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文辉
2009年2月5日，9点15分晚，备受华人社会敬重的华教元老、社会活动家沈慕羽在马六甲住家与世长辞，享寿97。噩耗传来，同声一慟，可说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损失。沈氏精彩的一生，其服务奋斗的精神，对民族国家的贡献，以及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因此无论其生平和精神、隐含的意义、留下的文化遗产等无不成为学术研究很好的题材，产生不少值得探讨的议题。
本文以1994年作为沈氏晚年的起始，主要是之前他仍然是全国性教育组织的领导，继续前此的奋斗，辞卸主席职后，才算正式引退，开始他人生另外一段不同的旅程。
晚年沈氏的关怀和活动以其说是教育，毋宁是文化的。沈氏贵为董教总名誉会务顾问，但他可以发挥的余地极为有限，顶多是在仪式性的场合或重要大会上发表演说，讲讲鼓励话语，激励士气。华社普罗大众对他的尊敬固然无可置疑，但华教领导对他的尊崇，当摆在斗争和利益的天秤上时，似乎黯然无光，其光环似乎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在受到羞辱性的回应时，带来的是灾难性的难堪。华教领导虽然无视沈氏的存在，但华团关注书艺文化的领导，此时却看到了沈老的文化价值，在沈氏积极推动和领导下，鼓吹书艺活动，提倡崇儒运动，这可从报章上连篇累牍刊载有关的新闻可见一般。事实上，文化事业或许是其中一项沈氏长期念兹在兹要推动的，只是在辞卸教总主席职前，华文教育风雨飘摇，分身乏术。沈氏晚年以孔教会为基地，一面搞孔教，一面办书艺，两者可谓一而二，二而一，这在他晚年下半期更为明显。从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其实这是中华文化的推广，如果冠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推手，应该也不为过。沈氏晚年文化上的贡献和光芒实非教育领域望尘可及，尤其在他身后，沈氏被提名国家文化奖的传闻甚嚣尘上，可见端倪。事实上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难题，沈氏以其文化人格的魅力在中华文化的推动上取得一个好开端，接下来如何持续不间断乃至发扬光大，无疑是我们必得详加思考的问题。
沈氏晚年尊崇有加，但沈氏接受拿督勳衔和自封“族英”却引来了诸多议论。虽然华教人士受封大有人在，但如此高级别的华教领导受封还是头一遭，因为位居全国性的领导，从1920年代的庄希泉、钟乐臣到1960年代的林连玉、严元章等，只有被对付，甚至至今仍无法平反，何况是封赐。当然，沈氏受封首先与时代不同，政治风向转变有极大关系，如果将沈氏放置在1920和1960年代，恐怕难有此待遇。其次是沈氏的领导方式属较温和派，但贵在能和而不同，较少与政府产生激烈对抗，较为有关方面所接受。更令人非议的是沈氏接受的勳衔级别其实不高，以如此高级别的领导接受级别相对较低的封衔，似乎有被收买之嫌，虽然在受封后沈氏不断声言“受封不等于封口”，而他往后的言行也证明其言行确实一致。如果沈老拒绝封赐，无疑让华教运动的斗争更为一贯，这或许是华社颇有微言的其中一个症结。受封所引发的另外一个争议是沈氏的“好名”，此事后来因为沈氏自封“族英”更遭人窃窃私语。林连玉身后华社称誉为“族魂”，实至名归，但沈氏却在生前自冠“族英”，一般上荣誉和称号是由他人或后人公认和赐予，方可名实相符，鲜少自我加封。华社的非议，其关键在此。当然，林连玉和沈氏皆为华教运动史上了不起的领袖，沈氏恐其身后后人无法如实给予定位，故先行定位，让后人参照。但后人是否采行，已经非沈氏个人意愿所能主导，还得胥视后人的评价。报界老前辈张木钦的评论或许最能恰如其分说明情况：“沈老是儒家，不可能自外于名利。一个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人，希望身后留个芳名，不但正常，而且应该。当然，如果沈老亲口说：‘是的，我爱名。’那是有点奇怪，但是也不必再三撇清。他又不是浪得虚名，或者沽名钓誉。”沈氏好名或有可议之处，但好的其所，缅怀其贡献，或许吾人可用较宽容之心看待此事！
或许沈氏有“嫉没世而名不称焉”的焦虑，但综观其晚年仍然言行一致，坚持立场，一如既往。马华公会曾分别于2000年和2005年重提恢复沈氏党籍，但都被回拒了。沈氏乃马华创党的最早会员，也曾担任高层领导，虽不为党领导所容，而遭开除，但以沈氏宽容忠厚的个性，从他对马华会长黄家定的期许，可看出沈氏对马华仍然有所期待，但沈氏不因为如此而违背原则，仍然坚持立场。他受封拿督，但不断强调这不等于封口，因此他晚年常抨击政治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皆可作如是观。沈氏凡事皆望面面具圆，两全其美，但绝不为和而和，有其底线和立场，这无疑皆是典型的沈氏处事风格和哲学。
沈氏晚年的风光，在华教运动可谓是个异数，但与此同时也揭示了投身于华教运动者的晚年不必然如林连玉般的含辛苦烂，也可以是皆大欢喜的收场。沈氏系出名门，在其晚年尽显世家气派。沈氏是镁光灯聚焦所在，在赞誉祝福下荣休，晚年宠荣有加，与林连玉大异其趣；子孙后代约800人，身后有大量文化遗物，死后马六甲市政府还以其名字为路名，与林连玉身后了无一物，实不可道里计。其实最后15年是沈氏之前奋斗成果的验收，他宛如天王巨星，光芒四射，各种各样的奖项、勋衔、表扬万千宠爱在一身，令人目不暇接，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华教人物类型，如果以儒家圣人类型标准来区分，林连玉或许近似伯夷叔齐的圣之清，而沈氏有近似柳下惠的圣之和。
沈氏晚年虽然从教育领域退下，但其社会文化活动仍然丰富多彩，为其“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人生划下亮丽的休止符。在教育领域他退居幕后，但仍然持续关注华文教育。他担任董教总永久会务顾问，经常出席华教团体常年的活动以及重要会议，即席演说勉励的话语来鼓励同道；常透过媒体发表有关教育课题的看法，立场坚定，始终如一；教学上他继续但任晨钟夜学校长，主持校务。在文化领域他大展拳脚，推动孔教活动，推广书艺文化，筹设书艺馆。由于沈氏数十年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努力和奋斗，为他晚年迎来无数荣耀，各式的表扬和贺寿大会、国内外的奖项和封赐、以沈氏命名的建筑和纪念馆的成立、沈氏资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等是。因此沈氏的晚年以其说是教育，毋宁是文化的，更能符合事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沈氏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他受封并自封，无疑引来议论，但贵在能一如既往，坚持立场；沈氏宽厚能容，却和而不同，不为和而和。这些高贵的人格特质没有因为功名利禄而变质，小德或有出入，大德却不逾矩。其一生言行举止实为马来西亚华社乃至国家留下良好文化示范，楷模足式，或许这正是何启良提出：“以道德人格的典范来防止文化人格的失范”的意义。
（作者为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沈慕羽资料汇编》系列丛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