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跨越种族的环保和人权等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的新兴崛起，「华教」诉求和华教团体是否还具有其时代的存在意义？有人说，马华社会的民间力量，与成熟的公民社会尚有颇大距离，只能以「民间社会」视之，仅构成公民社会的最低限度的意涵，属于一种「传统性格」的「私性组织」。加之于当代社会多样化和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型，各类新兴议题日渐涌现，仅以「华教」议题为诉求，是否已沦为相对保守和闭封的思路运动？
针对这个问题，台湾陈光兴《国家、民间、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台湾经验的反思》（2007）一文就曾指出，如果将公民社会界定为公民的自由结社，自我组织，乃至自我防卫，那么马华社会以自主力量建立了一千余间华文小学，60间华文独立中学，以及数所华社民办的高等学府，这样的格局，若按人口量来说，「马华应该具有华人世界当中最为庞大的公民社会。」「长期被压抑而又多元复杂的马华社会，正是以公民社会的政治形式存在于马华社会，与国家机器产生协商关系。」
对公民社会的探讨，还得回到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上来。他认为「公共领域」是18世纪布尔乔亚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特征，诸如沙龙、报纸、自治社团等组织所形成的舆论领域，它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国家」等）之间，由私人领域衍生到公共相关利益上来，同时不受国家干预，甚至是力图防止「国家」无限制的延伸以至破坏私人领域的自主性的一个有机体。换言之，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公共领域扮演制衡性的中介角色，追求的是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这是公民社会的真正理想所在。其具体的内容和互动关系，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之中。
而且，一个族群的原生性情感和公民性认同并不必然对立。人类学家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早已指出，尽管公民社会是与工业化、现代性有关，人们常彻底否定传统国家会有真正的公民意识，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强调「现代化」的东南亚新兴国家，并不能简单地用国家纽带和国家认同取代原生性纽带和原生性认同，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
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或是对理想型「公民社会」的追求，或是探讨华教运动之所以展开，不能忽略一些更为核心的问题，亦即华人社群之所以会对其原生性情感的强调与维护，并非「传统／现代」的差异，而往往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并涉及「公平」(fairness)原则的需要，有其当下特殊的本土情境。这就是当代论者之所以提出「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或「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从「公共性」去重新了解整个多元复杂的文化认同过程时，所必当明白的现代身分认同政治的问题核心。探讨华教诉求和华教运动，亦当在此语境下去理解。诚如华教苦行僧沉慕羽所说的：「华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华教不能在沉默中死亡。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