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刚取得独立才不过两个多月就发生了举国瞩目的华文中学学潮。11月14日，槟城韩江、中华、锺灵、槟华四中学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并上街游行，反对驱逐超龄生、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反对念华文考英文等不合理教育措施。此抗议行动随即席卷全马，并持续了半个多月，霹雳、雪州、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及吉打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卷入，最后招致执政当局的无情镇压，多人被逮捕或开除学籍。今年是学潮发生的60周年，本期“史话”让我们与读者重温这段历史，也趁机检视一下林连玉先生对此学潮的态度。
众所周知，林连玉先生对学潮是抱持反对意见的，除了通过报章呼吁，还联同华文教育三大机构负责人到吉隆坡各个举行抗议集会的学校劝说学生安心求学，不要作出任何“轨外行动”，华教问题应交由三大机构交涉。林先生要平息学潮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1957年11月17日的华文报章就出现这样的报道：“林连玉发表书面声明，谓学生游行口头上高喊支持三大机构，实际上学生并不听从三大机构‘服从师长，安心求学，然后三大机构才有办法继续负责进行交涉’的劝告，对学生行动甚表不满。”像这样的态度，当然令到那些参与抗议游行的学生感到失望。
林连玉先生的疑惑与学生的解释
更甚的是，林连玉先生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全国性的学潮〉所说的那些话：“学潮而有全国性，而且方式相同、时间一致，这在学生的背后，当然有其主使者。这主使者是谁？虽然秘幕始终未曾揭开，但蛛丝马迹约略可以猜测，决然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所谓颠覆份子。”[1]
“主使者原来的计划是要取教总的地位而代之，所以放出谣言说什么教总已被当局所收买，不再为青年争取利益了。像对超龄生问题，就袖手旁观……”（页210）
又说，“（他们）以拥护教总为名，做出一些大事给教总负责，把教总推进陷阱中，遭受毁灭的命运。这是‘苦肉计’，这是‘借刀杀人计’，非常巧妙而阴毒。”（页212）
不仅如此，林先生还在文章里似有影射地提了两件事：
一、“教育部长佐哈里大概得了情报，于十月间就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有人要利用超龄生问题发动学潮，政府决定严厉取缔。’但他另一方面却纵容殖民地官僚更严厉的驱逐超龄生，似乎有意促成学潮的爆发，然后给予华文中学以致命的打击。”（页211）
二、播音机问题：“我走近指挥台，发现一具全新的播音机，只须利用干电池，野外也可应用。USA的字样印在上面，分明是美国的最新出品。如果背后主使者是共产党，决然没有这种东西。于是我更明白了。”（页212）
林连玉的回忆文章是在1963年9月，也就是在学潮的几乎六年之后写的。因此难以解释是一时气愤之言。
由此引起参与游行抗议同学的不满反应，我们看到即使几十年后还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在他们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2010）以及《槟州学运史料汇编——纪念“11.14”学潮53周年》（2010）两本书中都有痕迹。2006-2007年在整理尊孔百年校史的时候，编委会曾经对当年吉隆坡方面学潮的领导人陆民亮先生与龙锦平先生两位老校友[2]作了口述历史访谈[3]。有趣的是，在辩驳喊冤的同时，他们实际上也为林连玉先生当时的所作所为作出解释，认为林连玉那么做是基于策略考虑，用心良苦。换句话说，他是要保护华教，保护教总，保护学生。此外，还进一步透露：
一、学生当时是有考虑到需要保护林连玉的，因此吉隆坡方面的行动是刻意保持“低调”的，即只是举行抗议集会、表达意愿而已，不要像槟城方面搞得那么激烈。
二、林连玉先生所说的美国制造扩音机，当时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价格也很便宜。
学潮发生当时的历史情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一书中，教育学者杨泉博士有意对当年学潮的分歧看法作出解释。他说：“我们研究历史，既要从记述历史中寻找客观的证据，也要了解历史与展示对历史本身的评断。但是了解或评断历史又必须牵涉到解释，而解释则受我们自己的视域所局限。当事人记述绘出自己认为是‘真’的形象。所以，同一个历史事件，却经常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描叙和看法。人们无法跳出自己时代视域的局限来看历史事件。这并不一定意味他们是在故意歪曲历史。”[4]
在学潮处理问题上学生批评林连玉：一、对统治阶级有幻想；二、不信任太激烈的群众斗争。对于前者，也许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和理解。我们看看学潮发生当时的历史情境是怎样的：
1953年7月，朝鲜、中国与美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韩战结束；1954年4月至7月，中、苏、美、英、法等国在日内瓦举行旨在为朝鲜及印度支那争取和平的国际会议；1954年6月，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联合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7月法国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与的万隆会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了十项原则，其中，强调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和平方法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任何争端；1955年7月，中国正式通过了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马共与政府在华玲举行和谈；1956年中东战争后，英国被迫从苏伊士以东撤退，在1957年至1963年间，先后撤出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亚、北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南也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特鲁西尔阿曼（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
我们看到，当时历史大环境的基调是和平共存。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在马来亚这么一个民族杂居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当国家独立有期，如何才是建国之道，一直是盘踞在林连玉脑海中的大问题。我们从林连玉的诸多文章或演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个想法。如大家所熟悉的1956年开斋节献词〈心理的建设〉， 开宗明义就是“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 鼓吹“非巫人要效忠马来亚，巫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国。1956年4月〈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在阐述为什么争取公民权之余，也不忘为大家描绘心中的“一家人”理想：“我们要吁请马来亚各族人士深切的了解，在眼前的阶段，我们虽然明显的具有民族的分野，但是合力建国以后，我们已经结为异族的兄弟，我们的子子孙孙， 将要世世代代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同工作，同游戏，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习尚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人。我们当前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培养起共存共荣的观念，假如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开诚布公地，以互相尊重的精神来解决处理。”在1956年12月教总大会，他重申“当前，我们所把握的最高原则，就是争取独立，一切的一切，都以不妨碍独立为依归……有些事情，争执的结果，若是可能对独立的事业有所不利的话，我们就要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来处理。”1957年8月在华团15人工委会会议上，尽管对公布的宪法表示不满意，还是强调“建国的实际工作比空洞的宪法条文更加重要”，主张顾全大局，忍让为国，给东姑一些时间去表现。
1956-1957年林连玉先生在华社的声望如日中天，他领导三大机构获得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做后盾，连陈修信之流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独立建国，就是民族合作。什么是当前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什么是次要的事情，他是心里有数的。因此，不愿意让学潮影响到建国大局，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当年摆在林连玉先生前面的出路其实不多。不与联盟政府而与其他政党合作吗？马来亚共产党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已被逼退守在马泰边境的森林中。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在“1114”学潮发生前不久（1957年8月31日）才成立，事实上社阵内部的马来人和华人对语文教育立场也是不一致的。
林连玉处理学潮的思路
至于“不喜欢太激烈的群众斗争”，林连玉的思路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陈嘉庚的影响：如果我们用心研究林连玉和陈嘉庚，可以看到陈嘉庚思想对林连玉的巨大影响。[5]陈嘉庚是林连玉这个巨人眼里的巨人，林连玉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的高材生。林连玉处理学潮的思路其实可以追溯到陈嘉庚那儿。陈嘉庚对学潮的态度可以从他两次处理学潮的方式去了解：其一，新加坡华侨中学1926年1月反对校长鲁士毅的学潮：此学潮获得全校学生包括陈嘉庚的儿子陈元凯的支持，可是身为华中总理（董事长）的陈嘉庚还是毅然采取严厉措施，开除肇事学生，使到社会哗然，导致这所著名中学一度停办。其二，同年11月福建集美学校反对校长叶渊的学潮，陈嘉庚也是坚决支持校长，不惜关闭学校。（顺便一说，林连玉先生就是那个时候南来的，在新加坡谒见陈嘉庚并劝说道：“没有国，那里有家，青年学生忧国忧民诉诸行动，也是时势所趋，无可厚非的，因而‘触犯校规’也是情有可原的。……集美这么多的师生都是尊敬您的，爱护您的，如果竟因一小撮害群之马而关闭学校，因一小部分而惩罚一大部分，是不大公允，且为德不卒……”）
二、“把学校看成是自己的事业”：林连玉的学生蔡亲孔在一次口述历史访谈中，回忆1948年尊坤学潮时说：“林连玉和他们（指潘祖岳等左派老师）不一样……他曾经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过，我们学校来了一帮人，他们好像是有计划的，把一些事情闹大起来，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了。可是我们把学校看成是自己事业的人怎么办？”[6]尊坤学潮是由于一件小事而引起的：纯男校的尊孔向坤成女校借女生演戏，校方不答应，女生坚持参加，结果被开除……这场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学潮，于5月底爆发，到6月紧急法令颁布后无奈落幕。蔡亲孔这个记忆为我们研究林连玉思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林连玉先生“把学校看成是自己事业”这句话里头包含的意思，恐怕不仅是指他服务的尊孔学校，扩大来说，也是指尊孔所在的这个国家。这段话不但反映了林连玉对学潮的态度，也反映了林连玉在那个时候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立场：以马来亚为家园、效忠对象。因此，两三年后（1951年），他申请成为联合邦公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全国性的学潮〉，载于《风雨十八年．上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1988年），页210。
[2] 即林连玉回忆文章〈全国性的学潮〉提到的“四个代表”的其中两位；另两位是罗英伟与赵燊儒。
[3] 〈龙锦平访谈录〉、〈陆民亮访谈录〉，载于《峰与谷——尊孔校友访谈录》（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2007年），页204-229。
[4] 杨泉：〈五十年代华校学运的定位及其背景〉，收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纪念1957年11.14全国华校学潮五十周年》（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会，2010年），页363。
[5] 陆庭谕：〈陈嘉庚时代与林连玉精神〉、〈林连玉和陈嘉庚二三事〉，载于《族魂林连玉》（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2001年），页144-150。
[6] 〈蔡亲孔访谈录〉，收录《源与流——尊孔在华校友访谈录》（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2007年），页148。
本文刊登于《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7.2），页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