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墓园与坚持斗争 —— 修建林连玉墓园的当代意义 / 王琛发
前言
一块墓碑是战士的纪念，对死者的纪念是对战斗精神的期望。
一座墓园可以把历史延续到当代，在当前的记述是对未来的寄望。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在吉隆坡福建义冢的路边有一座墓，墓里埋葬了一个叫林连玉的人，现在我们要把周围的土地修建为这个死者身后的墓园，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为了标志这个人生于某某年、死于某某年。
就林连玉墓园本体而言，它是物质性的社会事实，从坟墓到墓园，它们的存在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埋葬死者留下的躯壳，而是把这个叫林连玉的死者过去的人生保留在地面上，把他的一生和他所经历的华教事业，以及它背后的精神，用有限的建造材料去总结，凝聚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座落在属于公共的有限空间里。这一来，死者已矣，丰碑犹存，死者的过去就不是被埋葬的过去，而是有了成为现代人可以看到、接触到的历史的可能。
可是林连玉墓园作为一处拥有本身具体景观的客观空间，是人们可以感知的华文教育的环境象征，其时间坐标是属于当代而并非属于历史；建造林连玉墓园的最终目标是要把这片拥有特定内容的空间向着世界去开放，又是要把它流传到未来，它之所以存在以及它之能够存在，肯定是社会文化运作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样看来，修建林连玉墓园的意义，就不止于历史本身，也不止于”林连玉”本人，而在于它有利从现代到未来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面向国际社会，又再开拓出一片与国内及国际对话的具体空间。因此，就修建林连玉墓园的概念与性质而言，它的指向甚至既非仅止于本土，也不能只是满足于现在需要，而是朝向无限的境界开展。
借用涂尔干有关社会事实（Social fact）的概念去论述林连玉墓园，林连玉墓园作为建筑物，是一种物质性的事实，这样一种物质性的社会事实不一定需要通过语言表述其存在的意义，但是它的空间设计、名称、使用方式、周而复始的纪念日，不论是处于概念上的、单独实存或同时共存的状态，都是能发挥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的功能与作用（Durkhiem,1951:313）。如此，在怎么样的情景和情境下纪念死者、如何纪念死者，就不仅仅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而且是生者与生者的对话、生者对未生的未来者交待。
不论是人类全体或者各个人类群体，都是经验与知识的继承者，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不能是凭空捏造，只能是基于记忆出发。我们的记忆的保存和维系，往往依赖纪念堂、碑、塔等建筑；作为空间和”意义”、空间与人类相联系的载体，这些建筑物是以它们存在的形式定义着群体记忆的边界以及群体文化的内涵（Wachtel，1986:212）。我们对林连玉墓园也应作如是观。林连玉墓园的形式，以及围绕着墓园结合着其地理与空间形式展开的活动内容，就是人们通过亲身经历或听闻去认识林连玉、从中获得记忆和启发的基础。由此建构起的是每个人对”林连玉 “这个人的认识，也建构起对许多林连玉所经历过的、现在还在演变着的课题的看法。我们可以因此发现，在这里，”林连玉”作为一个人是一个过去式的死者，但是这三个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林连玉的人生，是一个活在当下的公共的符号象征。如此，”林连玉”作为一个人是他自己，作为集体的记忆则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股精神能够坚持到底、继续要向前走的强烈意愿。
人们的记忆总是存在事物以及语言的世界里，而且从这两个世界吸取记忆的元素；在集体的文化与个人的记忆之中，林连玉墓园是加强与”实质化””林连玉”这一个公共的符号象征的载体，在墓园本身实质化”林连玉”的内涵概念的同时，墓园也就在”林连玉”这个历史人物概念以外，成为另一个现实的、有空间意义和活动意义的公共符号象征。因此，从墓地到墓园的建设，都是”林连玉”这一概念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的延续，能多建设一处纪念的空间就能开拓出一片延续未竟的奋斗的阵地。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从权力的角度出发，我们围绕着讨论”林连玉 “和这个人的一生，以及我们当代对他的回忆，引起的问题意识包括：谁拥有权力定义过去？过去哪一些内容被制度化、被改造、被加减乘除、被遗忘了？而在制度化过程以及回应制度化的过程中，”林连玉 “和这个人的一生又有什么意义？意义是如何运作？
如果将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的政治权力掌控集团视为企图操纵和掌握话语权的主体，那么，主体可能占据或甚至强硬占据的话语空间能有多大，正好是反映民主和自由程度的温度计。不同群体之间互相争取话语权的角力，通常是通过长期的对话过程开展与显现出来，而开展的重要线索是符号象征。从这一点来看，修建林连玉墓园最重要的成本不是建造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一一如何可以整合到最大的社会资源以及建立起代表林连玉所代表的一脉相承的符号象征，扩展象征华教话语权的地标与空间，并扩大其影响与效绩。
政治权力掌控者总是要争取公共符号象征的文化诠释权。但是”林连玉”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公共符号象征，却是在族群话语权并没有全然失势也并非强势的态势中的一个象征，通过修建墓园进一步显彰其象征作用，也必定会因为修建墓园而强化其作用。只是这过程中，如何诠释林连玉，又必然不会是只有一种声音了。实际上，也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任何对话过程，少不了参与者。所有参与者从个人意识上来说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意见，但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不是个人的意识首先决定社会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首先决定个人的意识，因此，自从作为公共人物与马来西亚华教代表人物的林连玉下葬以来，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所出现过各种如何处理林连玉遗体以及处理墓地的观点，若可以视为社会对话过程中的各种代表性言论，其实也就反映了不同权力和思想的角力。如此一来，在怎么样的情景和情境下纪念死者、如何纪念死者，自会有各种主张；说穿了就不仅仅是对死者的记忆，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人们都会从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考虑，去考虑如何处理对死者的记忆。
不过，我们不妨乐观的相信”记忆的空间臣属于不同的诠释观点，会不断繁荣的延续下去”（Zelizer,1995:224）本来就是无可避免，而且乐观的深信由于从墓园的修建到有心人对历史真相的建构，会是一种辩证的结合与思想互动，由此确保了林连玉墓园的出现会带来社会动力，对维护华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会拥有文化定义上的”定锚”作用。
只是，我们若能更明白社会记忆与历史重构是两件事，就会从它们的护卫关系的脉络之间，看出林连玉墓园对”林连玉”三字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之重要性。
社会记忆与历史重构两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也互相可能转化对方。历史重构拥有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历史重构在主要方面可以从社会群体的记忆里获得指导性的动力，历史重构也可以很显着的去塑造群众的记忆；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这种互动就会出现尤为极端的例子，所有极权主义在剥夺臣民记忆之日，便是人民受奴役之始（保罗 康纳顿，2000：10-11）。由此理念延伸，我们当知林连玉墓园的重要，不只是由于它延续华人社会以及华文教育的集体记忆，也是为了维系不懈的温故知新过程之中坚持继往开来。在维系着历史的记忆的过程中，墓园、墓园的内容、纪念的活动，不仅是维护了”林连玉”的意识与精神，而且也支持着社会的记忆与良知，确保我们可以不断地再重构一再被其他话语权重构过的历史。
后语
林连玉墓园可以是承载社会集体记忆和标志着历史建构的重要性媒介，也起着地标、 文化定锚点、出发站等等作用。但集体记忆和历史建构的运作应视为华社在一个多元社会的主权，又是维系自我认识与确定社会共识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打破他人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有的纪念墓园的形式与活动，是由于我们要求所有人应该有容得下历史真实与社会异议的大气魄。
对付破坏的最好方法是建设。
对付长期缺乏记忆和试图遗忘的最好方法是建立周而复始的记忆、纪念与再出发的空间。
对付分离的最好方法是拓展对话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Durkheim.E., 1951,Suicide,New York: Free Press.
2. Wachel,N.,1986, Memory and History: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12(2),207-224.
3. Zelizer,B.,1995,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2,214-239.
4. 保罗 康纳顿着，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注：小标题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引用自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的《有的人》，小标题”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引用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六至九）》 。
（本文应林连玉基金会之邀而撰，2008年12月19-20刊登于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之观念平台，曾因适应版位而有所删节，现电子档案原文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