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普及，对于壮大我国公民运动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相信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对于网络媒体的传统主流媒体如报章、电台以及电视台等，其影响力依然广泛，但在推动公民运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难以跟网络相提并论，有时甚至会产生消解性的负面作用。吊诡的是，为了让公民社会的理念得以植根，即便习惯于网络运作的公民运动推手，也得借助传统媒体形式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便催生出网络电台以及电视台的新形态。
我国中文网络电台如艋砂第一台的诞生，对于推动公民运动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值得思考。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被誉为斗士型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militant），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针对电视以及新闻记者的所扮演的角色作出具争议性的剖析，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助于解释我国公民运动所遇到的瓶颈现象。
按照布赫迪厄的看法，电视以及新闻记者所具备的一些特质，注定会产生一些叫人不易察觉的消极作用。电视被布赫迪厄定义为，乃是人们要和一个理论上能够触及到所有人的可能性工具打交道。这样的界定，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电台、平面报章甚至是其他能够传播新闻的媒介身上。电视的出现，往往以将众人都聚焦在彼此都感兴趣的事件上为目的，因此能够与电视发挥同样功能的所有媒介，可以说是“公用的”。但凡“公用的”事件，一般而言，是不必冒犯某人，是无须赌注，无须分别，是一致的，是使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事件，但是在一种无须碰触重点的模式上。按布赫迪厄在《论电视》里的原文解释，电视台强调报导客观的理念，以及不断追逐收视率的作为，是有其背景存在的。为了尽可能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所有的报导基本上都会被要求作出同质性的处理，背后的政治因素会被忽略甚至抽空，以便不触及某部分观众的敏感神经。因此，一场公民运动的新闻报导会跟某一场天灾的报导作几乎对等的处理，对观众而言都是走马灯似的新闻事件而已。习惯于这种新闻报导模式的观众，不太可能会对个别新闻事件产生出深刻的认同。一场公民运动背后的政治诉求被抽离了，该场公民运动合理存在的理由，也会因此大幅削弱。
放诸我国，情况肯定更为严峻。对媒体多加钳制的恶法比比皆是，因而导致媒体从业员额外自律。跟政治诉求有重大关系的公民运动，不是被从轻处理，便是无可奈何地加以扭曲诠释。网络电台的出现，即便拥有更大的空间选择讨论的议题，但仍然难逃争取收听率的魔咒。考虑到听众的趣味，许多议题往往无法加以深入讨论。然而，若重大的议题因一再迁就于收听率，而无法展开足够的讨论，公民社会的理念基本上便难以被大众正确地认识到。如何突破上述充满悖论的现实情况，正是每一个投身于网络媒体的人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如此，布赫迪厄生前的实践行为，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布赫迪厄对电视的运作虽多有批判，但不代表他会以消极的态度予以回应。相反，布赫迪厄之所以会被称为续沙特以后，法国左翼行动派知识分子第一人，正是因为他积极走到台前主导舆论，让他成为充满争议性的社会学家。
《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