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基于亲、地、神、业和文缘建立了各类社团组织。据笔者了解，目前较有影响的有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简称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等；华文报刊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东方日报》、《联合日报》、《诗华日报》等。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自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最初的华文教育是附设在庙宇、店铺或住家中，主要是以方言教学，教学内容重点在于灌输传统的中华文化与价值观（例如：吉隆坡惠州会馆私塾（循人学校的前身）），常常是将血缘性的组织与教学达到双管齐下的效果。目前，马来西亚可学习华文教育体系：六年国民型华文小学及六年华文独立中学/五年国民型华文中学。至今马来西亚共有1,291所华小，学生约60万人。截至2012年，华文独中有61所。据《南洋商报》报导，2016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达84,363人。高等学府则有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韩江大学学院等。此外，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亦主要招收华裔学生。[1]以上几个重要的、历史悠久的文教组织，对移民华人的贡献大过于政治团体所起的作用。华团领导人一直秉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理念服务乡亲。其中塑造一个国家意识为先的“马来西亚族”，实有待这项传统种族意识的淡化，“公民”意识迥然有别的情况才能够改善。[2]
对林连玉的了解、敬佩与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归趋
近两年在马来西亚三次学术参访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由15个华人团体出钱出力成立于1985年的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以及2007年开始筹款，除热心的华侨领袖捐款外，令人动容的是全国独中“家家十元”，以及全国华小“一人一元”的捐献运动，至2013年落成的林连玉纪念馆，这三个机构戮力于华人文化的保存、研究以及跨族群的社会文化活动的举办，令人印象深刻。
在两次带着学生参访林连玉基金与林连玉纪念馆的过程中，方才了解1924年林连玉毕业于陈嘉庚所创办的集美师范，后于母校服务短暂时间。1927年集美学校因学潮事件而关闭，林连玉南来新加坡谒见校主陈嘉庚，请求复办学校，之后就到霹雳州爱大华国民学校任教。后来因为朋友邀约到荷属东印度（今称印度尼西亚）爪哇任抹埠中华学校任教，並不时在报上发表文章，引起荷兰政府的疑忌，有传将对他不利的消息，刚好那个时候，他的老友郑兼三想把他拉到巴生为共和学校服务，他就借机会离开任抹埠。他离开马来亚估计有5次：1.1927年到荷属东印度任抹埠任教。1931年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马来亚巴生共和学校任教；2.1929年或30年初，回乡省亲数月；3.1933年底返乡奔母丧；4.战前参与雪兰莪医药辅助队追随英军撤退到新加坡；5.1946年10月最后一次回乡处理家务，其他时间一生尽卒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人公民权利的争取。1934到1961年接获内政部褫夺公民权通知书之前，都在吉隆坡尊孔学校任教。
1949年林连玉推动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隔年担任公会主席。1951年为了反对所谓意图将华校消灭的《巴恩报告书》而推动教总成立，同年正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1954年以教总名义提出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同年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联手阻止教育部在华语学校设立英文班，避免华校成为英校。隔年，林连玉率领教总、董总代表到马六甲和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代表团会谈，并以在自治选举前暂时不提华文列为官方语文作为谈判筹码，以利联盟竞选，换取联盟答应若执政后将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及重新厘定对各民族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1956年与华人社团发起“马来亚联合邦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提出四大要求：国民条件为属地主义、留 居五年者得申请公民权、公民义务与权利皆平等、华文设为官方语文之一。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接获内政部通知将要褫夺他公民权的通知；8月22日，林连玉被教育部长吊销教师注执照。1963年8月24日，林连玉著作《回忆片片录》被内政部列为禁书。1964年10月23日，正式被褫夺公民权。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逝于吉隆坡，丧礼出现上万人空巷送葬的场面。逝后被大马华人称为“族魂”，印裔文教团体淡米尔基金会称为“母语教育”之父。他有名的诗作可表达他一生的心志曰：
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
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
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
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提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如此剧烈的变动转折，数百万人民流亡迁徙，家国兴费，政治起伏堪称“史诗”时代。这样的“史诗”，展示了中国人文领域的众声喧哗，启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主体，而不为一时一地的政治、信仰所屈所惑。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称之为“诗”。[3]在变动剧烈天地玄黄的20世纪，无论是第一、第二汉文化地区，都面临了空前的巨变，而我们看到林连玉为第三汉文化区的新、马如此力挽狂澜、不惜以身殉道的护卫中华文化，能不汗颜？
2019年4月，笔者带领参访的学生刘崇佑写道：
华人这个社会对教育的坚持以及投入，在那段华人被马来西亚巫族当权打压的时代，有林连玉先生这样身怀中华文化气节的老师，拼了命也要为华教争一口气，是真的令人动容！他的身上也完美体现了华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其中最为感动我的是他的那段：“我说我的头上是天，我的脚下是地。我林连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不变节投降、我没有垂头丧气、我没有逃避走开！我要告诉大家，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他的价值跟我们的生命互相比重，我们为着保卫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让人家在我们的尸身上踏过，但是我们不能忍受人家剥夺我们神圣的权利、不容许伤害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完全的发挥了林连玉在自述的诗文最后的那两句“横挥铁腕批龙甲，怒愤空拳搏虎头”。
吴品妤同学在参访基金与纪念馆之后也说：
马来西亚的经济靠华人支撑，却排挤华人。然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却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团结，从教育的坚持、土地的捍卫、经济的发展，维持华人的自尊、守住华人的灵魂。马来西亚的华人，知道成功的路很远、很崎岖，所以他们坚持而且团结。林连玉先生说：“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是建设。”林连玉先生终其一生为马来西亚华人教育奉献。要有多大的尊敬，才能一手打造出一个纪念馆，要有多大的了解，才能这样滔滔不绝的、有自信的，将另一个人的一生，让更多人知道。从林连玉纪念馆馆长句句打动人心深入的介绍，可以感受到他对林连玉先生的敬爱。
从以上两位同学深切的感受，可了解林连玉一生的行止，也激起了在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与敬佩。林连玉基金多年来锲而不舍地争取华文教育的权益与地位，功不可没，但至今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仍然不尽理想，华人仍然有漂泊的心灵，漂泊者如何找到心灵的故乡？吾人再次引述余英时的“遗民漂泊心境”，他在为刘再复《西寻故乡》作〈序〉说到：“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4]他在回顾漂泊的生活所忧虑的是“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的困扰”。[5]在此漂泊的大时代，反而激荡余英时进入学术巴别塔的动力，他这个“文化困扰”转化成深入探究中西多元文化的意义，诚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的肯认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是一涉及公共与私我两个层面：“在私我领域里，透过有意义的异己（significant others）的接触和对话来建构自我属性；在社会或公共领域里，不同属性的建构必须仰赖公开的对话，在对等承认（equal recognition）的论述中建立彼此的平等关系”。[6]余先生在私我领域中没有太多的困境，但在公共领域中他花了一生的大气力，深入中西文化的传统与当代多元主义的精义，深究中华文化的肯认与再造问题。余先生对中西相关议题的分析，尤其是他不愠不火分析资料的态度。诚如余先生所说，反观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是相持不下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主义固然以‘创新’而自负和自傲，保守主义者也同样以维护传统的价值而引以为荣。‘创新’和‘保守’在西方已提升为政治原则，其实何止政治，应该说是普遍的文化原则。我希望心向‘创新’的人能够尊重‘保守’的价值，心向‘保守’的人也要能懂得‘创新’的意义。……爱因斯坦对一群小孩子说过：要好好接受这份遗产，要懂得去珍惜它，并增加它”。[7]这种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理性分析与不执着的见解，有如庖丁解牛般，精微的入乎其内，又能巧妙的出乎其外。马来西亚华人对传统不离不弃与珍惜，值得吾人敬佩。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1] 陈琮渊、黄日涵：《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页46-47。
[2] 祝家华、潘永强主编：《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的再造》（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2007年），页25-36。
[3] 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北：麦田出版，2017年），页7、611。
[4] 余英时：〈刘再复《西寻故乡》序〉，收入于彭国翔编：《会友集（下）——余英时序文集》（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页276。
[5] 同上书，页10。
[6] Charles Taylor, with commentary by Amy Gutmann edit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2-37.
[7] 余英时：〈创新与保守〉，收入于《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页291-292、294。