚，每岁耗费不下万元，胡子春慨然悯之，乃爰集同志演说，谓媚神无补时艰，不如将此钜款兴学培才。稠人广座，大声疾呼，一时欧君慕姬、余君彦臣、茂君静斋及同志数十人，俱鼓掌称善，遂议定移款设立学堂，以教育旅居之青年子弟云。” 事实上，迷信“耗费”之外，更有妨碍学子的学习，巡城出游与酬神演戏，致令“童子无知，谁不耽于游玩，即为父兄者，本其爱子之念，且代为请假焉。及至月终考试，除彼仕堂之数学生外，积分常率堂退减”。更有一层，胡子春乃从事垦荒开矿之人，对当时所谓风水之学，“吾闽受害为尤烈，因此缠讼倾家者不知凡几，甚者酿成械斗，草菅人命。揆其流弊所极，不但养生送死之道置而不讲，且於路矿垦植各公益，防碍甚大”。基于此，胡氏曾于1907年3月曾向闽督上禀禁止风水。而胡子春在怡保及拿乞反对迷信及风水之说，对“迎神醮会一事，有百害而无一益，辱国体、碍进化、蛊人心、坏风俗”，改以“节糜费以立学校，学校多则人材日出”之呼吁，一方面正如前述，得到同志者的赞同，可同时也遭受到顽固份子及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虽然对推动建立新式学校产生一定的阻力，但亦因此迷信的风气稍减。尤其是1907年3月24日，霹雳闽籍士商针对华侨的迷信积习与陋俗，特齐集新改良商局会议，对每年春秋二祭、七月普度、吉凶二事、正月初八及初九“拜天皇日”等大费周章，多耗金钱之举，进行了从简、改良，以节糜费的决定。会议特别对每年庙宇巡城出游之事，作成了“今议自今年始，虽其出游不否，此属当年值理之事，惟我闽省则不预闻，并不助费”。
有教无类、中西兼通、正音教授、兼用土音的办学理念
1909年（宣统元年）12月18日，胡子春以拿乞乐育学堂总理名义在报纸刊登招生广告，其词有“本校之设，原欲使我华侨子弟受普通之教育成中西兼通，方庶几於商场中获占优胜也。奈我华侨往往重视英文，以为英文通可以执役于洋人，所入薪水较厚也，不知初僻南洋时识英文者少，故英人不得不厚其辛金，俾人咸习其文字，今则识英文者日多一日，凡洋人所用之书记，亦必须华英兼通者始给以上等辛金。若仅通英文未谙中文者竟视为无足轻重矣。”“我华侨往往误会以为一入学堂，则书籍衣服为费不赀，不知书籍不过一元数角而已。衣服仅取其清洁，新旧在所不计也。至于脩金又可通融办理，夫何为难之有”，在罗例之四项报名“条例”中又有“学生每人每月收回学费银两大圆；无力缴学费者概可减免。”“学生操衣有力者可自购办；无力者只照寻常衣服可也。”“本校以正音教授，讲解则兼用土音以期普及。无论各省士农工商子弟，概可就学，不分界限。”由此则广告，可对胡子春办理学堂有一侧面的理解。
倡办崇华学堂
对胡子春倡设之学校，邝国祥以为“共计国内外，以一人之力而成者计共九间”之议。所谓胡子春以一人之力创设多所学校，然此乃指由胡子春领导倡办，复能出巨资，使学校得能开办者也。然其间亦有同怀兴学育才之士，同为襄助，方可抵成亦为事实。实际上，马来半岛其他各地为其推动或受其捐助学校，数亦良多，难以计数，尚待未来对资料的查找，方能得到更为具体的数据。如1908（光绪三十三年）冬，戴芷汀太守省亲南渡，晤因避革命南游槟岛之饶芙棠于极乐寺，议及育才救国；同时基于客籍人士“旅居庇能者约有数千家，学龄子弟未计其数。现祖国锐志维新，中外一气，理宜亟设学堂以开民智”，乃有创设客属学堂之议。客籍五属（永定、惠州、嘉应、大埔与增龙）父老咸表赞同，乃于1908年3月8日，集议大伯公庙。胡子春以大会主席身份主持这项会议，会中以大伯公庙左副屋及后堂稍加改修为学堂，先借平章会馆为开办五属“崇华两等小学堂”。後且举张弼士领衔捐集经费，努力奔走，遂于同年4月4日，早上十时正，在校长饶芙棠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清廷槟榔屿领事戴欣然（字春荣，为戴芷汀之父）等官绅数百人的见证下，假平章会馆舍为“崇华两等小学堂”举办开校礼。民国元年，“崇华两等小学堂”改校名为“时中”）。
家乡永定的办学
除在马来半岛教育事业的贡献外，早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即清廷废科举兴学堂的翌年，胡子春即已在家乡永定中川率先创办石示角学院(今培红小学)、犹兴学堂，以及在永定县城创办师范简易学堂。1905年，又捐银万元举办忠川两等小学堂。1906年中旬，复在永定县今下洋区，明清时期称为金丰里的地方设立公局及金丰中学，以及忠川蒙学一种。1907年初，胡子春曾致函福建提学使姚稷臣，函中表示自身“侨商海外垂三十年，近者初抵省垣，……窃见夫祖国贫弱，原因在乎未讲教育，迩来朝野上下咸言兴学，而敝省值度支奇绌之时，得大君子视学是邦，百废具举，有此规模即属莫大幸福。国廉素抱热诚，敢不殚竭棉薄，谨捐各项学务壹万元，聊充建筑之费”。
对于胡子春种种兴学育才之事迹，1906年槟榔屿师范生梁云溪乃有“处斗智剧烈时代，非兴学不足以图存。夫人而知矣，然而非第知之，而遂可以救亡也。阳明先生之学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等於不知，则甚矣。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凡热血兴学者之不可以一知塞责也。然而我国之知兴学者众矣，然而我国之果不以一知塞责者，谁耶？兴言及此，吾所由求之内地，不得不崇拜叶君澄衷，求之外洋，不得不崇拜胡君子春”，实为中肯之言。
事实上，胡子春除对华文教育事业的贡献外，对于当时马来亚华人子弟为主的英文学校，胡子春亦在财政上给予大力的支持与赞助。据说1893年，胡子春曾兴办怡保英华英校，其详情如何，有待查证。
辞世
惟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的政治情况转趋不稳，战乱时时发生，胡氏于中国各地的各项投资遂告幻灭。胡氏最终“既雄于资、复挥金如土，惜晚年为戚族所累，资财耗损甚钜”。1921年3月27日，在槟榔屿与世长辞，葬于槟城，享年六十有二，海内外多开会追悼。胡氏首任妻子郑氏，乃甲必丹郑景贵侄女（号称雷公胜，即郑景胜）之女。有子三人，长为胡茂菁、次胡茂英及胡茂煌。
荣誉
胡氏曾出任近打锡矿及种植人公会主席、怡保华人孤（儿）寡（妇）福利机构、华人留产院霹雳与槟榔屿戒烟会（振武善社）赞助人、平章会馆总值理（1906年）、信理（1920至1921年）等职。时人以胡氏为人旷达好客，上至公卿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皆接礼如一，故座上客常满，为此乃博得“孟尝君”之美誉。
自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年起，胡子春为霹雳参政司白席氏（第一任霹雳参政司勿芷[J.W.W.Birch]的儿子。J.W.W.Birch，又被译成毕治、白席。1874年1月20日，《邦咯条约》签订后，勿芷出任第一任霹雳参政司。1875年，勿芷在霹雳河上游执行任务时，为怀恨在心的马来酋长马哈拉惹里拉（Maharajalela）谋刺而亡）委以霹雳州参事局参事民政院议员职共十余年， 对地方公益深资襄助，英殖民政府乃特颁其文书云：“无论在南洋何处游历，均堪受相当之礼貌招待”，故得以免费乘坐联合邦火车优待的殊荣。又获英国驻南洋参政大臣封“太平局绅”。1906年3月，大霹雳绅商发起一项为纪念第一任霹雳参政司勿芷（J.W.W.Birch）兴建大钟楼的会议，胡氏被推为议长以领导此事，此钟楼在当时需费叻币五万元之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因捐献英政府三十万英镑，被英王封为“矿务大臣”衔。胡子春之德高望重，受英政府礼遇洵非偶然。目前在霹雳州首府怡保市有多条当局为纪念有杰出贡献华人所取名的街道，其中即有以胡氏字命名的胡子春街（Jalan Foo Choo Choon）。
清庭所颁授的荣衔
1904年，胡子春的官衔为“盐运使衔”；1906年7月以後，又有“花翎二品顶戴运司衔候选道”及 “胡子春观察”；1907年初，又有“花翎二品顶戴盐运使衔”；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有意推荐胡氏出任槟榔屿领事，胡氏却推辞不受。1908年8月19日，农工商部与杨士琦入奏以胡氏为督办大臣，故两宫乃赏“三品卿衔”。又有一说指胡子春获慈禧太后接见赐宴，胡子春捐献白银五十万两给朝廷加强海军实力，以及连续多次的捐助钜款，故曾获清廷封为邮传尚书，荣禄大夫等职衔。惟至今位于槟城胡氏後人所立的墓碑上，却依然是“前清三品卿衔盐运使衔”。因此，有关胡子春的获清廷颁授之最高荣衔为何，尚待进一步查考。
马来亚新式华文学校之父
余观胡氏生平，磊落倜傥。幼而失怙，少年南行。终能志坚笃行，身怀绝学，厚实民生，雄距一方。以“家国相维之理，万无置身事外”初心，拳拳服膺，始终不渝。故能挥金如土以掖後进、助同胞、兴学校、造矿材、兴工场而僻土地。以履其“革新之任，吾肩之矣”之言。清未，海外华侨其富厚过于胡氏者尚夥，然若胡氏之如斯爱国爱种者，鲜矣。其在马来亚创设诸新式学堂、培育新式人才之举，亦可誉为马来亚新式华文学校之父，亦不为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