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马来西亚的政治海啸，让许多人“出乎意料”和“措手不及”。当时听到一种选民的声音：“我们没想过要这么大的改变”，意味着选民只是想“教训”国阵，并不是真要国阵“倒台”，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结果竟让在野党拿下5个州的政权，更打破国阵在国会占三分之二议席的优势，可谓“兵败如山倒”。
尽管历史不能重来，但历史却让人民看到了民主选举的力量与曙光，没有上一届的政治大海啸，我们怎么可能期待马来西亚的政治有机会步向“两线制”的雏形，也怎么可能想到公民社会运动因此得以因此更加蓬勃？
25年前的茅草行动，是马来西亚政府展现其“威权统治”最“恐怖”与最“黑暗”的一面。119位朝野政党领袖、华教人士、环保分子、社运分子以及宗教人士等纷纷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三家媒体被关闭。同样的行动放在今天，你很难想象。
当执政者开始感觉政权没有“不到翁”，开始忧心政权的“岌岌可危”，以及当人民开始觉悟自己原来有权决定一个政权的去留时，我们才可能看到国家的希望与未来。其实，大量的人才外流与出走，是他们用行动说明一切。
当国民把自己视为国家的“过客”而非安身立命的“主人”时，这个国家还会有愿景吗？
如果没有政治海啸，你敢期待公民社会会有今天开放的局面吗？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可谓放之四海皆准。一个不受到制衡的政府只会使到他们更加“为所欲为”。
428的净选盟运动，不分种族动员了近25万人自动自发的从四面八方上街来围城 – 围着象征马来西亚独立的“独立广场”以要求一个干净的选举，充满讽刺。428展现的是马来西亚公民社会运动的新篇章，也是新里程。要求一个公平、公正、自由的选举是民主的核心价值。试问舍此，民主还是“民主”吗？
人民需要一个民主与开放的土壤，以充分表达意见，以及参与社会的改革。台湾的公民社会在80年代就已开始展现活力，各社会群体力求挣脱国家的管制，追求自主空间，不论是环保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以及校园民主运动等。
308政治海啸，给公民社会运动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政治的打压已经无法凭当政者的意志而一意孤行。在威权的一党专政下，反政府被列为“禁忌”，“内部安全法令”就像一个紧箍咒随时可以不经审讯以莫须有的罪名使你锒铛入狱，对社会运动构成极大的阻赫作用。
2012，应该是我国公民社会展现其最活跃的一年，为环保抗争的有：226反莱纳斯、902反山埃、930反石化；为争取华教权益的有：325华教抗议大会、520关丹复办独中大会、725昔加末复办独中大会、926董总抗议行动，及计划中1125针对《教育大蓝图》的抗议；为求落实民主政治的有：428 净选盟、830民主之诺；以及为保护古迹的506捍卫苏丹街等。这些运动都成功号召数千到数十万名群众上街，成绩斐然。
今年9月香港准备推行“国民教育”，结果被解读为“洗脑教育”，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弹，激起港人的“怒不可懈”，十二萬人抗議遊行，佔領政府總部，各行各業的市民穿上黑衣表达不满，一些學生進行罷課，更有學生和市民在政府總部前絕食抗議，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使特區政府不得不让步。
最终在強大的壓力下，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放棄強制推行「國教」，这个社会运动被喻为是香港人民的大胜利。香港另外两次庞大的社会动员，一是在2003年的“七一游行”，吸引50万人上街，成功迫使政府搁置《基本法》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的立法；另一是在2004 年的30万市民上街要求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特首董建华最终在2005 年被迫下台。
把公民社会的组织标签为反对党的“同伙”，是当政者对公民社会“最大的误解”，公民社会不可能是政府的“传声筒”，对净选盟的成员出国时在机场的刁难，只会显示政府要与“没有政治议程”的公民社会组织树敌。
台湾学者马绍章就指出，公民社會最大的敵人還是當權者。今天的當權政治人物不僅時時刻刻想把政治權力的手伸向社會的各個領域，更不忘在選舉時鼓動與公民社會為敵的民粹運動。
我们的执政者，在选举来临前动辄喊出：“要稳定，不要乱”，威胁选民的意味浓厚，难怪在野党要执政党表态一旦大选落败“和平转移政权”的立场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来届大选，我期待公民社会组织积极捍卫民主选举，让选民可以“无畏无惧”的去行使投票权，选出心中的“政府”，不论政权是否更替，这将是马来西亚民主至关重要的选举。全国选民手中的一票，将为他们的这一代及后代，作出最关键的“裁决”。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