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华教节特辑】公民社会与华教诉求

随跨越种族的环保和人权等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的新兴崛起,「华教」诉求和华教团体是否还具有其时代的存在意义?有人说,马华社会的民间力量,与成熟的公民社会尚有颇大距离,只能以「民间社会」视之,仅构成公民社会的最低限度的意涵,属于一种「传统性格」的「私性组织」。加之于当代社会多样化和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型,各类新兴议题日渐涌现,仅以「华教」议题为诉求,是否已沦为相对保守和闭封的思路运动?

针对这个问题,台湾陈光兴《国家、民间、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台湾经验的反思》(2007)一文就曾指出,如果将公民社会界定为公民的自由结社,自我组织,乃至自我防卫,那么马华社会以自主力量建立了一千余间华文小学,60间华文独立中学,以及数所华社民办的高等学府,这样的格局,若按人口量来说,「马华应该具有华人世界当中最为庞大的公民社会。」「长期被压抑而又多元复杂的马华社会,正是以公民社会的政治形式存在于马华社会,与国家机器产生协商关系。」

对公民社会的探讨,还得回到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上来。他认为「公共领域」是18世纪布尔乔亚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特征,诸如沙龙、报纸、自治社团等组织所形成的舆论领域,它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国家」等)之间,由私人领域衍生到公共相关利益上来,同时不受国家干预,甚至是力图防止「国家」无限制的延伸以至破坏私人领域的自主性的一个有机体。换言之,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公共领域扮演制衡性的中介角色,追求的是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这是公民社会的真正理想所在。其具体的内容和互动关系,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之中。

而且,一个族群的原生性情感和公民性认同并不必然对立。人类学家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早已指出,尽管公民社会是与工业化、现代性有关,人们常彻底否定传统国家会有真正的公民意识,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强调「现代化」的东南亚新兴国家,并不能简单地用国家纽带和国家认同取代原生性纽带和原生性认同,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

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或是对理想型「公民社会」的追求,或是探讨华教运动之所以展开,不能忽略一些更为核心的问题,亦即华人社群之所以会对其原生性情感的强调与维护,并非「传统/现代」的差异,而往往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并涉及「公平」(fairness)原则的需要,有其当下特殊的本土情境。这就是当代论者之所以提出「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或「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从「公共性」去重新了解整个多元复杂的文化认同过程时,所必当明白的现代身分认同政治的问题核心。探讨华教诉求和华教运动,亦当在此语境下去理解。诚如华教苦行僧沉慕羽所说的:「华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华教不能在沉默中死亡。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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