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在独立以后，致力于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独立了五十六年的马来西亚，经历了1956年拉萨报告书以及1961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先后奠定了国语（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地位，同时也奠定了华语及淡米尔语成为国民型小学的教学媒介语的基础。
1971年，马来西亚第三任首相敦胡申翁在检讨国民教育政策时，在以马来语、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的学校推行儿童基础教育的纲领，同时继续承认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大专教育、贸易及国际事务的重要用语。而1985年，时任副首相马哈迪医生在检讨国民教育政策时，不仅一再强化了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地位，更喊出了“语言为民族的灵魂”及“语言团结民族”等口号。
1996年教育法案强调素质教育以及注重价值观教育的同时，也确立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同年推行的私立高等教育法案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了今天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缘起。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其国民教育政策却是以单一民族语言出发，其他民族的母语教育发展，尤其是华文教育的发展则必须靠相关族群的民间力量争取；而由代表各个族群的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却常以所谓的“协商”精神，在华文教育发展课题上，让传统上代表华人社会的马华公会及民政党以“取”与“舍”的游戏规则，颁布发展华文教育所需的资源。华文教育的发展资源因此成为了执政权力制衡马来西亚华人朝、野政治力量的手段。
201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的国民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发展，依然呈现强势民族语言对弱势民族语言的局面；尽管几乎所有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马来西亚各族国民已经能够掌握国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尽管多元化已经成为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资本，我们的国民教育政策显然并没有走出狭隘的种族框框，也没有顺应当代全球化的挑战，做出必要的改革及提升。《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所引起的争论，正是最好的例子。
各源流学校以及华文独立中学的存在既然已经是国家自独立以来的事实，何以在独立了56年后的今天，还被视为不利于国民团结呢？追根究底，这和一些眼光狭隘、种族主义至上的政客有关。说得更彻底，当你想爬上国家政治的最高位置就必须手晃匕首时，你这个所谓的全民选出来的国家领袖，基本上也只能代表某个大多数族群的利益。当你在牺牲少数族群的利益时，可能你忘记了你不再是全民的领袖，也无法从客观的现实条件和国际竞争的角度，提出对国家建设、国民建构最好的政策和纲领。
历经56年的马来西亚国民教育政策，未来的方向本应该朝向多元化发展，允许多元语言教学，发挥本身作为多元社会的优势，培育具备全球化竞争能力的新生代。可惜啊！当我们的大学生对社会领袖提出国家教育的看法时；当大学生以外国成功大学的例子比较我国大学制度时，你却告诉他国情不同而不可同日而语，甚至驱逐他到外国去。请问这样固步自封，你怎么可能提出一个致力于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国民教育政策呢？
教育改革始于公正、有远见的国民教育政策；而此时此刻我们应当检讨的，不仅是如何重新规划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国民教育政策；我们首先更加应该检讨的，是把适当的国家教育决策人，放在适当的位子上啊！
《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