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华教节特辑】社会运动与反制领导权

烈火莫熄运动展开的那一年,现任联合国属下经济与社会关系部副秘书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者佐摩(Jomo K.S.),在吉隆坡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以他那对冷厉的眼神,掠过一众出席者,并意味深长地表示,当前政局充满变数,吾人岂可自外于它。这是笔者第一次聆听经济学者,分析政局如何牵动社会,社会运动又如何影响时局,可谓言简意赅。

那些年不如这些年。那些年网络论坛的参与人数不是没有增长,只是社会运动的资讯经常在平面媒体与电视电台被消音,多数人不晓得一股潜伏着的社会改革力量,正急速地蠕动。

这些年面子书为群众提供了跟进社会运动资讯的管道,不只新旧媒体之间互相竞争,就连警方也加入面子书的场域,扮演社会运动资讯的提供者,把今年4月28日的净选盟3.0运动的资讯诠释战,推向另一个高峰;而部分社会运动参与者也在这一波的大集会后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况中,跟随警方的诠释起舞。

这些年社会运动的讨论颇多,只是鲜少触及反制领导权(counter-hegemony)的行使与其重要性。吾人习惯以领导权讨论一个政权的执政特质,让社会运动参与者了解到,任何政权频密地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压行动,所展示的是铁腕统治的特质,终有一日必将面对“阿拉伯之春”;为了延长执政寿命,领导权的行使必须软硬兼施,否则将加速政权更替的到来。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政权在吾人求变心切的社会情境中,不只打压大集会,也为转型计划展开铺天盖地的宣传。政权领导者掌握权力、国家机器与各种资源,在领导权的行使方面,经常把焦点放在策略与调控(managing)的考量上;然则,社会运动领导者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往往面对参与者半路掉队或者领导者本身陷入迷思而无法延续运动的情景中。

反制领导权的建立同样需要权力、运作机器与各种资源。不过,社会运动的基础是群众,所谓“权力”是指群众的力量;如何召唤被动的群众并将其组织起来,是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挑战,而这也正是领导权与反制领导权之间,在不对等的争夺场域中,所要争取的对象。政权领导者不断尝试将积极的参与者转化成消极的群众,社会运动领导者则对消极的群众进行公民教育,并尝试将其转化成具有主体性意识的行动者。

政权的优势是掌控国家机器,包括拥有媒体,以及对于主流媒体的各种钳制手段与意识形态的调控。新媒体的出现,某种程度将媒体之间的竞争引向资讯诠释场域的争夺战,有助于强化反制领导权;警方加入资讯诠释场域,可以弥补主流媒体在特定资讯所面对的公信力薄弱的挑战。

在各国经历政权更替的演变中,不难发现领导权与反制领导权之间的竞争,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吾人无需担惊受怕;尔今社会改革力量能够从潜伏状态浮出台面,获得释放,说明两线制的契机已经到来,就等国会解散而已。

《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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