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代的父母再穷再苦，也拼足一生让孩子上大学，赚来的血汗钱都花在高昂的学杂费及生活费；不少孩子为了分担父母的艰辛，昼夜奔波半工半读完成大学教育——小市民上大学，这老梗却又感人的故事，也许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你自己或周围朋友的身上。
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也常言年轻人“要多吃一点苦”，可是这种穷苦是必然的，还是一种剥削呢？
全球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压力倍增，各国学子们不甘忍受资本主义的凌虐，高举“反学费调涨”的牌子，有的更彻底要求“教育免费”。英国、西班牙、智利、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政府相继削减教育开支，引起上万学生反对学费调涨，上街要求全面教改；亚洲社会则有台湾学运分子集结反对学费调涨，他们甚至连同老师及劳工阶级背景的家长，抗议右倾政府的系列亲资政策，并提出免费教育的可行方案。
回观大马，全国大专生团结阵线（SMM）于今年4月动员学生占领独立广场，主张废除国家高教基金（PTPTN），争取免费高教，并成立“独立广场大学”邀请学者免费讲课。社会主义党青年团在更早前也曾联合青年与学生团体，组成“争取免费教育运动”（GMPP）,促请政府废除一切学校收费，全津贴包括学前教育及大专教育的所有的学校。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常被引用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说明人民的免费受教权，但“至少”一词让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高教方面拥有更具弹性的处理空间。金融危机、国库有难当儿，靠资本家支持的右翼政府宁可削减公共开支，包括调涨学费，也不愿对资本家增税。与财团朋党狼狈为奸的国阵政府更不在话下。
右派认为，大学是一种个人投资，也是自我增值，让自己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然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对基本教育的基准已过时，大学教育这些年来早已普及化，成了求职基本条件，高教在如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仅被视为求个饭碗保命的工具。
资本主义挂帅下，大学生已非昔日引领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反成劳动市场储备军，所学仅为贡献劳力予企业创造利润，而这些财团却无需为这些未来劳工负上任何教育开支。有的大老板虽提供奖学金给学生，却以合约捆绑其前景，还要心存感恩，为财团死而后已。
而以反西方自我为傲的马哈迪，当年却选择雷根和柴契尔夫人的私营化路线，导致我国高教在90年代历经大变化：国立大学实行企业化管理，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政府逐渐减少国立大学的教育经费，改为征收高额学费维持学校运作，加上有限学额及固打制，迫使学子支付更高的学费入读私立大学，为私立大学创造了庞大的市场。
1997年为付不起学费的家庭而设的国家高教基金，美其名“助学”，实则逼学生动用未来钱，放入私立大学背后财团的口袋，同时让人民支付原应由政府承担的教育开支。政府也借此“道德”优势，污名化无力偿还学贷的学生，将“剥削”转移成“欠债不还”的伪命题。
这世界已然颠覆，竟本末倒置要我们对国家高教基金的学贷，及那些资本家给予的奖学金跪谢隆恩，让我们忘掉政府本应课征资本家更高的税务作为教育经费，消灭我们对免费教育的想像。而已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我国大学，摒弃校园自主、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校理念，把学生引入不懂思考的单向度社会，进而接受，甚至盲目捍卫如此违背常理的现象。
一“贷”不如一“贷”，从大学时期欠下的学贷，再到进入社会后的车贷、房贷等，政府和资本家的结构性压迫令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会否终其一生地只为还债而劳动，并在老年时重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话儿，我们下一代也“要多吃一点苦”吗？同学们，“贷”代相传的恶性循环，该由我们终止了！
《当今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